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就职誓词中称：“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当时，南北对峙，列强环伺，南方力量羸弱，革命前途未卜。要颠覆满清王朝尚且举步维艰，要巩固民国和谋求民生幸福更是遥不可及。从武昌首义到溥仪逊位，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东方古国，在短短四个月内，由延绵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制一跃为民主共和制，这是改天换地的大变局。逼清帝退位，手造共和，继而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大总统，袁世凯无疑是“关键先生”。这一切是阴谋家的“窃取革命果实”，抑或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百年而后的今天，我们很难一句话说清楚，且回顾历史现场去看个究竟吧！
一、京津兵变与定都北京
辛亥革命后半年间的政局宛如白云苍狗，瞬息万变。此时的袁世凯，似有左右乾坤的能量。清廷要对付革命党，非起用袁氏不可；革命派，包括孙中山和黄兴，都体会到要“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非有袁世凯参加不可；国内立宪派、勋旧贵族也多希望袁世凯出马拯救危局；列强也期待一个强势且能维护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袁世凯是不二人选。一边是民意滔滔、来势汹汹的共和革命；一边是外强中干、对他疑忌交加的晚晴王朝，袁世凯也有骑虎难下的难处。
在南京迅速就职的孙中山与民国临时政府，此时的处境更为凶险。从孙中山到普通阁员，似乎一开始就有没有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国途中，权衡内外局势，计较各派实力，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因而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却不得不连发电文劝告袁世凯，准备虚位以待，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天下，以促袁世凯反正。然而，将好不容易取得的天下拱手让人，将民主革命的大任托付给一个镇压自己的旧官僚，于情于理是不太合适的。一位湖南籍的参议员在参议院审议临时约法草案时，就提出质疑：“现在清朝的君主专制虽然已经推翻，但是我们把建设的事业，委托他们官僚，他们能够厉行我们党的主义，替人民谋福利吗？”如何让袁世凯接纳革命派的主张与政策，继续推进民主共和进程，至少要维护民主革命成果，而不是引狼入室，是摆在孙中山和南方政权面前严峻的任务。因此，民国元年（1912）春夏间的南京临时政府一刻也没有闲着。
当2月12日隆裕太后下旨宣布退位之后，2月14日，孙中山马上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15日，参议院召开会议，选举总统。毫无悬念，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至此，清廷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为了表示支持民主革命，袁世凯就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子”。当时，很多人将是否保留象征臣服清廷的长辫子作为革命与否的标志。2月16日下午，袁世凯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廷斡为他剪辫子。然而在仅仅两天前，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对《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袁世凯也不得不经受时人质疑的目光。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描述袁世凯的剪辫：“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变化。”等到袁世凯的辫子一掉，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袁世凯的副官唐在礼目睹了整个剪辫过程，他观察到：“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1）
如今，朝廷没有了，袁世凯再也不能再当骑墙派了。很快，他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接下来是关于三项条件的问题。袁世凯是离开北京赴南京就职，还是民国政府迁都北上，成为南方政府与袁世凯角力的关键。对于临时约法等法律法规毕竟比较缥缈，当务之急是，既然承认以南京做首都，就必须尽快南下就职。
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世凯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兴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接袁世凯的专使，迎袁南下。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蔡元培领队，成员包括宋教仁、汪兆铭、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辰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2月18日，专使团由孙中山授命，22日偕同唐绍仪自上海起程，取海道北上。26日，专使团抵达北京。翌日，袁世凯接见了使团，双方进行恳切会谈，袁世凯并未拒绝南下，这让蔡元培等十分欣慰，以为大功告成。
然而，29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生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元培、汪兆铭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后经洋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才幸免于难。兵变迅速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等京畿要地。各地均发生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恶性事件，史称“北京兵变”或“京津唐兵变”。（2）这次兵变到底是袁世凯早有预谋，直接指挥的，还是授意操弄，由亲信发起，抑或是一种历史偶然？史料记载众说纷纭，中外学界多年来也尚无共识。一度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照搬“陈桥兵变”，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其父称帝。也有不少人考证，兵变实非袁世凯之预谋，不过正中下怀。本来民国定都何处，革命党内意见就不统一。其中孙中山、黄兴等力主定都南京，黎元洪、章炳麟等汉、沪实力派均主张建都北京。包括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以及《民立报》等革命派报刊也持此见。兵变发生，给了袁世凯很好的借口，他以维持局势为辞，婉拒南下。
蔡元培等在惊魂未定之余，也就电报孙中山，不再强行让袁世凯南下。孙中山得专使团报告之后，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世凯以电报方式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3月8日，袁世凯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由孙中山咨请参议院认可。
