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
（1884年11月12日）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唯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疑，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谍，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竹添进一郎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17）
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的禀函，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因束兵士，一如战时外”。袁世凯本人更是日夜监视敌人动向，各方面的情报都较及时而准确。（18）
尽管袁世凯日夜监视，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保持高度警觉，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还是没有料到政变的发生已是迫在眉睫了。1884年12月4日，政变爆发。4日晚6时，开化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朝鲜政府官员和外国驻朝鲜使节赴宴庆祝。朝鲜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与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出席，日使竹添进一郎托病未出席。席间，开化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离席察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把亲华派大臣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哗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迅速冲进王宫，迫令国王写出“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持敕书引日使竹添进一郎带兵入宫，把国王、闵妃软禁于景佑宫。然后矫诏传亲华大臣入宫，进去一个杀死一个，先后被杀的有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等人，几乎将宫中亲华重臣杀光。翌日，开化党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职，并将新政府中枢名单函告各国公使。开化党于6日上午，以国王“谕旨”的形式颁布了他们的十四条政治纲领，美、英等国公使皆入宫晋谒朝鲜国王。这一年是甲申年，朝鲜历史上将此事件称为“甲申政变”。
开化党发动政变，洪英植等入宫胁迫国王移居别宫，并请日兵入宫护卫。国王、闵妃等被禁闭于景佑宫，亲日派大权在握。政变猝发后，清政府驻朝商务代表陈树棠立即通知袁世凯等人，接着朝鲜官员金允植、南廷哲等前来请救兵营救国王。此时的朝鲜局势异常紧张复杂，开化党人勾结日本人挟持国王，阻断宫中与外界的交通，汉城流言广布，甚至传出将对朝鲜国王行废立的传闻，京城内外人心惶惶，群情激奋。
面对严峻的局势，袁世凯与吴兆有、陈树棠商定，由陈树棠约请各国公使出面，要求日本从王宫退兵，之后再惩办乱党挟持国王戕害大臣的罪行，如日本拒绝，则兵戎相见。（19）而日使竹添进一郎置之不理，朝鲜政局情势险恶。而陈树棠主张静待局势发展，并向李鸿章发函汇报局势。而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电知李鸿章最快的途径就是由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送往旅顺，再由旅顺电告李鸿章，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按常规情况，所有对朝决策都应该由李鸿章奏请清廷作出，驻朝将领没有资格随便决定政策方面的事情。但是此次事发突然，而且情况严重，若按常规请示，势必造成延误，坐失机会。袁世凯强调事态已到了十分紧急的地步，不能待命后再行动，如听任亲日派掌握政权，朝鲜就会摆脱中国而依附日本，他指出：“若日兵劫王东去，别立新主，则在此保护弹压，既失一国，又失一君，咎孰大焉？”同时他还考虑到：“韩既附日，韩乱党必断我归路，合兵攻我，何由回国？”（20）袁世凯指出必须背水一战，如再等待清廷决策命令的下达，挽回大局的机会极可能就此失去，在这个紧要关头，袁世凯果断地做出了带兵强行进攻、营救朝鲜国王李熙的决定。吴、张二人终被说服，同意了袁世凯的决定。袁世凯指挥庆军会合朝鲜新军左、右营，分三路入宫。袁世凯自率庆军庆字营及新军左、右营为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庆字营和朝鲜新军皆是袁世凯训练，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很快进入景佑宫，与敌军展开数轮激战；日兵曾据王宫狙击，袁世凯督兵还击，后日军退出王官，遭清军包围。这时洪英植、朴泳孝等劫韩王逃北门关帝庙，袁世凯派人追击并营救韩王。这时吴、张二人也率军赶到。日本使者竹添进一郎得知事情不妙，乃自焚使馆，率兵出小西门前往仁川，金玉均、朴泳孝等叛臣随日军逃跑，10日，袁世凯拥国王李熙回宫，平定了“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被袁世凯迅速平定后，朝鲜国王李熙邀他住在国王的偏殿，朝夕会晤。各部大臣环于袁世凯左右，听从指挥。12月15日，袁世凯上书李鸿章：“此时为朝鲜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即了。然泰西方盛，不数年必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他针对于日本“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要求“先派兵轮十数只、陆军数千人先入屯扎”，则日本“必可翻然乞和”。（21）而此时的清政府正忙于中法战争，李鸿章因海防失败、台湾被法军封锁、越南北部的清军接连失地，被整得焦头烂额，无暇东顾。因此，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失和而另起兵端，袁世凯的建议并未予以采纳，指令袁世凯朝鲜局势应该“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
