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劝进与推让：称帝的筹备工作
为了弄成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的样子，袁世凯及其簇拥者煞费苦心，一方面继承传统手段，造出万民拥戴和劝进退让的热闹场景；一方面与时俱进，借用国会选举的民主手段选举皇帝，算得上是世界奇闻。
1915年，在“筹安会”策动下，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一发不可收拾。按照规划，首先直接发电给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复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地方藩镇方面，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9月份之前，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宦、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大员纷纷劝进，时称“十九将军联名劝进”。
9月份起，经杨度等筹划，由各省旅京人士担纲的各省“公民请愿团”纷纷请愿，以表忠心。这些旅京人士多为地方头面人物，与家乡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掩耳盗铃，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其中乞丐请愿团是杨度一手策划的。一天，他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大喜，于是三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于是决定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帝制派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士诒在请愿上尤为卖力，当时其手下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等都因营私舞弊被停职查办，梁士诒自身也岌岌可危。一天袁世凯召见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梁士诒心领神会，把帝制运动作为重新邀宠和保存实力的大好时机，于是筹集巨款，四处收买，策动成立请愿团，与“筹安会”和“各省公民请愿团”争功夺宠。一时间，北京出现了各种“请愿团”，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还有由流氓操纵的“乞丐请愿团”和由妓院老板组织的“妓女请愿团”等等，好不热闹。（17）
由于请愿终究不是常规手段，自然也无法直接改变“国体”。要达到目的，还是需要捡起早被丢进垃圾桶的议会制度来。1915年9月6日，参政院一致通过拥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预备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等到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拒绝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为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18）。照此旨意，组织“国民会议”，在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成为当时新的任务。
选举“国民代表”，先由北京政府拟订各省代表候选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的人绝大多数是袁世凯自己和他的亲信所提出的在京任职的军政官员，按他们的籍贯分别提到本省去。名单中也包括一些各省附袁的著名人士。在这以外，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官绅提出补充名单，补充名单授权给各省将军、巡按使决定。如此便合成了一个候选名单，责成各省照单把“代表”选出，非经批准不得遗漏或更改。选举的方法是，指定每县由该县县官推荐选举人一人，在所指定之日到达本省指定的处所将军衙门，去谒见指定的选举监督，也就是本省的将军、巡按使。选举监督在一定期限内，在衙门内厅随时准备着对来谒的选举人进行午宴招待。宴后，由招待人员召集选举人个别谈话，介绍本省拟选代表的名单，形式上似乎是征求选举人的同意。一般选举人都是县里的绅士，当然总是唯恐不及地唯唯从命，表示一切遵办决不贻误，接着就由招待人请选举人把名单抄写清楚，立即陪同选举人到前面大堂里特设的选举厅里面进行“堂而皇之”的投票。偶有个别莫名其妙的“代表”支支吾吾，或竟有独具意见反对照办的，那么招待人就对他不提名单和“大堂选举”的事，只是含糊地表示将来进行选举时再当奉约，捧起茶杯，下个逐客令了事。事后，还由省里把这个选举人的行动密示其本县县官，申斥他办事不力，限令重新妥为推荐适当的选举人，以免贻误。县官接到这般密示，当然紧张万分，诚惶诚恐地照章遵办。经过上述这番布置安排，10月25日终于选出了“国民代表”。
10月28日即进行“决定国体”的投票。这个投票仍是分散在各省举行，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国民代表进行记名投票，“方法是在票上预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选票上签名，再于自己名下写‘赞成’或‘反对’字样，进行投票。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代表们拿到这笔‘川资’，当然心中有数；投票既是记名式的，谁投什么票都不难查明，所以投票结果，全体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19）随即又进行了皇帝的选举，其程序与国体投票完全相同。选票上印有“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由“国民代表”在选票上亲自签名、投票，结果自然也是全票当选。11月20日，北京及各省投票一律告竣，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参政院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汇查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参政杨度和孙毓筠立刻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林长民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一片欢呼声中散会。
推戴书草成、誊写及上呈，是在上午11时半，午后即得到了袁氏的书面答复，说是国体改革既经国民代表一致同意，“自无可讨论之余地”，重申尊重民意。答复写得很巧妙，不妨一读：“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虽无讨论余地，做样子也得推辞一下，“唯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唯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20）
这种拥戴和推让实在是陈腐的老把戏。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场景曾一次次上演。当年的王莽、杨坚、赵匡胤何尝没有这样干过，三国时代更是一再上演，曹丕篡汉自立，40年后司马炎“依样画葫芦”。袁世凯自然不敢自行加冕，少不得也半推半就地表演一番。11日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宣读完袁世凯的咨文后，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推戴书自然对袁世凯的功德备极颂扬，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还声称袁世凯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烈”。离谱的是将签订“二十一条”也当成丰功伟绩，颠倒是非，夫复何言。其“功烈”“迈越百王”，“德行”也“夐绝古初”。“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今日者……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因此，希望他“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基”。（21）这些当然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沿用传统“劝进”的老套路，否则，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内，连拟稿带誊写地完成两千多字的东西来。
不少人喜欢将袁世凯比作曹操，皆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然而在称帝问题上，袁世凯实在差得太远，他甚至连那三次退让的故事都做不到。第二天一大早，他迫不及待地发下一道冠冕堂皇的告示，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大言不惭地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22）为了“救国救民”，他只好勉为其难地当皇帝了。
但凡登基称帝者，总要弄成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样子，袁世凯也未能免俗。然而手法之拙劣，远逊前人。他“与时俱进”地用电报等新通讯手段，也利用报纸、杂志等新闻平台，然而，这些新手段也帮了倒忙，以更快的速度，让更多的人认清了他的真面目。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这类密电多达50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段芝贵、陆建章、朱启钤个人署名的。黄毅在《袁氏盗国记》一书中详细披露了这些电文，从中可以一窥个中内幕。
