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因两次科考落榜而愤然投笔从戎，他投靠到了吴长庆门下，军旅生活的磨炼，让他迅速成长。而在处理朝鲜的两次事变中，年轻的袁世凯脱颖而出，展示了自己临危不乱、当机立断的应变能力，博得了李鸿章的认可。李鸿章对袁世凯在大事面前的临危处理的才干甚为欣赏，也看出了袁世凯有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是难得的军事外交“奇才”，委任袁世凯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从此打开了袁世凯政治生涯的第一页。袁世凯在这里开始展露其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机智谋略。在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时局下，他一步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一、登州从军军中立威
光绪五年（1879年），袁世凯因再次科考落榜而愤然投笔从戎，他想到自己的前辈们正是因为军功显赫而谋得高官厚禄的。当年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对李鸿章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李鸿章盘踞北洋，位极人臣，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和外交大权，到19世纪80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鸿章的淮系门路。
而袁世凯的袁氏家族和李鸿章的淮系集团关系由来已久。道光年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做官时就有很好的交往。1853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李鸿章转入曾国藩的幕府后，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来。袁甲三死后，其部众大都并入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袁保龄都在李鸿章的手下为官，深受李鸿章的器重。李鸿章及其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都是袁世凯父辈的好友。考虑到自己的先辈们在官场中有如此宏大的关系网，袁世凯就想利用这个巨大的关系网，为自己开拓人生成功的道路。
而此时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已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办理海防营务，颇受信任。袁世凯想通过叔父袁保龄投靠淮系，谋求发展。于是袁世凯来到天津，向堂叔告知了自己的近况。袁保龄虽然希望他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出身，以光宗耀祖，但考虑到袁世凯当下无事可做，就推荐他到吴长庆处一边做事，一边读书，于是给了他40两银子，让他乘船去了登州。
吴长庆是袁世凯嗣父的生前好友，此时吴长庆身为淮军统领，光绪六年（1880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兼办全省军务，实授浙江提督。袁世凯希望投奔到吴长庆的帐下，得到这位叔叔的关照和栽培，于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5月），前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与袁保庆是盟兄弟，由于是世交，吴长庆对前来投军的袁世凯热情非常，不过袁世凯是刚出道的毛头小伙，没有办理军务的经验，在职位安排上并未委以重任，月给十两银子作为零用钱。吴长庆原是书生，文学颇有根底，虽然身在行伍，却极惜重人才，因此营中集聚了不少文人名士，如南通张謇、泰兴朱铭盘、海门周家禄等人。吴长庆见袁世凯胸怀大志，人颇不俗，就是文化底子稍嫌薄弱一些，便令他拜自己的幕僚为师，叫他在营中读书“所以报笃臣（袁保庆）也”（1）。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幼有神童之誉，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及第，仅长袁世凯6岁。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立宪派首领。曾推动袁世凯参与清末立宪运动，帮助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并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担任过工商总长。光绪二年（1876年），张謇24岁的时候来到南京游历，结识了许多大家名士，一次偶然的机会，屯师浦口的吴长庆发现了他，二人一见如故，极为投机。于是吴长庆就请张謇入幕，奉为上宾，从此吴长庆把张謇视为左右手，并让儿子吴保初师从张謇受业；凡军中重要函牍，无不经张謇之手。后来，吴长庆被调往登州驻防，张謇也随营来到了山东。