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中外贵宾观礼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就职时，身穿元帅服的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誓词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3）
蔡元培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袁世凯的誓词并代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谦虚作答：“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重任一时完成，中国由两千年的封建帝国摇身一变为紧跟世界潮流的民主共和国家。从社会精英到普通大众，大多充满了乐观与期待，对于促成这一变局的袁世凯也是多有推崇和期待。1912年5月，有记者问孙中山：“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孙中山回答说：“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4）
二、临时大总统与《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完成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任，接下来就是“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问题了。如何规划中华民国的未来，选择怎样的政治体制，如何实现民主共和，首当其冲的是政体问题，当时可取法的有美国的总统制与法国的内阁制两种，前者总统有全权，而后者则旨在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孙中山等人认为帝制既出，力主美国模式；宋教仁等人则力推内阁制。在将总统大为拱手让给袁世凯后，如何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成为摆在革命党和中国人面前严峻的任务。因此孙中山等改推内阁制，加紧立法，好让袁世凯去做个“虚君”。对于袁世凯而言，统御如此庞大而分散的国家无疑也是个烫手山芋。作为一个旧式官僚，他哪里愿意当什么“虚君”，甚至连共和、议会、内阁为何物也不甚了解，岂会甘心受南京临时政府为他画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总统与内阁的矛盾，临时大总统与“临时约法”的矛盾，演变为一连串的现实冲突。
袁世凯就职后，翌日，孙中山公布了依照法国式责任内阁制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3日，袁世凯依法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29日，唐绍仪向南京参议院提出内阁人选。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一个新的政府出现，南北正式统一。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袁政府的主要人事状况如下：
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征祥字子欣江苏上海人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五十四岁
财务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山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唐内阁是南北权力分割组合的产物，其中实权部门，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统统是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诸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则由革命党担任。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由于专制，茫然不知传统延续数千年，而民国建构完全是西洋的舶来物，不要说悠游山野的平民百姓，连身居枢要的官员，亦不知晓共和、民主为何物，内阁、议会为哪般。比如海军总长刘冠雄，一次拜访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汤化龙邀他入座，他连称不敢，推拉之下，他讲出理由：总统由国会选出，议长是国会领袖，职位和总统相当，我是总统的僚属，议长就是长官，如何敢分庭抗礼？虽经汤化龙再三解释，刘总长依旧不敢入座。堂堂部长，认识尚且如此，如何能理解和推行那些照搬自欧美的制度架构，如何让民众领会效法？其中曲折艰难可想而知。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和议员选举法，并下令在全国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人都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工农大众被严格地排斥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之外，四万万人的中国，仅四千余万人有选举权。就是这种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袁世凯心里很不以为然，只因迫于大势，不得不作出欢迎的姿态。
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民国元年春天，“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为了取得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大为活跃。原来，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会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完满地实现，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便开始分化。章太炎（1869—1936年）因对组织临时政府、选举总统颇持异议，乃联络旧日光复会会员及清季预备立宪公会人士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熊希龄、汤寿潜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对同盟会采取敌视态度。该会成立不久，即与立宪公会协议合并，改称统一党，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励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同时，孙武等人则与一部分湖北籍的官僚和立宪分子相结合，组成民社，拥护黎元洪。1912年5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以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后援，成为同盟会的劲敌。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同年8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改组后，改变了原来的宗旨。如会章宗旨原为“实行民生主义”，而国民党则改为“实行平民政治”。另外，由于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加入，国民党组织庞杂、涣散，内部派系林立。当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在党内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处于无权的地位，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唯一大党，其主要势力在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苏等省。
