浅析夏衍改编剧作的风格及手法
赵瑜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电影而言，夏衍在一定意义上称得上是一面旗帜。
谈论夏衍的电影剧本创作及改编，和通常意义上的作品研究不同。因为首先他的作品已经脱离了孤立创作的范畴，同广泛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和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写照，并且始终和时代的风云变化息息相关，夏衍一生中最为优秀的剧作都是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紧密联系的。其次在剧本的改编方面确立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夏衍曾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他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忠实于原著，但也要力求比原著有所提高”。在他出版过的电影理论文集中，其中《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被公认为中国电影剧作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更以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创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电影改编理论。对当前的电影剧本的创作和改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上个世纪30年代改编的《春蚕》，还是五六十年代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和《憩园》，都是颇具特色的优秀之作，尤其是《祝福》和《林家铺子》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而所有这些影片对名著的改编，无不是立足于现实和依赖高超的艺术手法来完成的。下面就对夏衍不同时期改编的三部作品《春蚕》、《祝福》、《林家铺子》在深刻的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运用电影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提升原著高度两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上个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日益加重的社会背景下，左翼电影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对以往漠视现实生活，宣传侠盗之类的商业电影，以真实的人生为支点，扩大电影题材，使关注现实苦难和社会时代的弊病成为当时的主流趋势，从而造就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的根基，而夏衍无疑是这场左翼电影运动中的杰出代表。
继第一部反映长江流域16省水灾的电影剧本《狂流》之后，夏衍在1933年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的《春蚕》，这部作品朴实、平实，没有任何尖锐戏剧冲突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作为一次突破性的尝试，首次将新文学改编成剧本，将新文学的因素带入电影，夏衍也从此开始了他改编高手的历程。《春蚕》冷竣地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丰收成灾的现实境遇。它全景式地再现了江南农家的生活，通过对蚕农完整劳动过程的真实记载，反映了农家生活的辛酸。无论是道具的选用还是江南农村特有的景致展现，都是把真实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极具“纪实美学”的价值。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将剧本赋予人生的个性色彩在银幕上得以自然的体现。如蚕农老通宝一家的人物形象，老通宝的勤劳守旧和多多头的大胆多情等塑造得十分鲜明。尤其是老通宝的形象十分典型，可以堪称是20世纪30年代农民形象的代表。另一方面在描绘真切自然的同时，更深入地再现人生的无奈与苦辣酸甜和面对无常命运的焦急疲惫，痛苦辛酸。使得整部影片别具一种真实的美感，为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走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基于在改编时，夏衍没有采用既省力气又易于被当时观众所接受的提高戏剧性的方式来吸引观众，而是力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的艺术风格。在生活的广度上和艺术的深度上进行挖掘和创造，为时代推波助澜。《春蚕》没有采取戏剧化手段将剥削压迫“物化”成为一种可见的恶势力，而是还给他以本来的“无形”的面目，在这双“无形”的手的支配下，细腻地展示了平静的生活流程如何将人慢慢地引向灾难与绝望。从而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在“公平交易”外衣下的巧取豪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影片将蒙太奇的电影思维和通过视觉化的细节和环境的处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富于表现力的电影语言来体现这种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30年代出现的一大批优秀情节的影片，在时空结构、造型表现、声画蒙太奇方面都有了很大突破，正在逐步摆脱电影初期舞台化影响的痕迹；在叙事上，不再沿袭戏剧叙述的模式，突破了戏剧的束缚，形成了写实性电影比较自由的时空观念和朴实的叙事风格。在上述电影语言的运用中《春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无声片的时代，要保证完整的时空状态的叙事内容，字幕的作用必不可少。字幕在其中虽近乎是阅读工具，但在电影中它等于是对于画面的一种补充，从而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如《春蚕》中“一个春风怡荡的午后”，“在期待和紧张中过了三天”等，是说明叙述情节的需要，而“这是一个千百年来相传的仪式，今后一个月，他们便要整日整夜地和恶劣的天气以及不可预测的命运进行搏斗”，这里在对情节的描述中，带上主观说明和评价，也是作者告之观众的感情体现。在《春蚕》中还有“头眠，二眠，三眠，蚕壮了，人瘦了！但是老通宝一家充满了空前的喜悦”的描述，显然是人物心理状态的点睛描绘，是情感的渲染与点化，它使得画面的意味更加真切，加强了我们对人物复杂内心的理解和接受。另外“溶”镜头的多次使用，对人物情态的展现，和人物内心的描绘都是夏衍运用电影语言的成功之处。当时就有人称赞这部影片“不用标语口号，不用想象，不用戏剧的夸张来粗暴但是空虚的发泄，而只是抓住了现实，细针密缕地描绘出帝国主义者侵略之下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蚕业的命运”。这种尝试改编的意义不仅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在艺术手法的观念上也是一样的，在改编过程中，夏衍没有按照人们建议的那样去做，而是在努力地严格遵循着原著提供的情节发展方向和任务的行为逻辑上进行改编，使改编创造和原著素材有机融合成一个整体，《春蚕》准确地把握和保持了原著的那种娓娓而谈、平易亲近的叙述风格，并恰当地将电影语言运用到其中，这正是它改编最成功的地方。