当然，决定弃文从武的袁世凯，对于枯燥的八股文章，已经不再感兴趣，虽有张謇这样的名师也打不起精神来。对于张謇交给他的题目，袁世凯往往是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交给先生的答卷，往往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搞得张謇无从修改，头疼不已，师生两人都是苦不堪言。但是很快张謇就发现了袁世凯的超人之处，那就是袁世凯的办事能力非常强，日常交给袁世凯办的营中事务，袁世凯总是能迅速完成，并且办理得井井有条。两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无话不谈。一次聊天张謇问袁世凯的志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回答道：“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了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吾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若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我当初因吴公任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于久住也。”袁世凯这番直率情真的慷慨陈词，使得张謇不觉动容，有所感动，就对袁世凯说：“慰亭不必失望，我与吴公相处五年，深知吴公热心爱国。你既是有心人，不患无出头之日。”（2）
袁世凯自从到了庆军，对军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原来军事正是他的志趣所在，袁世凯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作为晋身之阶，为将来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处处留心，任事不辞劳苦，力求上进。张謇对这个年轻人的干练和机敏印象极深，就联合吴长庆的另一个幕僚朱铭盘，向吴长庆荐举袁世凯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袁世凯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谦抑自下”、虚心勤干的表现，“作激昂慷慨之谈”的远大抱负，让吴长庆对这位故人之子深有好感，对他甚为赏识。袁世凯在致其二姊的信中写道：“延陵帅（指吴长庆）相待日见加优，谏行言听，对感之至。”（3）吴长庆认为袁世凯是“有造之士”（4）。
1882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数天。远离家乡亲友的士兵，利用假日，或是逛游市镇，或是聚赌于营盘。一些士兵赌着玩着，偶因一语不合，分成两帮，每帮几十口人，就相互争吵打起架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后，想到营官都回家过年去了，如果不设法制止，事情就难以收拾了。正在营中秩序无法维持的时候，他大胆地假传统领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地点，查明真相后，立即把为首的肇事者就地正法，了结了这场械斗。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长庆请罪。吴长庆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嘉奖其具有应变之才，日益信任。（5）加上张謇和朱铭盘两位幕僚的极力推荐，不久吴长庆就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掌管部队的训练和军纪，月支薪30两银子。令拨勤务兵两名，资其差遣。这是袁世凯步入仕途的第一步，也是他军事生涯的开端。
二、出道朝鲜初露锋芒
光绪八年（1882年），是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军赴朝平息叛乱，是年23岁的袁世凯也随军同往，从此开始了其在朝鲜长达12年的政治生涯。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依，向为中国藩属，自汉唐以来一直奉中国为正朔。19世纪最后的40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侵入，朝鲜迅速陷入列强争夺远东的国际旋涡里。特别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修武备，军事实力大增，并制定推行了所谓的“大陆政策”，早在1873年，李鸿章就说过日本“觊觎朝鲜，实为中国根本之忧”（6）。而朝鲜和日本一水之隔，是日本侵略的首选对象。而此时的朝鲜则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内政不修，阶级矛盾尖锐。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朝鲜政局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壬午兵变”就是此时发生的。
1864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昇去世，死后无子，乃立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为王。12岁的李熙以支系入嗣为王，即位后尊生父李昰应为大院君。1873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失去摄政大权。李熙庸碌无能，大权转入王妃闵氏及其家族和亲信的手中。大院君不甘心就此放弃国家大权，仍然想大权独揽，这样在朝鲜王室就形成了以大院君和闵妃集团为首的两个权力集团的斗争。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由，出兵入朝，逼迫朝鲜签订建交和通商条约。而此时闵妃集团控制了政局，并与日本订立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日本借此鼓动朝鲜脱离中国的宗主国控制，并大肆扶植亲日势力，取得了不少特权。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闵妃集团尽改大院君旧制，创设武卫、壮卫两营，延聘日本人充当教习。由于军制改革，被裁士兵无以为生。而1877至1882年间，日本垄断了朝鲜粮食交易，把粮食大量运往日本，使得士兵无以为食，到1882年夏，积欠兵饷竟达13个月之久。