如政事堂于10月12日发密电：“国体不宜，危险在后，此数年中言之者众矣。予亦非有意因循，置根本大计于不顾，但欲归复故主，则中外大半反对，事有难言，欲别求贤能而理，顾海内又乏统治全局之才，熟思审处，不敢置议。”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7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饬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显然，这场称帝闹剧是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由于要做出民心所向的样子，议会和国民代表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在国民代表的选择上更是煞费苦心。10月10日，署名国民会议事务局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责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次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用监督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如此安排，自然是全票通过了。
前面所提到的请愿书也是精心炮制的，甚至有固定格式。10月23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密电称，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使用如下字样：“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并称“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原来数以百计的拥戴书不过是命题作文而已。对于拥戴的标准程序也有详细的设计：“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特别是日本此时从中作梗，为了避免夜长梦多，10月份以后，袁世凯及其幕僚们加紧了称帝的步伐。对于国民代表，不惜用重金收买。国民会议事务局一通密电称：“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大概是做贼心虚，他们生怕这些阴谋诡计曝光，因此一再强调保密，并且要求销毁密电。如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11日所发密电称：“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12月底，再次重申这一点：“此项电文无论如何慎密，终涉迹象，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遗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23）
如此苦心安排，不过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明眼人一眼就看了出来。正如当时梁启超所指出的：“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24）这是对袁世凯窃国称帝最生动的写照。
七、登基大典
登基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基、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世凯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对于筹备工作，他指示各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璞，轸念民生之至意”。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基大典预算竟达五百九十余万元，仅购制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就花费了两百多万元。
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中华民国纪年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袁世凯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为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忙着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嘉冕登基了。
1915年12月13日（旧历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登基”大典，接受百官朝贺。
据袁世凯的亲信、躬与其事的唐在礼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早晨8、9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基，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
约在9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大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人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侍奉袁世凯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这天龙袍、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世凯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世凯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世凯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
典礼结束，袁世凯照例颁布了一道文告，公告天下，申明称帝的原因，自然不外乎顺天应人之类。“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无可逃避的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鉴于各地反袁运动风起云涌，他也严词批判，并公然加以威胁：“因思宵小佥壬，何以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言下之意就是，谁要反对他当皇帝，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就是违背国民之公意。
新君登基，照例要论功行赏，大赦天下，以显示皇恩浩荡、雨露均沾。袁世凯既得偿所愿登上皇位，为了拉拢庞大的军阀官僚阶层，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基础，第一件事就是滥授爵位，广布恩德。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受封者大多并不买账，古今称帝者鲜有如此出糗者，这也预示着称帝闹剧的惨淡收场。12月15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表示不接受。20日，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帧，允许他们不称臣。对于自己的文官武将更是慷慨封爵。12月21日和23日，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共128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何宗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江朝宗、徐邦杰等37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19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30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70人。此外又封孔子76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满心嫉妒、怨恨，但敢怒而不敢言，被迫发表声明，拥护他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他因此身败名裂，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行，必为时代所唾弃，反帝制的战火很快就燃遍全国。
注释：
（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38页。
（2）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09页。
（3）苏全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第94页。
（5）梁士诒：《三水梁燕孙（士诒）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
（6）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1912—1928》（二），第1117页。
（7）黄毅：《袁氏盗国记》（上），国民书社1917年版，第341页。
（8）苏全有：《袁世凯称帝原因试析》，《兰台世界》2009年第7期。
（9）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1915年9月编印。
（10）杨度：《君宪救国论》，《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1915年9月编印。
（11）《申报》，1915-8-17、1915-8-27。
（12）王建中：《洪宪惨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3）苏全有：《袁世凯称帝的幕后推手》，《领导文萃》2010年第13期。
（14）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第60—61页。
（15）《政府公报》，1915-9-7。
（16）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第90—119页。
（17）《政府公报》，1915-12-12。
（18）《政府公报》，1915-12-13。
（19）《政府公报》，1915-12-13。
（20）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第90—111页。
（21）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第99—104页。
（22）《政府公报》，1915-12-14。
（23）《政府公报》，1915-12-15。
（24）[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