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登基，匆匆退位，又匆匆病逝，1916年春夏之间，一切显得那么纷纷扰扰，匆忙凌乱。新做的龙袍还来不及试穿，九龙戏珠的宝座还没坐热，急于稳固太子大位的袁克定还在谋划干掉几个政敌皇弟，后宫里的一众美人正为妃嫔的封号争吵不休……83天皇帝梦，皇帝味似乎还没有尝到，袁世凯就从宝座上跌了下来，在内外交困中，终于五内煎熬，急火攻心，一下子“龙驭上宾”了。弄到目前这步田地，死亡无疑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解脱。
一、众叛亲离
袁世凯的真正实力，在于北洋六镇的枪杆子，这是他政治生命的根本，因此至死袁世凯都紧紧地将其握在手中，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声望很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随着北洋政权的建立，其势力迅速扩大，内部的派系斗争与分裂也与日俱增。袁世凯原本善于权谋，边打边拉，以维持均衡。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采取一系列举措，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势力，亲信部下的北洋集团也概莫能外。主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军民分治，军人不能干政”为号召，废除督军。其次，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原陆军部的权力被削弱。其三，建立模范军官团，培养新的军事骨干，对暮气已深的军队更新改造，提高军队素质。凡此种种，对北洋集团及其盟友产生了一系列的离心分化作用。袁世凯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统治呈现空前强大、一统的面貌，但在内里已陷入离心状态，蕴涵着空前的危机，他的统治基础正在瓦解。这些措施从表面上理由正当，冠冕堂皇。各省都督、各部官长，无论是北洋系还是非北洋系的，其既得利益被剥夺了很大一块，不免心生不满和怨恨。要命的是，袁世凯私心过重，企图通过这种方式使儿子袁克定名正言顺地进入军界培植势力，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一旦师出有名，有人倡议，这些人将来反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幕僚和帮佣们的簇拥下，袁世凯一步步走向登基称帝的不归路，与此同时，他也日趋众叛亲离，尤其是北洋集团的疏离和反对者日益增多。北洋集团是袁世凯秉政的根本，本来袁世凯对冯国璋、段祺瑞等“功臣自居”的北洋实力派一直心存疑虑，因而时常软硬兼施，加以分化。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本来也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袁世凯培植新生力量的做法引起了老北洋们的忧虑和不满，离心作用由此产生。袁世凯一贯利用北洋内部的矛盾，使部下互相牵制，也使老部下都疏离了他。实行帝制打破了既有的政治平衡，原本帮袁世凯打天下的属下功勋，这下子不仅要向袁世凯称臣，还要向其子孙称臣，这是他们最不甘心的。
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北洋的股肱大腕此时纷纷离去。在北洋集团中，袁世凯倚重的两员大将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较之冯国璋，袁世凯对段祺瑞更是多方笼络，恩宠有加。民国初年，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续弦夫人张佩蘅是袁世凯的义女，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泽关系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时就编著《编练章制》、《战法操典》等，成为袁世凯的主要智囊人物，办事为人一向我行我素，即便与袁世凯等人商讨军事时，如意见不获采纳，也常露出不悦之色。段祺瑞还先后担任过北洋新军第三、第四、第六镇统制等要职。在促成袁世凯再度出山，对清室逼宫，促成南北议和、镇压“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谋划方略，调兵遣将，不遗余力，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和扫荡国民党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王士珍功成隐退，冯国璋外调南京，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实际主持北洋军务。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祺瑞培养起来的，后来形成了“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引起袁世凯的疑忌。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观，拒不劝进。段祺瑞与袁克定素不相容，这时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袁世凯建议以王士珍代段祺瑞。袁世凯误听儿言，乃命克定苦劝王士珍出山代段祺瑞。8月2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段祺瑞陆军总长之职，让他“安心疗养”，“以节勤劳”，让王士珍接任，这一来火上浇油，袁、段的关系发展到决裂的边缘。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
冯国璋也走向了反袁的一方。“二次革命”时以冯国璋部为主力出征南方，击垮国民党后，即由冯国璋及其部下分别接任长江中下游各省都督，冯国璋由此成为北洋集团中握有武力的最大地方势力。由于帝制传言四起，6月间，冯国璋闻讯后专程由南京到北京，当面询问袁世凯。徐世昌亲历此事，据徐世昌的说法过程是这样的。当帝制风传甚盛时，6月间冯国璋入京谒见袁世凯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说：“我绝对没有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说，“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家人总应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然来到北京，可与相国（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等筹划一番”等等。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国璋抚慰备至。冯国璋回到南京后立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让他们辟谣。事隔不久，文书官向冯国璋请示：“北京来的公文说，日期将改为洪宪，我们如何回文？”这时冯国璋才明白过来，连呼：“我上当了！”从此冯国璋决意与袁世凯分道扬镳，到处对人讲：“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了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们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们两面不够人。”