1882午7月，朝鲜政府下令发放一个月的粮饷。但粮食被仓库官吏掺入大量糠秕沙石，不堪吃食，愤怒的士兵杀掉了营私舞弊的仓库官吏。闵妃的弟弟闵谦镐下令镇压兵变士兵，这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随即兵变事态扩大。愤怒的士兵和大批贫民冲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攻进捕盗厅，释放了被捕士兵，并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大院君对兵变士兵佯装劝阻抚慰，其实暗中煽动暴乱，暗示此事是闵妃一党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随即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掘本礼造，日本公使率领馆员逃归日本。变兵还袭击闵氏集团权贵宅第，杀死闵谦镐等人，包围王宫，闵妃乔装打扮，逃出王宫。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国王李熙被迫召还大院君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大院君重新掌握了政权，宣布大赦天下，恢复旧军制，发放军饷，变军才退出了王官，一场兵变方告平息。由于这次变乱发生于壬午年，所以朝鲜史上称之为“壬午事变”。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后，报告了朝鲜兵变的经过，加之日本经过多方试探，已摸透了清廷对朝鲜的态度，悉知当时控制清帝国外交大权的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而李鸿章一直持“以夷制夷”、息事宁人的外交方针。当时正值法国窥伺安南，南疆吃紧，李鸿章无力东顾，便一味强调妥协忍让，不许妄开边衅。鉴于侵朝时机已经成熟，日本政府遂决定借此事件大举派兵入朝。
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此事后，于1882年7月31日、8月1日两次急电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正丁忧在家），告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几乎与此同时，出逃到忠清道的闵妃也指示其下属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求救。张树声于8月2日、4日、5日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7日得到批准后，9日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出兵入朝，镇压朝鲜兵变，同时阻止日本“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7）。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他出色的办事能力在筹备出兵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天的时间。而吴长庆得到的出征准备时间只有七天，作为营务帮办的袁世凯，干练地完成了出兵筹备工作，得到了吴长庆的认可和嘉奖。
当清军于8月10日抵达仁川马山浦后，吴长庆曾指派先遣部队立即登陆，但该营管带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多数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长庆大怒，立刻将该营管带撤职，派袁世凯代理。袁世凯受命后，督率该营于两小时内完成登陆，大受吴长庆的夸奖。这就使得清军早于日军半天到达，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庆军六营三千余人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乎，人心大定”。（8）
吴长庆率军抵达汉城城外，当即筑寨安营，准备先静观几日，待摸清形势，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庆营属淮军旧部，自从平定过太平军和捻军之后，军纪日益涣散，骄纵蛮横、强赊硬买、调戏妇女、赌博斗殴等事，均已习以为常。进驻朝鲜之后，庆军一些官兵以为天高皇帝远，肆无忌惮，奸淫劫掠，时有所闻，他们在汉城周边大肆抢劫，扰乱民众，在朝鲜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袁世凯自告奋勇地向吴长庆请命：“若大帅信得过，袁某愿担当整饬军纪之任。”吴长庆当即颁给令箭，并授予袁世凯便宜行事的权力，叫他全权督查军纪。
袁世凯“于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刻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士兵强奸妇女，袁世凯“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袁世凯执法整顿军纪毫不留情，雷厉风行地处斩了七名犯法的士兵。为了整饬军纪，袁世凯还向吴长庆请求惩治对违法乱纪负有责任的军官，吴长庆同意了，发文任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袁世凯选择军官中对部下约束不严者，予以撤职查办，重树军队的声威。庆军的军纪自此大为改观，袁世凯也更加让吴长庆器重，同时初步确立了他在庆军中的威信。
吴长庆部队的任务是平定朝鲜兵变，而乱首是大院君，惩处大院君是平乱的重点所在，进而为维护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权威，需恢复清王朝所册封的朝鲜王室。在马山浦，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等开会商议，决定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大院君，“使国王复其政权”（9）。8月25日清军进驻汉城南门外南檀一带。次日，吴、马、丁三人同去拜访大院君，“以好言诱之”（10）。吴长庆返营后，即令袁世凯等作应急的准备。27日，吴长庆等在军营摆好了“鸿门宴”，专候大院君回拜，大院君果然中计，带领卫队多人按时来到清军驻地答拜，吴、马先诱其入帐密谈，袁世凯则设计阻止大院君的护从卫队于军营之外，只让大院君一人入室密谈，吴长庆等即令官兵强行将大院君星夜护送到马山浦，押送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又软禁在保定）。