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的活动，对与他为敌的国民党尤为注意。他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国民党，刺探情报，一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在他的利诱和威胁下，国民党人孙毓筠、胡瑛等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他们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对袁世凯揣摩迎合，亦步亦趋，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无不冷眼视之。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当时，梁启超也正亟谋出山，便不计戊戌政变的旧怨，幻想依附袁世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梁启超曾献策道：“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还说，“善为政者，必暗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这些言论，正中袁世凯下怀。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经梁氏策动，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吸收了国民协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及共和俱乐部等五个小党，组成民主党，汤化龙担任理事长，骨干有林长民、孙洪伊等。
虽然在幕后极力操纵党争，袁世凯却装出超然的姿态，“急于融洽党派”，并标榜自己只知“爱国利民”，最没有党派成见。当各党由于他的挑拨而争吵不休时，他又发布通令劝告各党“蠲除成见，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甚至假装痛切地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当时，从党的纲领上看，国民党和共和党、民主党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主要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国民党主张分袁世凯的权力，监督袁世凯；共和党和民主党则赞成袁世凯独裁。无休止的争论，让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坐收渔翁之利之余，坚信应集权独裁。《临时约法》则成为其主要制度障碍。
《临时约法》的前身是1911年12月3日由独立各省都督代表会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南京临时参议院是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春，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通过一个多月的集会，制定了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最重要的便是由原《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习称“民元约法”。这部宪法共有七章五十六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袁世凯岂会甘心？袁世凯派的总长们目无总理，请示时都直接找总统，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干不下去，只好辞职。在就职周年讲话中，袁世凯向国民“申述”道：“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日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5）袁世凯一直力图挣脱“约法”的束缚，实际上也达成了目标。他用各种手段，阴谋阳谋，或明或暗，短短一年时间就将政敌和异己弄得七荤八素，把内阁和议会打得落花流水，军政大权则紧紧抓在自己手中。1912年12月4日，有记者在报道中称，袁世凯如同有奇门遁甲之术，轻易突破各种限制：“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为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吾人虽可斩头沥血，以证明大总统实无要做皇帝之心，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
体制冲突导致了行政的低效，各种矛盾接踵而来。袁世凯希望“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因此不断挑战《约法》的权威，超出法律范围揽权。这也激化了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固有矛盾，不断有人质疑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野心。面对质疑，1912年6月24日，袁世凯发表公开辩护。“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这时，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元勋依然保持着对袁世凯的高度期待和基本的信任。孙中山就不断替袁解围。比如，他曾辩解说：“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6）让一个实权在握的旧派官僚，甘心跳入曾经是敌对方安排的完全西化的框框中，无异于赶鸭子上架，驱老虎吃素，种种冲突，此起彼伏。
三、责任内阁及其终结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其亲信唐绍仪被推为内阁总理。唐氏内阁是一个南北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然而，袁世凯与首任责任内阁的矛盾很快凸显出来，最终以唐绍仪出走告终。在内阁政党与政党内阁的矛盾纷争中，内阁逐渐沦为袁世凯手中的玩物。袁世凯也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操弄与军事行动中，走向历史的反面，成为独夫民贼。
唐绍仪（1860—1938年），广东香山人，是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中的一员。归国后在总理衙门任职，后赴朝鲜，协作外交、财政事务。在此期间，他与袁世凯惺惺相惜，成为其得力助手。袁世凯在晚清政坛沉浮，唐绍仪也随之升降。他先后在外交、金融、铁道等部门担任要职，官至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等一品大员。袁世凯东山再起后，他再度出山，成为南北和议代表。拥有丰富的资历见识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唐绍仪是非常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经验和训练，他和袁世凯的长期友谊，也使其赢得袁世凯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绍仪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请加盟。唐绍仪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于三月三十日，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绍仪内阁也可算是个国民党所宣扬的“政党内阁”了。
