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北议和
袁世凯在利用革命势力与清王朝的对抗而渔人得利的方策指导下开始了他一步步走向权力之巅的政治运作。
袁世凯需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清政府与南方革命势力。对于后者，袁世凯取议和之策；对于前者，则取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架空清廷，袁世凯在组阁后奏请清廷同意：（1）除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而总理大臣又不必每日入对；（2）除国务大臣外，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3）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无须上奏请示；（4）由奏事处传旨事件也均暂停止。袁世凯还致电安徽巡抚朱家宝顺应时势，不可胶执成见，与革命决死战，朱家宝因此独立。（75）冯国璋部攻陷汉阳后，袁世凯“托外交团调处，停战三天。冯国璋未会其意旨，提出严酷之三条件：革命军所有军舰宜置于列国保护之下守中立；引渡武昌官军；不修战备。经民党峻拒之，准备开战。袁乃撤冯归”（76），“以段芝泉祺瑞统其事，冯则任京城禁卫军长”（77）。冯国璋后“与鄂军时通款曲，信使往返”（78）等等。从以上袁世凯的行动可知，其为夺取政权逼迫清廷而借民军自重之用心良苦。
袁世凯与清廷貌合，与南方反清集团暗合，试图用和平方式推翻清王朝，正如唐绍仪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以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转移视线，军队易于收束。”（79）
“袁世凯‘推翻皇室，自掌天下’的存心已非一日，只因自己身居京城，军队却都派遣在外面，近畿的近卫军和原有的旗军虽然已经归冯国璋总领，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旗人，因此他很不放心。他自己的军队在天津、保府一带，并不多于禁卫军的人数，万一有事就无法自卫。所以他顾虑假使一旦揭下‘效忠皇室’的面具，说不定马上要吃个眼前亏。因此整个和议阶段，也就是他竭力争取时间摆布阵容的阶段。他一面对近畿的保卫做了巩固妥善的布置；一面调兵到津浦等铁路各线及黄河、淮河两岸布防，以备万一和议决裂，抵挡南军。而部分民党中人虽知袁是奸雄，但袁究竟是何居心就不很了解，‘难道他在优待条件上替满蒙争持利益？’因而惹得双方疑窦日深。”（80）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绝非多余，“当孙、袁条件给定以后，禁卫军官兵以为皇室当然灭亡，满族亦归消灭，无不激昂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乃时期已迫，无可推延”，冯国璋亲至西苑军司令处广场，“召集全军官兵，自登高桌，向众高声宣布大清皇室辞职后之优待满蒙条件，内并有禁卫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之语，云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并任众发言质问……于是此一场大风波，乃得平安渡过”。（81）
另一方面，袁世凯一直在不断与革命势力方面接触、谈判，谈判的筹码是君主还是民主，其目的不外是夺取大总统权位。袁世凯到北京不久，由梁士诒和杨度介绍，接见了新从刑部狱中释放出来的以行刺摄政王载沣而名闻全国的同盟会会员汪精卫，对汪精卫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并让大儿子袁克定跟他结拜为异姓兄弟，保持密切联系。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汪精卫和杨度二人合组一个政治团体，名为“国事共济会”，以“同舟共济，调停南北，促进和平”为宗旨，宣称中国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南北任何一方都不能决定，只能由国民公意决定。杨度代表北方（袁世凯），杨度当时入选内阁为副大臣，汪精卫以同盟会会员身份代表南方（革命军）。成立“国事共济会”的目的就是要求双方停战，发起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公决这一问题，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南北议和制造舆论条件。
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占据龟山天险，使武昌处在龟山北洋军的炮火射程之内，逼迫革命党走上谈判桌。革命党认为袁世凯力量强大，与其对抗，没有必胜的把握，如其赞成共和，推翻清廷只在指顾之间，革命即可早日成功。
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大臣，他当即委派唐绍仪为全权总代表，杨士琦、严修为代表，杨度为顾问。南方革命党推举伍廷芳为总代表，温宗尧、汪精卫为参赞，自12月18日至12月31日，伍、唐共举行五次和谈。正式和谈之外，又有南北军代表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谈。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911年12月18日），北方代表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参加这次谈判的除了南北双方的代表以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六国驻上海总领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在全国继续停战的问题。南方代表要求北方军队遵守停战协定，停止在北方的晋、陕、皖、鲁及东三省等七省的军事行动。
十一月一日（12月20日），南北双方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主要围绕着国体问题召开讨论。南方代表坚决主张实行共和政体，唐绍仪表示对共和政体无意反对，但提出了国体由国民大会公决的对案。由于双方立场尚有较大距离，会议作出特停战再展限七日的决议后，宣布休会。
在公开会议之外，黄兴派江浙联军总参议顾忠琛与北方秘密代表廖宇春进行了私下谈判。双方协定建立共和政体，以先领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并优待皇室及南北将士。两日后，廖宇春自上海返抵汉口，再与段祺瑞密商，决定由段祺瑞采取主动，拥护共和，推袁世凯为总统。
十一月四日（12月23日），南北双方的代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了私下商议，鉴于袁世凯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共和，拟请先行召开国民会议，采用公决君主、民主的办法，解决国体问题，这一折中方案得到伍廷芳的认同，唐绍仪当即密电告袁世凯。十一月八日（27日），唐绍仪拟好奏折正式电袁世凯代奏，称南方坚持共和，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并请撤退汉口、汉阳军队，以示相见以诚。袁世凯接唐绍仪电后即与徐世昌密议，“认为国体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宫廷及顽强亲贵，不能开口。若照唐绍仪电召开国民大会、可由大会提出，便可公开讨论，亦缓脉急受之一法”（82）。