诱擒李昰应是稳定局势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惩治乱党，平定叛乱。袁世凯奉吴长庆之命与马建忠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马建忠提出：“昰应虽已逮捕，而其子李载冕尚以练兵大臣掌握兵权，恐乱党一闻捕治，或更奉以为乱。宜先诱而击之，然后行事。”（11）他们决定因袭诱擒李昰应的办法，由马建忠诱拘李载冕，直到政局稳定后，才把他释放。
吴长庆通过金允植谒见了朝鲜国王李熙，让他发出请求清政府勒兵征讨的密诏，发布朝鲜士兵不得抵抗庆军的告示。李熙写了致吴长庆、马建忠请速勒兵往讨“乱党”的手书交金允植带回。吴长庆、马建忠等立即分头指挥部队前往搜捕，袁世凯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亲自带领清军杀死几十人。兵变的参加者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市民全是乌合之众，清军发起围攻后，纷纷作鸟兽散，兵变很快被平定了。
李熙对清军积极平定兵变很是感谢，9月6日，在宫内设宴招待了吴长庆、马建忠，并邀请了袁世凯参加，给予馈赠。之后，朝王又单独召见袁世凯，进行长时间的密谈，与之商讨重振朝政事宜。9月12日，李熙派人将逃往外地避难的闵妃接回宫中。袁世凯当然知晓闵妃对于朝鲜政局的影响力，袁世凯很快取得了朝鲜王室的信任，为其日后在朝鲜的政治砝码增加分量，迅速地在朝鲜高官权贵中打开了局面。
在清军入朝之前，袁世凯只是庆军中一个普通的低级官员，却在镇压“壬午兵变”中脱颖而出。“壬午兵变”之后，袁世凯逐渐成为朝鲜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庆军中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由于他的卓越表现，吴长庆在向已经回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的李鸿章汇报时，为袁世凯请奖。吴长庆上报说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2）。李鸿章奏保奖励朝鲜出力人员，称袁世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奉旨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13）
袁世凯随庆军赴朝后的行动所做的分析、预测和规划，无不证明了他对“乱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驾驭能力。袁世凯期望在朝鲜建功立业的雄心和筹谋在他出行前给两位兄长的信中就已经体现得十分充分。信上说：“弟碍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韩王李熙之不我用”。他打算做两件事，首先要“整军经武”，不让“小邦所轻视”；其次是“削平朝鲜内乱，执大院君而囚之”，这两件事他入朝后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袁世凯认为“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犹反手耳”（14）。由此可见有政治野心的袁世凯绝不是平庸之辈。
三、编练朝鲜新军
在“壬午兵变”之前，为了朝鲜的军事改革，中日两国就存在着竞争和对立。大院君执政时代，采取朝鲜古代军制；李熙亲政后，希望改用近代武器装备，摒弃古代军制。日本就乘虚而入，多方怂恿，赠以山炮、汽艇，派遣军事教官，教授日式操典，培训军官和士兵，为之编练了一支名叫“别支军”的部队，企图通过这些步骤逐步控制朝鲜军队。
“壬午兵变”平息以后，朝鲜国王与闵妃集团深感禁军之不可用，决定编练一支新军。1882年10月，朝王李熙派遣陈奏使赵宁夏来到天津面见李鸿章，表达对清政府出兵平定“壬午兵变”的谢意。另外，请求清政府帮助办理善后事宜，特别是帮助朝鲜“整军制”编练新军。李鸿章考虑到帮助朝鲜编练新军，有利于加强对朝鲜的军事控制，增强清政府在朝鲜的军事存在，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日本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扩张，对中朝宗藩关系极为有利，便表示赞同，命令吴长庆亲自负责此事，认真操练，务必取得实效。吴长庆得知朝廷对此事十分重视，命袁世凯、王得功、朱先民等担当教官，负责编练朝鲜新军，从严操练。
袁世凯接到代朝鲜编练新军的命令之后，就开始积极地筹划编练新军的程序。他与朝鲜政府协商，先成立亲军左右两营一千人，由他拟订章程，编选壮丁，加以训练。首先由朝鲜政府组织选拔壮丁两千人，并由袁世凯亲自看貌而取一千人；这一千人的新编亲军分为左右两营，每营五百人，营以下分五哨，每哨一百人，设哨官一人。每营各派朝鲜军官一人任监督；左营驻三军府，由袁世凯督同副将王得功教练；右营先驻东营，后移至南别宫，由提督朱先民合同总兵何增珠教练，训练方式与淮军一致；两营分别由袁世凯与朱先民各配备庆军一名军官作为助手进行训练，粮饷由朝鲜政府与庆军共同筹措，所用武器装备，铜开花炮十尊、来复枪一千杆及弹药等，由清政府赠送供给。在袁世凯的精心组织和领导督训之下，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编练新军就告成功，交由朝方军官统带。1882年12月中旬，朝鲜国王李熙观看了新建亲军操演，认为新军步法整齐，枪法亦熟，赞扬袁世凯等教练有法，对清廷帮助编练新军表示感谢。李熙决定从江华沁营旧部中选拔五百名士兵，请袁世凯再练一营，编为“镇抚营”。经过袁世凯的努力，1883年夏，镇抚营编练告成，其营制仍如亲军营，唯操法不是按淮军操典，而是采英制四哨，德制一哨，英德操法并用。