唐绍仪虽然来自袁世凯阵营，毕竟经历欧风美雨洗礼，特别是通过与同乡孙中山等的接触，对民主共和有一定认同。当袁世凯还目之为幕僚长时，他则一心想当真正的责任内阁，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而生。通过接触，唐绍仪并不将同盟会看作严重的危险，力主和他们坦诚合作，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世凯。在推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世凯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位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大权独揽，专横独断，视内阁为幕府班子。唐绍仪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怀疑他“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甚至半挖苦地说：“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7）一席话让唐绍仪十分窘迫。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赵秉钧、段祺瑞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并经常架空唐绍仪，直接听命于袁世凯。
在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问题上，唐绍仪和袁世凯发生了严重冲突。唐绍仪奉袁世凯的命令，以筹备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其办法约分两途：一为监督用款，一为监督遣散军队。唐绍仪以此项条件过苛，遂严词拒绝。唐绍仪为了冲破银行团的藩篱，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100万磅（700万元）。银行团为了保持其对华借款的垄断权，公然以停止贷款相要挟，驻北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凯命令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这时，同盟会领导人反对向银行团屈服。黄兴在南京发起募集“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月3日断然拒绝了银团的无理要求，因此引起列强的恼怒，他们指斥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严重地损害了他和列强之间的“友谊”，一面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和银行团交涉，一面布置逼唐绍仪下台。不久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本来王芝祥出任直隶总督是唐绍仪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然而当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都督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袁世凯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王芝祥，派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而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唐绍仪追随袁世凯20多年，熟悉他的政治手腕，6月15日留下辞呈文，不经告别即跑到天津去了。唐绍仪的出走，正中袁世凯下怀，他马上就转入另组内阁的活动。
袁世凯的言行，激起了同盟会领导人及其领下的南方各省人民的愤慨，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各城市的报纸普遍谴责袁世凯破坏法制。袁世凯立即反攻，一面回电反责陈其美“误听浮言”，并动员御用报纸称唐绍仪“贪污华比借款，无法交代，避责潜逃”，“接济革命党军费”，甚至诬蔑孙中山接受唐绍仪贿赂百万元，等等，妄图借以转移舆论视线。这时，列强在华报纸如《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大陆报》等纷纷发表社论，攻击唐绍仪，为袁世凯撑腰打气。如《京津泰晤士报》社论说：“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固有损于新政府，而重任旧职尤为全国之不幸。今中国讧患相仍，亟宜任用不畏强暴、不避艰辛之人，或可挽狂澜于既倒。”（8）
为了平息统治阶层的怨气，6月24日，袁世凯在致各省都督的公开电中自辩，声明对就职誓言信守不渝。他说：
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自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两千年专制之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9）
27日，袁世凯断然下令免去唐绍仪的总理职务，两天之后正式任命陆征祥为总理。陆征祥是一个职业外交官，清末长期驻在国外，先后担任过参赞、公使。辛亥革命时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并因此功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无派，无军无权，他的升迁全赖袁世凯的眷顾，因而对袁世凯唯命是从。袁世凯认为这样一个人好摆布，便于自己独裁专行。新内阁是号称由“超然总理”领衔的“混合内阁”，核心成员依然是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
为了表示对陆征祥内阁抗议，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等联袂呈请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因借款交涉没有进展而去职。交通总长施肇基因和唐绍仪关系密切，早已挂冠而去。内阁十名总长走了六名，一时陷于朝中无臣的境地。当时，袁世凯势力尚不足以统御南方各省，不敢完全撇开革命党，不得不极力慰留。袁世凯对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回答道：“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10）为表示辞职决心，蔡、宋等人拒不到任。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得批准蔡元培等四人辞职，同时收买两个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沈秉，让他们分别担任教育总长和工商总长，以装饰门面。其余四名总长是：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交通总长胡惟德、农林总长王人文。
当时，在参议院里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组成的共和党，是仅次于同盟会的第二大党。袁世凯自恃有共和党的支持，7月18日派陆征祥拿着他拟定的补充总长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参议院同盟会议员本来就对这个补充名单极为不满，更离谱的是，陆征祥出席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竟大谈请客、做生日、开菜单等等，无一语涉及政治，致全院哗然。（11）袁世凯知事不妙，多次居中斡旋，但所提名单依然被一律否决，因此下定决心对付参议院。