十一月八日（28日），袁世凯与全体内阁成员共同署名，向隆裕太后上奏：“近日以来，连接唐绍仪电称，迭与伍廷芳会议，伍廷芳极言共和不可不成，君位不可不去，并言东南各省众志佥同、断无更易，语甚激决。经臣世凯迭饬唐绍仪与之驳辩。而彼党深闭固拒，毫不通融，必我先认共和，彼方肯开议条件。唐绍仪又电称，各国政府投书劝和，双方并提。彼党认为已以政府见待，其气愈增。即就劝和书观之，亦只期和平了结，并无不认共和之意。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唐绍仪）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唯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藏事。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且所敢擅专。唯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83）
同日，隆裕下达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将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付之公决，并谕内阁称：“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将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奠群生而弭大难。”（84）
十一月十日（12月29日）南北双方代表召开第三次谈判会议，商定五项协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国体问题未解决之前北方不得提取已借之外款，亦不得再借外债；清帝待遇；满蒙回藏待遇；清军于五日内从晋、陕、鄂、皖、苏原驻地各退出百里，同时在鲁、豫停战。
十一月十一日（12月30日），南北代表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确定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办法细则和各省代表名额计四款，主要为：每省代表三名；直、鲁、豫、甘、新、奉（辽）、吉、黑由北京召集，其余由南京召集，但内外蒙古、西藏代表北京、南京分电召集，等等。当唐绍仪将四条电告定袁世凯时，袁世凯回电不同意代表选举办法，并要国民大会必须于北京召开。但在同—天，袁世凯又接连采取了三项主动措施，表现出对南方合作的姿态。
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唐绍仪、伍廷芳召开第五次大会，除约定将停战期再展15日外，还商定了三种优待条件。一是优待皇室条件，计六条：清帝退位之后，其名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暂居禁宫，日后退居颐和园；清帝岁俸由国会议决，唯年支不少于300万两之数；所有陵寝得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政府妥为保护；德宗祟陵未完工程及下葬经费，仍照实用数目支销；保护个人原有之私产。二是优待满蒙回藏人条件，计五条。主要内容为：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应有之私产；先筹八旗生计，未筹定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从前营业、居住限制，一律废除；所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电达各国政府，以昭大信。南北议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85）
在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回到了上海。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十分明确，在孙中山与胡汉民、陈少白、廖仲恺等讨论时局时，他就提出对袁世凯“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86）。12月29日，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曾于29日电告袁世凯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给袁世凯。1912年1月1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以当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感到受人愚弄，十分恼怒。1月2日袁世凯连发两电，一致电唐绍仪，同意他辞去代表之职，和谈事项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一致电孙中山，电文称：“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言语之间流露出受骗的伤感。
孙中山当即复电解释误会。电文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计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可鉴。君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87）
1月4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国体问败坏。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立即取消？”伍廷芳回电道：“现在民军光复已十余省，能无统一之机关府，在国民会议未议决以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不选举临时大总统，此是民国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议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何以尚派委大小官员？前与唐使订定，谓国民会议取决多数，议决之后，两方均须依从。来电所诘问者，请还以相诘：设国会议决为共和立宪，清帝是否立即退位？”（88）南北双方围绕着停战撤兵、国民会议和临时政府三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南北和谈此时陷入了僵局，袁世凯一面在各地报纸媒体上大造收拾大局非袁世凯莫属的舆论，另一方面命令各军加紧备战，准备剿灭民军。孙中山见袁世凯没有和谈诚意，决定自任总指挥，出兵六路北伐。1月13日北伐军已在安徽、河南、湖北等战场取得了胜利。但就在此时孙中山在外部受到了列强的压力干涉，在内部受到反对派的掣肘，指责他贪恋总统权位破坏议和。孙中山内外交迫，不得不中止北伐，作让步的打算。1月14日，唐绍仪出面再次向伍廷芳试探袁世凯总统之位问题，孙中山第三次致电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89）得到了明确保证，证实了孙中山不会欺骗，袁世凯的决心这才最终定下来了。他立即嘱咐袁克定、梁士诒：“为我电致少川（唐绍仪）、杏城（杨士琦）、精卫，并转秩庸（伍廷芳），谓事在必行，义无反顾。唯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自此，袁世凯立即加紧逼宫活动。
五、逼清皇室退位
1月16日，袁世凯入宫，以内阁全体国务大臣署名折密奏清廷，奏折中用法兰西革命的例子对清室进行威吓，意思就是如不立即自行退位，接下来的下场就会像法兰西王室在革命中被推翻一样。（90）
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已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况东西友邦，因此次战祸，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91）