没有得到袁世凯的真话，冯国璋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使得袁世凯大为焦虑，不断派人前往南京“探视”。为了缓和矛盾，冯国璋不得不派亲信入京解释，同时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世凯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犹如家人一般。但袁世凯仍放心不下，12月18日下令调冯国璋进京担任参谋总长，冯国璋以生病为由，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世凯只得让冯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后，袁世凯赶紧调冯进京，委为参谋长兼征滇总司令。冯国璋自知受骗，托病拒绝北上，受梁启超的策动，干脆站到了蔡锷一边。在关键时刻，冯国璋联络长江各督，挑头怠工，反对帝制，使袁世凯筹划的整盘棋局步步被动，动弹不得，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袁世凯的班底成员也发生了严重分裂。北洋集团有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是最为袁世凯倚重的核心。为了拉拢他们，经“朝议”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给予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赐优厚年金等优厚礼遇。但深知个中利害的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世昌，其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对于称帝事，态度模棱两可，他拒不领衔劝进，也不愿意明确表态反对帝制。徐世昌对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筹安会”出现之后，他坚决辞去了国务卿。开始，袁世凯不批准，徐世昌解释道：“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袁世凯被说动了，10月底改派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徐世昌则悄悄地离开了北京，急忙脱身。其他三人也挂冠离职，当时袁世凯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在北京做官的一些进步党人，除被袁世凯收买的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等外，大都借故辞职而去。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原籍南通，抵家乡后立即递上辞呈。教育部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原籍。
辛亥元老、副总统黎元洪也加入了反对帝制的行列。1914年前后，黎元洪成为软禁的对象，出入府邸都受到限制，他也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自许，以此韬光养晦。堂堂副总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困守瀛台，整日唯有读书练字，修身养性。为了拉拢他，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1）当袁世凯真的称帝时，这个忠厚人表现出少见的刚烈。袁世凯登基后，洪宪皇帝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数月前，黎元洪已经借口夫人有病，要求搬离瀛台，无奈袁世凯出资十万元，买下了东厂胡同的新宅子，宠置黎元洪。
通过推行帝制，袁世凯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也排斥了北洋实力派的威胁。实际上，北洋集团上层的离心离德，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统治的政治基础。辛亥革命前后，北洋集团和立宪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却把他视为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连一些追随他的人也心怀疑惧，担心被推下火坑。袁世凯的周围只剩下一小撮舐痈吮痔之徒，他已经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仿佛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顶上。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袁世凯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决心蛮干到底，主观地认为社会动荡“无关大局”。1915年10月2日，他得意地对朱尔典说：“内乱不可决其无，至于放炸弹谋暗杀等事于共和时代既无时无之，则君主立宪想亦势所不免，然无关大局。各省将军巡按使已早来电，不论局面如何，皆可担保治安之责任，故于对内对外可以放心。”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世反对。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复活，连袁世凯的心腹北洋班底的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甚至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袁世凯的子女也有不少反对他称帝的。如素有文名的次子袁克文自始至终都是反对派，他曾赋诗暗讽老爹，千万不可做皇帝。其中又有“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的名句流传。
二、《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古德诺发表《共和与民主论》及“六君子”发起“筹安会”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用心即大白于天下了。各种反袁势力旋起了新一轮的活动，主导者是原本支持袁氏的进步党人。其首脑是该党精神领袖、文坛名士梁启超及其得意弟子、云南都督蔡锷。一文一武，珠联璧合。
梁启超原本对袁世凯寄予厚望，虽矛盾不少，但民初几年基本和袁世凯站在一条战线。待帝制声浪高涨，他亲自从客寓的天津赶往北京，拜谒袁世凯，一探究竟。袁世凯乃信誓旦旦，申言绝无此意。梁启超果然被其谎言欺骗，还处处为其解围。早在1914年底，梁启超就已辞掉币制局总裁，不欲再“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次年初更进一步发牢骚说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无复余”，“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4月末，他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氏悬崖勒马。他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他劝诫袁世凯，逆世界潮流以自封，终究被淘汰，要求袁世凯“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梁启超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能影响和改变权欲熏心的袁世凯。失望之余，梁启超开始谋划反帝制事宜。在给同党的信中，梁启超称：“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