袁世凯代朝鲜政府编练的三营新军功勋卓著，士兵素质、编列组织、军事技能等各方面较之旧式军队有所进步。袁世凯编练新军成功，获得朝鲜君臣的赞赏，并深受朝鲜国王的倚重。袁世凯在朝鲜编练新军的重要性虽然不及他日后小站练兵的影响那么巨大，但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练兵可以说是“壬午兵变”之后中国在朝鲜势力急剧发展的象征，同时也表明袁世凯在庆军中地位日益凸显。他从此开始了左右朝鲜政局长达12年的政治生涯，而袁世凯知兵善武的名声也蜚声海内外。
在袁世凯编练朝鲜新军的时候，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渤海湾防卫空虚，李鸿章为了加强北洋海防，于1884年4月命令吴长庆率所部三营回驻奉天金州。（15）张謇、朱铭盘等主要幕僚也随同回国。而由于朝鲜与日本等国的关系，也必须留下军队驻防。庆军驻留朝鲜三营仍驻汉城，由庆军分统、记名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统带，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荐袁世凯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同时兼带庆字营。李鸿章在奏折中说同知袁世凯“廉明果毅，晓畅机宜，久办庆军营务，兼带朝鲜练军，该国君臣均深敬佩，堪以委任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可期得力”。庆军是淮军主力，士兵多骄横成性，袁世凯在短期内便协调好各层关系，庆字营各级官兵很快服命于袁世凯，操练和军纪都“位于各营前列”。同时，军事之外的外交使命，清政府也令袁世凯办理，让他去与朝鲜官方和各国驻朝外交官打交道。袁世凯在朝鲜成为一个握有军事和外交实权的人物。
四、平定“甲申政变”
“壬午兵变”之后，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大大加强，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在帮助朝鲜编练新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朝鲜的军事控制；并通过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推荐马建常、穆麟德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分别任用马建常、穆麟德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政府的手中。
“壬午兵变”清军举措及时，进兵迅速，抢占了先机，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使其措手不及，日本没有在这次兵变中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他们觊觎朝鲜的野心不但未因此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日本趁吴长庆立足未稳，朝鲜国内一片混乱之际，要挟朝鲜订立《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使馆驻兵的特权，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日本国内更是一片征韩之声，军界更是紧锣密鼓，伺机待发。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在这一时期，朝鲜政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政权以后，闵妃集团与“事大党”是掌权的主流派，亲华，代表人物为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驻军。另一派是由亲日力量组成的开化党，由一些名门贵族出身的、年仅三十岁左右的青壮年所组成的政党，与守旧的“事大党”不同，他们提出了针对朝鲜社会生活中的落后和停止状况而作的一些改良主义的主张，但是他们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党编练的新军。开化党人虽然代表了朝鲜人民要求改革内政，追求民族独立，反对清政府干涉控制的进步倾向，但实际上不自觉地成了日本扩张在朝势力、对外侵略的工具。
“壬午兵变”之后，大院君被拘往中国，坚持锁国攘夷政策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这一事实造成两个后果：一方面闵妃集团由于清政府为其排除了政敌，坚决站到了清政府一边，成为所谓的“事大党”。另一方面朝鲜与日本关系发展的障碍消除，开化党公开亮出亲日的旗帜。（16）事大派对开化派的亲日活动早有察觉，于是更加与清政府派驻朝鲜的吴长庆、袁世凯、马建忠以及德国人穆林德结合起来防范开化派。朝鲜社会内部的斗争，是守旧势力和谋求朝鲜近代化的开化派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一斗争隐含着清政府和日本围绕对朝鲜控制权力争夺的因素，各种矛盾交织极为复杂激烈。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军事力量被抽调到沿海防务应对法国，特别是吴长庆及庆军三营调防离开朝鲜。这样就使朝鲜的军事政治格局骤然发生变化，加之清军在对法战争中连连受挫，致使朝鲜王室和一些亲华官员开始动摇。而日本人看到中国忙于战事，驻扎朝鲜军力不足，无暇兼顾朝鲜，就趁机播弄煽诱，抓紧活动，朝鲜宫廷和开化党官员“欲离中国，更思他图”。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人的阴谋很快被袁世凯洞悉，袁世凯把当时朝鲜的紧急政情迅速禀报给了李鸿章，把朝鲜、日本的关系和政局发展趋势透彻地表述，提示李鸿章要警觉朝鲜政局和日本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