然而，正在袁世凯为平定“甲申政变”而洋洋得意、挥斥方遒之时，他意识不到的内外的指责和诋毁接踵而至。首先是来自日本方面，清军挫败了日本势力渗透朝鲜的计划，而对在粉碎政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尤为切齿痛恨，“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竹添进一郎不断地向日本政府指控袁世凯首先发难，把一切责任都转嫁到袁世凯的身上，指责袁世凯首先向日军进攻，造成日本军民的伤亡，并建议日本政府与清廷交涉，处罚中国营官，撤退中国驻朝军队，并向日军谢罪。而此时的日本舆论异常激愤，日本政府催促清廷解决这一问题。10月底，日本政府向李鸿章等问责日本使馆被焚事件，并暗示将追究日本士兵死伤的责任问题。不久，丁汝昌率舰船两艘进驻马山浦，并奉命传达谕旨，令袁世凯、吴兆有等人不得妄动。
袁世凯还受到清政府内部的指责，有人弹劾他擅开边衅。而由于袁世凯在军事上过度专断，吴兆有本来就对袁世凯深为不满，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在袁世凯身上，同时还控告袁世凯擅自挪用军款。原来，在政变中被杀的朝鲜保守派官员，均与袁世凯交往密切，在政变平定后，他顾念旧情并为了提高中国在朝鲜的威望，从军饷中拨款抚恤死者家属，打算事后作正常开销报账。不料吴兆有以此大做文章，加以揭发。同时还告他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等。事后袁保龄曾告诫袁世凯说：“汝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即受阔字之病。”（22）
在这种局势下，清廷派遣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两淮盐运使续昌二人为正副钦差，赴朝处理善后事宜，此时袁世凯成了被查办的对象。调查的焦点为“首开战端”的责任与焚烧日本使馆事件的真相。竹添进一郎虽然承认收到袁世凯等人发出的信函，但“未及开封”便遭到攻击。（23）袁世凯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反驳：“弟等以为邪臣作乱，敢拒天兵，故而施放小枪，自为捍御，初不知先发枪炮者，即贵公使为之也。而且云‘赠书未及开封，我兵闯入’，夫兵家之情，瞬息万变，贵公使朝奉我书，日夕不览，以此为词，弟所不解。”（24）而在焚烧日本使馆的事实真相辩论中，竹添进一郎咬定是朝鲜士兵袭击了日本使馆，并放火焚之。袁世凯与井上馨、竹添进一郎据理力争。袁世凯还向吴大澂、续昌上书书面报告，叙说事情的原委，并亲自谒见两位钦差，当面辩解。
当然吴大澂在来汉城之前，李鸿章把保全袁世凯之意透露了给他。此时，查办袁世凯并不是两位钦差的根本所在，两位钦差的主要任务是“剖析中倭误会”，“免生衅端”。（25）吴大澂、续昌两位钦差大臣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并没有对袁世凯的“首开战端”做过多的责让，而是据实予以澄清，上报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了结此案。
袁世凯在平定“甲申政变”之后，引起了中日之间的一场政治风波，加之清廷内部的流言诋毁，让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的袁世凯愤懑不已。适逢嗣母牛氏生病，袁以此为借口，“抽身而退”。1885年1月31日袁世凯由汉城携眷乘坐“超勇”号启程回国。袁保龄对袁世凯于此时此刻引退大加赞赏。他说：“凯侄脱身回国，想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26）李鸿章见袁世凯能在是非交错的朝鲜政治旋涡中，不避嫌疑，果断率军出击戡乱，及大事面前的临危处理的才干甚为欣赏，也看出了袁世凯有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是难得的军事外交“奇才”。
在激烈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局之下，袁世凯显示了他天生的政治敏锐嗅觉和深刻的洞察能力，在乱世中不断地取得成功。这种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为他日后的重获启用，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声誉。