当袁世凯奏事之后出宫，同盟会革命党人沿王府井丁字街两旁埋伏，谋刺袁世凯。当天上午十一点半左右，袁世凯奏事毕乘双轮大马车经过厂家街三义茶馆门前，革命党人从东兴楼饭馆楼上扔下三枚炸弹，当即轰毙其护卫袁振标，还炸伤两匹马和另一护卫杜保及随从副官申明善。马车夫很机警，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把袁世凯拉回锡拉胡同，袁世凯平安回到了官邸。袁世凯经过这一次爆炸未遂事件，赢得了隆裕太后的同情和信任。袁世凯以生病为由闭门不出。一场没有成功的谋杀却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于是在满族亲贵眼里，袁世凯不再是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了，而且革命党人的活动也证明了“革命党人已经遍布于北京城”的传闻，袁世凯的劝退折并非姑妄。于是皇族中不得不重新考虑袁世凯的提议了。（92）
1月17日、18日，隆裕太后接连召开王公宗室大臣御前会议，讨论清室退位问题。会上除奕劻、载振父子赞同逊位，实行共和，让袁世凯为总统，少壮贵胄，如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人都坚决反对进行和谈，要以武装对抗到底。良弼一点也不退让，他主张批准袁世凯内阁辞职，另组皇族内阁。良弼等计议由他总揽内外事宜，为全权大臣，以赵尔巽为内阁总理，铁良为大将军。大势已去的清王朝在此时讨论这些，只能是一番空谈，于事无补，这次御前会议是无果而终。
但是，良弼等人极不甘心，他们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成立了以保卫清室、反对议和为目的的宗社党。（93）他们用“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到处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公启》，指责袁世凯居心叵测，损辱国体，有谋朝篡位之心。蒙古王公纷纷出京，各回本旗，组织义务勤王敢死队。袁世凯感到处境危险，立电调曹锟的第三镇军队入京护卫，威慑宗社党人。
此时，袁世凯进一步采取了逼宫的行动，一方面贿赂隆裕太后身边近臣奕劻、那桐、太监小德张等，不断危言耸听恫吓隆裕太后。袁世凯让小德张每日讲民军如何强盛，渲染紧张气氛，说各省纷纷独立，粮饷难以为继，而外债也无指望，若不答应民军的要求，则革命军队就要攻到京城，太后的性命难保，倘能够让位，则有“优待条件”，“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吓得隆裕太后终日以泪洗面，逐渐动摇。另一方面，密令北洋将领公开电奏反对帝制，赞成共和。1月26日，前线北洋将领四十余名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指明了要清廷把政权交给袁世凯。2月8日段祺瑞又发来第二个奏电：“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94）言外之意就是清帝如果再不退位，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城了。紧接着，由署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署两江总督张勋、署湖广总督段祺瑞、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琳、吉林巡抚陈昭常、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等联名电奏，一致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在袁世凯挥舞北洋军这个撒手锏的同时，北方各省咨议局，驻国外各公使及地方官吏，积极配合，纷纷请求共和，奏电如雪片一般飞到北京。”（95）
正在段祺瑞等联名上书的同日，即1月26日，发生了良弼被炸案，这一事件的发生直接加速了清廷退位的进程。26日晚上，良弼在参加完袁世凯召开内阁会议返回寓所时，彭家珍冒称崇恭喊称拜会良大人，接着抛掷炸弹，良弼受重伤，次日身亡。良弼被炸死以后，满朝亲贵心惊胆战，又看到北洋将领的逼宫上奏，知道大清气数将尽，纷纷逃往天津、大连、青岛，或匿家不出，再也不提反对逊位了。
良弼被炸之后，隆裕太后掩面而泣：“梁士诒呵！赵秉钧呵！胡惟德呵！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96）赵秉钧先大哭，誓言保驾。
2月1日，隆裕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提出采取虚君共和政体，即君主不干预国政的办法把皇帝保留下来。当然在这种形势下，民国政府和袁世凯都不会同意的。至此，隆裕太后已经无计可施了，经过反复权衡，隆裕太后觉得保全性命要紧，退位后享受优待条件，总比宗社覆灭的结局要好些。
2月3日，隆裕太后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退位条件。袁世凯马上销假，将所拟的优待条件电告伍廷芳。几经协商，双方在退位条件问题上达成协议。最后，由南京政府参议院通过了优待皇室八个条款：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400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帝逊位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2月10日，袁世凯召集内阁大臣和近支王公开会，讨论通过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2月11日，隆裕太后认可，决定下退位诏。
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党施压，内有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和清帝颁诏退位。退位诏乃是立宪派领袖张謇所拟，其中说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审阅过诏书，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戛然而止，中国进入共和时代。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97）
注释：
（1）荫昌，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同文馆毕业，留学德国，学习陆军，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与北洋派有密切联系。
（2）《冯国璋致寿勋函》，宣统三年九月四日。
（3）苏全有：《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殷都学刊》2007年第3期。
（4）《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九），第9559页。
（5）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56页。
（6）刘路生：《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
（7）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8）陈旭麓：《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9）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14页。
（10）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78页。
（11）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1页。
（12）《劝告袁氏退休致徐菊人函》，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79页。
（13）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56页。