“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这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的万言长文中，梁启超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提出，“共和”与“君主”都是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是政体。主张君主立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梁启超称，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所言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则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在“附言”中，他写道：“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唯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素来以文辞卓著、雄辩滔滔著称，是个“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狠角色，他为文不拘绳墨，自创了一种“新民体”，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而又“笔端常带感情”，在清末民初，不知倾倒了多少爱国志士、热血青年，在海内外拥有大量的拥趸者。此文一出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反袁人士奉之为斗争利器。
袁世凯探得消息，以祝寿为名派人送来十万元银票，试图贿赂他，不要将文章发表。深谙官场之道的他，以为一切都能用金钱和高位来笼络，此举遭到梁启超当场婉拒。次日，袁世凯加码至20万元，梁启超将银票退回，并把文章寄给袁氏。不久，袁世凯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梁启超在帝制发起前后，曾数度致信袁世凯，苦谏他不要称帝，可见他有谋国之忠，反袁世凯不纯从私怨，但袁将其言当作了耳旁风。梁启超虽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作为政坛名流，有社会影响，有舆论号召力，这确是轻视不得的，梁启超的如椽大笔撕下了袁世凯称帝的丑恶面纱。
三、护国军讨袁
袁世凯靠武力起家，因而深知其中利害，对军队的掌控也毫不懈怠。在二次革命清除南方革命党掌控武装外后，他着力于对各地方军事和政务的全面操控。特别是北洋军尚未到达的西南各省，更格外用心。在推行帝制前，袁世凯作了周密的布置：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省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是西南战略要地，1915年2月，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派参谋次长陈宦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入川，后将全省军政大权全交给他。派曹锟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入川北洋军的后援。同时，以“换防”为名，将卢永祥、杨善德、郑汝成等调往华东，形成对南方强大的威慑力。他满以为乾坤在手，完全不顾大势所趋、人心向背，悍然宣布登基称帝。
第一个揭竿起义的是梁启超的学生蔡锷。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接着，各省接连宣布独立。北洋派内部更是危机四伏，袁世凯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蔡锷（1882—1916年），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在该堂担任总教习。他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后来，应梁启超之约赴日本留学。1900年，保皇党的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蔡锷和几名同学一度回国助唐才常起义，但旋即失败，唐才常等罹难，蔡锷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武备学堂任教，后历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新军标统、新军协统。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赴云南训练新军，余暇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6月，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其军中骨干多为士官学校同学，其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武昌首义后，蔡锷在云南首倡义旗，于10月30日午夜发难。次日中午即控制了昆明全城，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李经羲逃走，云南全省随即光复，蔡锷被公举为云南都督。这是他办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时他还不过是个29岁的青年将军。
蔡锷虽参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见上却是个立宪派，在贵州独立时，他偏袒贵州的立宪派，派部下唐继尧带兵入黔，血洗贵阳，将革命党人几乎斩尽杀绝，唐继尧随即被任命为贵州都督，扩张了滇军的地盘。他不支持孙中山、黄兴的革命主张，对袁世凯也心存戒备，因此与广西的陆荣廷、四川的胡景伊、贵州的唐继尧结成了一个西南同盟，行动一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便调他到北京担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蔡锷本来主张统一，以身作则，相当配合袁世凯的实行“废督”和“军民分治”。到京后与袁世凯接触频繁，关系融洽，袁世凯任命他为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要职。他同梁启超等“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但对袁世凯改行帝制，他却坚决反对。当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组织“讨论国体”时，蔡锷表面上曾上书劝进，暗中却与梁启超策划反袁。“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访晤其老师梁启超，筹议对策，一场倒袁的大计划由此酝酿而成。梁启超告诉他：“我的责任在言论，所以我必须立即做文章，堂堂正正地来反对他们；你则是军界大有实力的人物，应该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以密图匡复。”蔡锷十分认同这一点，因此留在京师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两个月，使袁世凯不再猜忌他。暗中电令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通过数次会谈，敲定了军事计划，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过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则过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然后北定中原。蔡锷的秘密活动很快被袁世凯察觉，从此受到警探的严密监视，其住宅也被搜查。蔡锷见机只得附庸帝制运动，同时流连花街柳巷，过着醇酒妇人、寄情声色的生活，好让袁世凯放松警惕。11月11日，他以有病赴日疗养为名，潜往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乘船赴日，在神户转船南下香港，与戴戡会合后经越南河内转赴云南。12月16日，梁启超也以赴美治病为名，离津赴沪，与当时在上海的进步党另一领导人汤化龙会商，确定了进步党反对帝制到底的立场。12月19日，蔡锷、戴戡抵达昆明，连日与唐继尧等举行军事会议，筹议举事大计。此时的袁世凯正忙着称帝前的最后准备。