五、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甲申政变”中日本参与政变，清政府出兵镇压政变，将中日双方处于直接对峙的位置。“甲申政变”被清朝驻军迅速镇压，表明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和地位远比日本优越。清政府的优势地位和通过镇压政变扩大的控制和影响，是日本无法坐视不理的。“甲申之变”引起了中日外交冲突，日本国内与清政府开战的舆论一时间四起，竹添进一郎攻击袁世凯首开战端，但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日本不具备和清政府开战的条件，决定采取和平方式与清政府谈判。日本政府任命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参议兼农商务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等与清政府展开交涉。日本政府给使团训令中规定了对清政府交涉的两项要求：第一，处罚12月6日事变中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第二，驻扎汉城清、日军队撤离。（27）得此训令后，1885年2月28日，伊藤博文等离开横滨前往中国。4月3日，李鸿章、伊藤博文谈判在天津开始举行。后经过双方多次交涉，4月18日，中日双方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订立“甲申政变”善后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分别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代表各自政府签字，条约内容主要有：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8）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江华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使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更是成为日后日本出兵朝鲜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的借口。
关于惩办袁世凯等，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鸿章的折中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29）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袁保龄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30）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31）
袁世凯归国后的朝鲜并不太平，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1885年7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除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不断渗透以外，俄国、英国和其他的列强也对朝鲜蠢蠢欲动。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而随着自主意识的加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朝鲜对于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心存不满，希望通过各国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自由和独立。在这种形式之下，朝鲜与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缔约国有权将军舰开到另一方的任何港口，不管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等于宣告了俄国对朝鲜的独特地位。英国更是在俄国签订《通商条约》之后，以防止俄国侵占朝鲜为理由，抢占了朝鲜的巨文岛。
这一系列事件引发朝鲜内外矛盾交织激化，对清政府在朝鲜的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清政府面对朝鲜国内部背清离华的举动和俄国急于向朝鲜扩张的侵略野心，以及其他方面危及清政府在朝鲜的绝对权威和势力的各种挑战，开始感到应该用新的对朝政策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和权力。面对朝鲜“欲乘中法有事，引强邻自卫”（32）的举动，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第一就是护送大院君回国；第二是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壬午兵变”之后清政府把朝鲜大院君李昰应软禁在保定，是清政府为稳定朝鲜局势的一种策略。而软禁李昰应不过是清廷的权宜之计，屡遭物议，处于被动地位。几经研究，清政府决定护送大院君返归朝鲜，利用他的威望及是国王生父的关系，制衡他的儿子朝鲜国王李熙，并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李鸿章于1884年12月14日向总署提出释放大院君问题，称“国人甚盼大院君回，似应请旨释回，交吴（长庆）、丁（汝昌）等带往，以系属朝人之心，而示羁縻等因”。朝鲜闵妃集团对释回大院君却充满了恐惧，还派遣使者请求清政府不要放回大院君，以免大院君回朝后引起祸乱，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李鸿章的计划。
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鸿章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选中了在处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显示了卓越的胆识与才干的袁世凯，李鸿章认定袁世凯这位后起之秀（33）是执行护送任务和职掌朝鲜事务的最佳人选。李鸿章起用袁世凯，除了对袁氏的器重和清政府对朝鲜政策渐趋积极等因素之外，袁世凯个人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自回国之后，袁世凯与朝鲜朝野人士一直保持联络，尤其与事大党的金允植等人联系紧密。袁氏上呈李鸿章的《朝鲜善后策略》，也让李鸿章深刻明白了袁世凯对朝鲜问题的深刻洞察，于是急招归籍河南项城老家的袁世凯火速赶往天津。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了袁世凯，对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请求与丁汝昌一道带兵前往朝鲜，李鸿章并没有同意，并对袁世凯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34）