在袁世凯的主使下，首先由赵秉钧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电痛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亡，甚至公然“主张用兵力解散参议院”。接着，恐吓信、匿名传单纷纷到参议院。北京的御用报纸也都随声附和，攻击参议院，为军警的行为助威。参议院守卫队长称病请假，不任保护之责。而从前的某些革命党人也为军警助威。章太炎、孙毓筠等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还写信给袁世凯，叫喊“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袁世凯一面批令将孙毓筠的信登报，扩大影响，一面又装出委曲求全的样子，表示自己不愿走极端，仍渴望妥协，21日乃邀请各党派参议员60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劝说各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挽救危亡，以免国家陷于不幸。次日，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格，”鉴于“大局颠危之亟，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并于日内另选相当人员，再行提出，求其同意”。23日，袁世凯果然送交参议院一个新的总长名单：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工商总长蒋作宾，征求参议院同意。参议院接到名单后尚未开会，25日军警联合会又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叫嚷以武力解散参议院。同日下午，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等军警要人，以联络感情为名，招待参议员和新闻记者。陆建章代表军警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议院之意，但又说：“不过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接着，北京《时报》经理起而痛骂参议院，最后威胁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死刑。”一帮被收买的记者同声鼓噪，高呼“亡国！亡国！”之声不绝。会场秩序大乱。次日参议院开会，不得不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阁员名单。只是蒋作宾后来换为刘揆一。
袁世凯利用军警威胁参议院的尝试得逞了，以后便更加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然而，这件事却激起南方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为了使议院摆脱北洋武力的胁迫，同盟会员何海鸣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欢迎国会团”，倡议第一届国会在上海召开预备会，自行决定开会地点，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袁世凯深恐国会南迁，出现南北对峙，对“欢迎国会团”的活动“极为注意”，先唆使冯国璋通电，指责“欢迎国会团”“破坏民国”，“动摇国本”。后又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设法将它解散。程德全“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该团回信说，不违反约法，“论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袁世凯只得授意杨度和孙毓筠出面调解，提出只要“欢迎国会团”自行解散，他就下令禁止军人干涉政治，停止“军警联合会”的活动。结果也没能达成协议。
在军警的压力下，参议院虽然勉强通过了陆征祥内阁总长的补充名单，却不肯服气，接着就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征祥遂称病提出辞职，然袁世凯未即允许，8月20日袁世凯才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世凯故意做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虚伪姿态，来愚弄参议院，他时而表示要用赵秉钧组阁，时而又请刚刚来北京的孙中山和黄兴推荐“人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想让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意赵秉钧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挂名同盟会，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以便取得孙、黄二人的好感。
在取得黄兴等人的同意后，袁世凯于9月22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兼内务总长，外交总长前已任命梁如浩，其余总长都留任不动。某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及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袁世凯故作风趣地说：“此事不待大总统委任。”陈振先和梁浩先后加入。许世英本是国民共进会会员，该会既已并入国民党，他也就变为理所当然的党员。刘揆一入阁前已宣布脱离同盟会，而今也说如全体加入，他也愿意恢复党籍。段祺瑞和刘冠雄都借口自己是现役军人，不入党派。范源濂是共和党，他表示愿意脱党，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只周学熙断然拒绝加入。这样，在国会人员中除无党派者外，都算是国民党了。袁世凯故意散播说：“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个“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说“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12）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不久，赵秉钧就提请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赵秉均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所谓“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四、短暂的蜜月