12月22日，梁启超在南京致电蔡锷，促其即刻发动起义。云南都督唐继尧也积极筹划，他虽是蔡锷的老部下，此刻则手握一省军政大权，是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枪、有钱的实力派。唐继尧也一直致力于反袁，“筹安会”风头正劲时，他暗地招纳全国反帝贤豪潜往昆明，共议倒袁大计。先于蔡锷抵达的有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时人杰。当蔡锷于17日抵达昆明时，滇方的军队、粮饷、军火、筹划早经准备就绪。蔡锷到达后，又带来了各地都准备响应的消息，人心更为振奋。各派力量迅速联合起来，形成反袁世凯的统一战线，于12月23日用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通牒式的电报，要求取消帝制，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限令24小时之内答复。这个答复自然无法到来。25日，起义军通电各省，庄严宣布云南省独立讨袁。按照辛亥革命的先例，成立云南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接着建立护国军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分别向叙州、泸州、重庆三个目标前进。这是护国军的主力，共3000余人。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计划经广西，攻击湘赣。第三军为预备队，唐继尧兼任总司令，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号称9000人。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19大罪状。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等口号。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几天内就达五六千人。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虽然在进步党人手中，但是这个战争客观上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是正义的，因而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从云南、广东及其他省份不断传来人们反对帝制的消息，给袁世凯的称帝平添了许多障碍。接到护国军起义的电报，他一度惊慌失措，竟在国务会议上抱怨道：“余本不主张（帝制），尔等逼余为之。”如同镇压革命党的历次反抗一样，这回他也希望用军事手段解决。护国风气一出，兵来将挡，袁世凯政府也立即调曹锟、张敬尧两军和冯玉祥一旅入川抵御。12月29日，袁世凯宣布蔡锷、唐继尧等有“构中外之恶感”、“背国民公意”和“诬蔑元首”三大“罪状”，褫夺其官职爵位，勒令“听候查办”，同时下令讨伐起义者。他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投票之时，概听人民自由，并无丝毫强制……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移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之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为了分化护国军，他下令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加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让他们逮捕蔡、唐，押解北京治罪军事准备工作就绪以后，袁世凯于1月5日发布明令，派曹锟督率各军进攻云南，并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同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进攻云南的军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率，2月26日马继增暴毙后，由该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继任。这一路计有第六师、第八师一旅和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等，共约二万人。该路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经贵州攻云南。袁世凯又命令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率领黔军配合北洋军行动，并发给军饷30万元。另一路张敬尧担任司令，由湖北乘船溯长江入四川，计有第三师、第七师和第八师一旅，加上原在四川的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和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及川军周骏、刘存厚两师，总计三万余人，是北洋军的主力。不久又加派广惠镇守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假道广西攻云南，作为北洋军的别动队，是为第三路。由于前线告急，此后又陆续抽调倪毓棻所率领的安武军十五营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进入湖南增援。北洋军饷足械精，久经战阵，在袁世凯看来，云南“兵仅万余，饷难月给”，只要大军压境，不难一鼓荡平。