1885年9月27日，离开朝鲜已经九个月的袁世凯率领兵三十余人，分乘北洋水师的两艘战舰启程护送大院君归国。10月3日抵达仁川，10日抵达汉城。在汉城期间，袁世凯对闵妃和李昰应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调节，并劝告朝鲜国王李熙不要亲近俄国，同时他还遍访朝鲜君臣以及各国驻汉城使节，讨论朝鲜局势。数日之后，袁世凯一行返回天津复命，圆满地完成了李鸿章交代的任务。
朝鲜“壬午兵变”之后，面对朝鲜局势的动荡不安，李鸿章认为有必要加强对朝鲜派遣一位职位相当于监国的通商大臣，1883年6月陈树棠被派往朝鲜任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驻扎汉城。但自“甲申政变”之后，围绕朝鲜产生接连不断的事件，矛盾错综复杂，显然陈树棠的处理结果让李鸿章感到很不满意。李鸿章对井上馨提到的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忠厚有余，才智不足”极有同感，所以更换驻朝官员是势在必行的了。1885年10月28日，李鸿章奏请派袁世凯接办朝鲜事务，奏云：“臣查陈树棠奉派赴朝，两载有余，办理商务尚无贻误。兹因积劳致疾，自应给假调治，另派干员接替。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此次派令伴送李昰应归国，该国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35）李鸿章还指出：“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36）
1885年10月30日，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奏折，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同年11月13日袁世凯随行唐绍仪（37）、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赴朝鲜上任。
时年26岁的袁世凯再度登上朝鲜的政治舞台，此后袁世凯成为清政府在朝鲜的实际代表。原来默默无闻的袁世凯开始为人们所关注。作为全面掌握朝鲜商业、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1885至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
袁世凯对朝鲜加强全方位的干涉和控制，巩固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联系。袁世凯到朝鲜后加大对朝鲜的政治控制，特别是在“甲申政变”、第一次朝俄密约中朝鲜政府中表现出的背清离华的倾向和举动，使袁世凯认识到必须加强对朝鲜政治控制的力度，防止和杜绝朝鲜政府中类似的举动。但袁世凯在朝鲜实行的高压干涉措施，引起了闵妃集团的强烈反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约。1886年8月，沙俄驻朝鲜公使韦贝与朝鲜签订了第二次朝俄密约，向俄国公使发出要求俄国保护的照会。但朝鲜的这一举动，被闵泳翊发觉并告知袁世凯。至此，朝俄第二次密约大白于天下。朝鲜屡次背清离华，袁世凯为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在1886年9月30日和10月7日向朝鲜政府呈送了《朝鲜大局论》。
袁世凯在《朝鲜大局论》中重点论述了朝鲜“依附中国”有六大好处：
（1）中韩毗连水陆，天津、烟台、旅顺吴淞之兵，一二日可达各口，奉天、吉林、珲春之旌旗，数十日可抵汉城，朝发夕至，缓急能通，其势可恃，此利一也。
（2）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如一体。一有变乱立予削平，命将出师不索要兵费，不责成供给，壬午、甲申已历行之，前事俱在，其德可恃，此利二也。
（3）中国以大字小，仁至义尽。不郡县其国，不租税其地，但期唇齿相依，人民相安。朝鲜外托附庸之名，内有土地之实，子子孙孙，永保无疆，其心可恃，此利三也”。
（4）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下依恋，臣民悦从。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则朝野安堵，政今易行，其泽可恃，此利四也。
（5）强邻环伺，耽耽其欲，苟见中韩固结，无隙可乘，知韩唯依中，中必助韩，自沮其虎视之气，而泯其蚕食之心。其威可恃，此利五也。
（6）中信韩而不疑，韩恃中以为固，内乱不作，外侮无恐。及是时，修明刑政，任用贤能，图治励精，富强徐致，其机可恃，此利六也。
“背离中国”有四大害处：
（1）不思旧好，而结新交，是亲者暂疏，疏则必疑；疏者欲亲，亲则愈忌。疑忌互生，祸不旋踵，其害一。
（2）背中国而即自主，势必引欧洲以为援。欧洲残忌性成，吞噬为计，币重言甘，百方欺诱，得间而入，必先夺其兵利之权，而后据其土地之要，其害二。
（3）中国密迩朝鲜，一旦为他人有，必不甘心，水陆并进，捷足先登，指顾之间，大兵压境。纵欧洲有救援之师，而已迫不及待，朝鲜已亡，其害三。
（4）朝鲜朋党方兴，内忧未艾。倘一背华，则上下交疑，人心离畔，不待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已作，其害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