大凡开国之初，都会面临共同的一些问题，如何处置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们？如何裁兵削藩，将地方分散的武力加以消解？这都是一等一的难事。综观几千年历史，或高官厚禄以酬其功，良田美宅以蚀其志，或以株连罗织以治其罪，或因叛逆谋反以杀其身，其手法之粗劣暴戾往往让人心寒齿冷。总而言之，要将这些功臣们从威胁性的位置调开或除掉，不让其掌握兵权要职。最为人称道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以虚名实利诱使将功臣们自动放弃军权。辛亥革命是各方力量共同促成的，革命立宪、新军旧吏、帮派会党，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各种派系混杂其中。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有首倡之功，导引之业，然而掌握各地实权的，除南方个别省份外，多是立宪派和旧官僚，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也控制了华北几省。在那个动荡不穷的乱世，各占地盘，自立为王者多如牛毛，地方军队更是数以百万计。不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当政，这都是十分迫切和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当政以后，在处理地方武力以及功勋元老关系方面，采用两面手法，既有赤裸裸的进攻，也有甜言蜜语的拉拢，不失时机地交替使用这两手，手法可谓集中外之大成，手段之老辣令人惊叹。为了让国家早日迈上正轨，双方一度彼此抱有高度的热忱和期待，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这一过程仅仅维系了几个月，此后双方反目成仇，大动干戈，让新生的国家继续沉沦。今天不少关于袁世凯的论著，常将孙中山及革命党视为正统和正确的一方，对袁世凯民国后的作为是全盘否定的，相应的描述也多用负面的。平心而论，袁世凯当时不少措施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得到孙中山及革命党支持的，应当具体分析。
袁世凯就任后，向革命党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攻势，如逼走唐绍仪、威胁参议院、裁减革命军及杀害张振武等。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矛盾，1912年8月，袁世凯邀请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入京，商议国家大事。孙中山自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在南方各省旅行，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的修筑铁路，来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还公开表示不再竞选正式大总统，“尽让政权于袁氏”。
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袁世凯以国家元首的高规格接待这位前任。他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25日，孙中山前往总统府拜会袁世凯，袁世凯亲至大门口迎接，两位巨头初次会面。在总统府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袁世凯说：“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孙中山在北京停留20余日，与袁世凯会谈13次，希望袁世凯作正式总统，十年内练陆军百万人，建筑铁路十万里，袁世凯即授以计划全权。袁世凯谈话时，总是“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他说：“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孙中山表示：“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袁世凯“诉党派竞争之苦”。孙中山慨然应允尽力“调解”，并表示自己“从此当事社会事业”，放弃竞选总统，自信办实业比袁世凯合适。袁世凯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虽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都以实业为第一大宗。”（13）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印象很好，他后来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回忆当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14）
9月11日，黄兴也到达北京，同样受到袁世凯的热情欢迎。这时无论孙中山、黄兴，还是宋教仁都企图构建政党内阁，以党治国。孙中山和黄兴都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后援，建设强有力的政府。袁世凯表示加入政党诚然不错，然“今则非其时也”。其实他对政党政治毫无兴趣，他向人解释道：“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四海之内，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师。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15）通过会谈，孙中山、黄兴被袁世凯所迷惑，宣言愿推袁为正式总统，号召人民给袁世凯以全力支持。
民国初年，孙中山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建国大计，特别是修建铁路的宏伟计划。孙中山提出，十年之内他负责建造20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耳。”他指使梁士诒多次赴孙中山行馆，帮助拟定建筑铁路的规划。9月9日又特授孙中山三万元的高薪。以后又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对黄兴的随员也极力延揽：委派李书城为总统府军事处次长，其余张孝准、何成、曾昭文、耿觐文等人都拟给予参谋部或陆军部顾问官的名义。后来，袁世凯还颁发命令，授孙中山大勋位，授黄兴勋一位及陆军上将，孙、黄都拒不接受。孙中山回答袁世凯说：“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如此安排，给孙、黄大灌迷魂汤，一幅皆大欢喜的和谐画面顿时呈现。事实上，当时革命党与袁世凯间分歧严重，尤其在内阁总理人选、善后借款、修订约法、军民分治等问题上都有根本矛盾，同盟会和袁世凯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当时的名记黄远庸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16）
为了宣示袁世凯已成天下共主，与各派“跻于精诚结合之途”的假象，9月25日，孙中山离京前夕，袁世凯提出“内政大纲”八条：（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这八条是袁世凯方面拟定，没有和孙中山、黄兴协商讨论。由于这些条款很笼统，不涉及争论的具体问题，孙、黄为表示合作的诚意，欣然同意。在取得黎元洪的赞同后，9月25日，大纲由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全国宣布。电文末尾写道：“此八条作为共和、国民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17）这个四巨头宣言，重点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实际上是袁世凯一手控制的北洋政府，由“中央集权”，也就是加强他个人的独裁。
袁世凯的这些手法一度蒙蔽了孙中山、黄兴等人，获取了他们的信任。孙中山在给黄兴的电文中，劝他也北上晤谈，甚至为张振武案替袁世凯辩解：“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他甚至表示，“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18）
在人事方面，袁世凯先把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兴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等到新政府百事就绪，袁世凯就要裁撤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兴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后来，袁世凯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中山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协助孙中山搞实业救国。