谈夏衍的电影离不开时代背景，无论是上个世纪民族矛盾剧烈爆发的30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平稳发展的50年代，夏衍的创作都是与时代密不可分的。在对英雄“高大全”的形象热烈歌颂的年代，电影人物形态都表现出单一的一面，所谓时代精神主宰下的产物。夏衍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电影文学作家们，演示的也都是一种“围绕在一个特定符号里的旋律”。但必须提及的是，在相当政治化的年代，夏衍一方面转变身份，顾及时代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坚持“电影需要为人民服务”，“努力地由百姓观点，被压迫者的观点，表现他们的失望、愤怒、惋惜、苦恼和希望，把电影转化成一首诗篇”，使得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和严谨的传统血脉得以传承。《祝福》和《林家铺子》便是这个时期诞生的时代精品。
1956年，夏衍根据鲁迅的原著改编了《祝福》，1958年又根据茅盾的原著改变了电影剧本《林家铺子》。这两部作品结构严谨，风格朴实，人物形象饱满，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首先《祝福》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而拍摄的，它也是中国大陆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夏衍在改编的过程中，忠实于原著当中冷峻凝重的悲剧氛围和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思想深度并且有着鲜明的电影表现特点，是中国名著改编电影中一个成功的范例。影片创造性地丰富了作品的细节和生活环境，并成功地塑造了祥林嫂这个人物形象，使熟悉原著的人都信服地统一在银幕上祥林嫂的艺术形象上。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神权、族权和夫权等重重锁链造成的结果，是旧社会千百万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夏衍改编的剧本在情节上抓住了祥林嫂生活中几次坎坷的命运，有层次和节奏地展示出人物的喜悦与悲痛，忍受与反抗等不断变化起伏的感情特质。特别是其中三次“祝福”场景的前后对比以及祥林嫂儿子阿毛鞋子的数次出现等细节，将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从而深刻地体现了原著的批判力度。另一方面，夏衍在改编的时候对原著的一些细节进行了修改，为影片增色不少。如：为使故事完整统一，没有让鲁迅先生出场，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保证了叙事的连贯性；并让原著中的祥林嫂询问灵魂有无变成自问式的独白；而关于祥林嫂砍掉她捐的门槛的电影情节，夏衍则是以开放的眼光，依据越剧的改编，这样做更符合故事中人物性格的特点和性格走向。而影片另一成功之处在于画面真实地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江南乡镇风情。片中布满青苔的拱桥、深锁的庭院、门楣上的匾额、阴森昏暗的神庙、江南水乡特有的乌蓬船，鲁家写春联，煮福礼，擦锡器，点檀香，山地人娶亲等风土人情，都真实地再现了鲁迅笔下特定时代中特定的地域风情。
而另一部由茅盾的著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它凭借细致而精彩的写实手法，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优秀作品之一，是特定年代诸多以名著改编的方式成为银幕经典的创作范例之一。在改编过程中夏衍遵循原著，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利用电影形式再现了茅盾原著的主旨：用林家铺子的命运映照那个动乱时代整个社会经济破败的现实，用林老板这个悲剧典型表现当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整个民族工商业的共同命运。在极其凝炼隽永的笔触中，描绘了一幅30年代遭受战乱冲击的我国江南某镇的生活图景，简洁地勾勒出了饱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榨的中国社会的缩影——林家铺子的命运变化图。影片以复杂的眼光审视林老板，隐含着一种既同情又批判的态度。表现出林老板这类人物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他既受官僚资本的钳制，同时又剥削、欺压比他更弱小的人们。在谈及《林家铺子》的改编时，夏衍曾说：“在当时为了要组织起‘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对压迫较重的中小工商业者，主要还是引导他们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不把矛盾集中到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可是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在今天放映时，观众就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对《林家铺子》里的人物做出应有的阶级分析了。对林老板这个人物性格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处理成‘对豺狼是绵羊，但是他对绵羊则是野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把林老板写成一个十足的好人，不让今天的观众对林老板有太多的同情，应该说是完全有必要的。”在原著中，茅盾将林老板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人，而夏衍的剧本丰富和发展了原作，深刻表现了林老板驯良怯懦的个性。也揭示出他一旦走投无路，也会露出欺小凌弱的面目来，使得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更立体化和复杂化。再加上谢添以其细腻的表演，拉开了人物的感情层次，突出了复杂的矛盾心理，使其成为新中国银幕上又一个具有魅力的艺术典型。另外一点在《林家铺子》叙事方法的改编上，夏衍最初曾设想用倒叙，即以20世纪50年代一个工商业辩论会开场，已经是40多岁的寿生，这时作为公私合营商店的私方经理，在辩论会上用今昔对比的方法追叙20世纪30年代，从而转入影片主要表现的场面。后来，这一设计被夏衍否决了，认为这是“带上一顶帽子和拖了一个尾巴”，在结构和情节上都很不协调。也正是夏衍的艺术眼光造就了现在影片的经典样式。这部改编的电影不仅精准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主旨，还完成了同社会政治环境良好的沟通，从而成为了新中国电影中最杰出的艺术典范。
综上，把握时代脉搏，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铸就了夏衍剧作的现实主义价值，并以其出色的创作成为中国电影标志性的存在。“塑造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包括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人物性格，将典型的中国环境中的典型的中国人呈现于银幕之上，反映出不同于外国人的中国人的伦理，而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需要，得到社会容纳与群众认同。对于中国电影的创作者来说，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番话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