护国战争是古今中外罕有的“奇怪战争”。双方实际上没打几场硬仗，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舌战争”打得远比实际战斗激烈。蔡锷原本打算在控制云南之后，用云南全部军力民力，倾巢而出，一举占领四川全省。然后再发动四川全部军民力量，北出祈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谁知唐继尧把蔡锷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北洋军方面，此刻的大小军阀大多是盘踞一方的都督、将军，袁世凯“废督”、“军民分治”的政策，直接损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目的十分现实，就是当官揽权发财，因而对袁世凯之所作所为也有很深的忧虑和戒心。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总计不过4000多人，为滇军精锐，也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这支部队在宣布独立之前，即已陆续开拔，12月20日出发，约一个月后（1916年1月17日）抵达四川叙府，与北洋方面伍祥桢的混成旅和川军巡防营接战；四天之后，攻占叙府。1月21日，入川护国军占领叙府，31日刘存厚率领川军第二师一旅在纳溪倒戈反袁，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围攻泸州。2月29日，北洋冯玉祥等部乘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机，猛攻叙府，3月2日，护国军放弃叙府。但冯玉祥占领叙府后，即按兵不动，骑墙观望。戴戡部一度攻占綦江、江津，北洋军则固守待援。护国军中路败退后，泸州方面的北洋军增援綦江，戴部寡不敌众，退守黔边。在湘南、川东一线，没有激烈的战斗，两军一直处于相持状态。北洋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而护国军斗志昂扬，进展迅速，战火很快扩大，双方形成鲜明对比。在戴戡率领下，护国军一部进入贵州，黔军团长王文华响应护国军，刘显世赶走了袁世凯派来监视他的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贵州独立，兵不血刃，解除了云南的腹心之患，使云南正面有了很大的缓冲区域。王文华率领黔军攻入湘西，占领了晃县、洪江、麻阳、芷江等县，与北洋军相持于辰州、宝庆一线。一时间，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连连向袁世凯告急，所发之电，都有“万急”、“万万急”字样。
四、列强的转变
面对中国国内的民意滔滔，西方列强担心帝制运动影响了在华的利益，于是改变对袁世凯的态度，由支持、观望到公开反对了，这无疑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首先是日本，打算联合英、俄、法、美等国拟向袁政府提出警告。美国说它“不干涉别国内政”，对此表示不感兴趣。英、俄、法因欧战正激烈进行，无力兼顾远东，不得不附和它们的盟国日本。于是，日、英、俄三国公使，于1915年10月28日联合警告袁世凯，要他“暂缓改变国体”，“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袁世凯自恃有英、日公使秘密支持，下意识地将三国的警告视为表面文章，当即让外交总长陆征祥答复道：“国体问题，完全顺从民意”，“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无论共和君主，无论以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
各国公使对这个答复很不满。11月3日，法国公使也提出警告。袁世凯担心引起意外的重大变故，指示陆征祥于11月11日邀请四国公使至外交部“恳谈”。第二天，意大利也加入。陆征祥要求各公使体谅袁政府的“苦衷”，声称“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就各省已定之选举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决于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但政府认为“应行筹备之事，既多且杂，非宽假时日，恐仪节难臻完美”，“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他又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有任何意外，政府在任何时候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酣，同盟国与协约国除了在欧洲剑拔弩张外，对中国争夺与拉拢也毫不松懈。12月12日宣布实行帝制后，德、奥驻京公使首先到外交部祝贺，并要求晋见袁世凯。袁世凯担心亲近德、奥而得罪英、日等协约国，借故推脱。当时，俄国公使曾建议协约国家承认帝制，以免同盟国先承认，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也表示同情。但是，日本情报灵通，已获悉云南起义迫在眉睫，所以坚持不予承认，并于12月15日联合英、俄、法、意各国再次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说“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这时，袁世凯才明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对他的许诺是靠不住的，朱尔典把英、日同盟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没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于是袁世凯不敢再忽视日本的警告，立即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以祝贺日皇加冕和赠送日皇大勋章为名，企图直接与大隈重信密谈，以期日本的支持。开始，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周自齐，还说准备以亲王礼接待他。不料周自齐的秘密使命败露，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也招来英、俄对日本的嫉妒，日本不得不改变对周自齐的态度。在周自齐临行的前一天，即1916年1月26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袁政府说：“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
消息传开，袁世凯懊丧已极，立即陷于政治图谋失败的悲哀之中。负责对日本交涉的曹汝霖赶忙用日文写了一篇题为《日本与中国》的文章，发表在《东华评论周刊》。文中先是抱怨“日本对华政策变幻莫测，难知其真正目的所在”，接着就要求日本继续信任袁世凯政府。他说：“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互相恋爱，继则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进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如此无耻献媚，令人齿冷。但是此刻的摇尾乞怜，已无法重获日人垂青。日本见袁世凯搞得怨声载道，丧尽民心，便决定抛弃他，另寻代理人。他们派遣特务与冯国璋联络，又暗中插手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运动，一边在东北和内蒙等地支持满蒙亲贵宗社党暴乱，企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乘机扩大侵略权益。还不断公开地指责袁氏称帝“妨碍了东亚和平”，扬言派兵进入中国内地“自由行动”。又联合各国拒绝接受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世凯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外称中华民国，对内则强令用“洪宪”纪年，形成民国与帝国、总统与皇帝同时并存的局面。有人提出，如此安排伤国体尊严，袁世凯辩解道说：“横竖外交上之文件百姓也看不见，而且我是做中国的皇帝，不是做外国的君主，外人不承认洪宪国号，唯有变通办法罢了。”由此人们谑称袁世凯为“总统皇帝”、“中西合璧之元首”。想当皇帝，却遭遇空前的窘迫和艰难，这是袁世凯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