袁世凯深知清室的迅速灭亡，一时形成外重内轻局势，进而谋收地方主权。此时他的势力仅及于华北、东北，对于南方同盟会的都督固不能指挥自如，非同盟会的都督亦多各行其是。当时，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南等省都在同盟会的掌握之下。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虽非同盟会所掌握，但也不是北洋军势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上述各省共有50多万受过革命洗礼或影响的军队，其中约有一半在同盟会军人的手里。袁世凯对此甚为担忧，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19）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得最为露骨：“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相继招募，于是军队林立，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仓猝成军，未受教育，既难保不为地方之祸，而值此国家经济万分困难之时，饷项亦必不能继。”因此，必须大力裁减“地方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20）本来裁减军队，实现军民分治合乎情理，也得到孙中山等多数革命功勋的认可，然而袁世凯却将这一举措作为排斥异己，强化北洋集团势力的手段。
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凯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规划消纳各省军队。第一步先把全国90万军队裁减一半，缩为50个师。所谓裁减“地方军队”自然不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对于老班底的北洋军，袁世凯不仅不裁减，反而以各种借口不断扩充。如段芝贵招募拱卫军十营3000人，雷震春在河南又招募豫军六营，奉天将旧巡防营改编为两个师等等。对于“地方军队”，则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集中全力瓦解同盟会的军事力量。对于非同盟会系统的都督，基本上允许保留原有的军队数额，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如陆荣廷原有巡防营30多营，本来人数约相当一个师一个旅，但他吸收了本省另外的一些军队扩编为两师一旅。云南蔡锷的军队一直保持民国元年（1912）两师一旅的名额，另有警卫队40营。对于同盟会军人所掌握的军队，袁世凯则严令遣散或裁减。为了减少阻力，他极力利用同盟会军人来推动这件事。派李燮和为长江水师总稽查，“以求达到改编长江水警的目的”。派原山东督胡瑛前往烟台，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赴湖南，目的都是为了遣散革命军队。
南京一度作为首都，因而在附近集中了近十万革命军队，也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同意设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黄兴望高权重，有第二总统之称，让袁世凯如鲠在喉。当时，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也天真地以为铁血革命时期已经过去，建设时代已经到来，以为用约法、议会、内阁即足以约束袁世凯，没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北京也停发了南京部队的军饷，只发少量的遣散费，使一些部队的伙食都无法维持。因此，黄兴不得不连日演说革命大义，动员军队解散。袁世凯还鼓动御用报纸攻击黄兴“拥兵自固”，并密令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和江苏都督程德全前往南京监督，以压迫黄兴加快遣散军队的速度。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至6月中旬，近十万革命军队已有三分之一遣散了，三分之一回原来各省，余下的三分之一江苏本省供饷编成三个师。威胁解除，袁世凯马上撤销南京留守处，解除了黄兴的职务。对于袁世凯的阴谋，不少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在参议院一次讨论裁军方案时，段祺瑞出席作报告，一位同盟会议员当场质问道：“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21）不少比较强势的地方军政官员则进行各种抵制和拖延。如福建的许崇智、广东的胡汉民、江西的李烈钧等都强力抗拒，保留了不少武装。
袁世凯善于运用各股政治势力的矛盾，通过阴谋阳谋，居中操弄，各个击破。其手段的老辣生猛，通过张振武案就足见一般。
张振武是同盟会早起会员，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民国成立后，担任湖北军务司副司长，颇得民心，并且与另一位“元勋”黎元洪颇有嫌隙。黎元洪利用裁军之机，企图解散张振武领导的将校团（该团共600多人，方维担任团长）。黎元洪又企图遣散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张振武闻讯立即将它改编为护卫队。黎元洪又下令解散护卫队，张振武针锋相对。黎元洪下决心要消灭同盟会的军队，鉴于张振武“留鄂鼓乱”，转而求助于袁世凯。袁世凯顺水推舟，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讨，电令张振武、方维入京。8月8日，张振武、方维抵京后，黎元洪立刻密电袁世凯，给他们横加“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要求施以军法，就地处决。袁世凯乃将计就计，下令逮捕方维、张振武，马上加以诛杀，造成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桩杀害“革命元勋”的大血案，一时间海内哗然，群起声讨。同盟会领袖和湖北籍的共和党人孙武、刘成禺等都严词质问袁世凯，参议院也要求公布张振武、方维谋乱证据。袁世凯竟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公布了出来，借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并答复参议院道：“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
从这件谋杀案中，袁世凯一石数鸟，成为最大的赢家，恫吓了同盟会，又离间了同盟会和黎元洪的关系；塑造共主地位，迫使黎元洪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靠拢；消除阻力，加快裁减湖北革命军队的步伐。武昌起义后，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湖北新军由晚清一镇一混成协，民国元年扩编为八个师又两个混成旅。经黎元洪大量遣散，至1913年3月减为六个师，稍后双缩编为三个师一个旅。后来，段祺瑞奉命到湖北代替黎元洪，又迫令鄂军裁减，至1914年底仅剩下一个师和一个旅，而且师旅长都是由袁世凯指定的。此后湖北成为北洋各派竞相争夺的热点地带。从1912年2月至1913年3月，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五省共裁减军队16个师，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武力，南北之间的新仇旧恨也不断增加。在随后的“二次革命”中，南方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