（14）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5页。
（15）李新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4页。
（16）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5页。
（17）莫理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18）荣孟源：《近代稗海》，第三辑，第306页。
（19）Ming-te）Lin.）Yuan）Shin-k’ai）and）1911）revo1ution，《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物》1982年第11期。
（20）郭剑林：《北洋军阀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21）荣孟源：《近代稗海》（第三辑），第309页。
（2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200页。
（23）侯宜杰：《袁世凯传》，第165页。
（24）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46页。
（25）侯宜杰：《袁世凯传》，第66页。
（26）侯宜杰：《袁世凯传》，第8页。
（27）李建武：《在安阳隐居的袁世凯》，《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28）张华腾：《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见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9）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301页。
（30）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75—276页。
（31）周学熙：《直隶工艺志初编》，北洋官报局刊本，光绪三十三年版，第3页。
（32）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47页。
（33）智良：《中国毒品史》，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34）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479页。
（35）苏智良：《袁世凯与禁毒》，《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36）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5页。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卷），第114页。
（38）[美]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39）《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1页。
（40）《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22页。
（41）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页。
（42）《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一辑，拉尔夫·乌·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86页。
（43）[日]内藤顺太郎：《袁世凯》，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168页。
（44）左舜生：《黄兴评传》，台湾传记文学社1968年版，第68页。
（45）《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46）苏全有：《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7）《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6页。
（48）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6页。
（4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38—340页。
（50）《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第207页。
（51）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
（52）《〈汉口日报〉编辑部编印的〈革命日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90页。
（53）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3—194页。
（5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9、398页。
（55）《康有为信札》，《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
（56）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389页。
（57）埃德温·J丁格里：《中国革命记（1911—1912）》，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辛亥革命史丛刊》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7—248页。
（58）《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83页。
（59）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8—359页。
（6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61）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5页。
（62）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63）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见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64）张难先：《义痴六十自述》，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辛亥革命史丛刊》（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65）《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辛亥革命史丛刊》（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2页。
（66）《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83页。
（67）路之炳：《辛亥首义时的学生军》，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四），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4页。
（68）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1页。
（69）姚雨平：《武昌起义后粤军北伐始末》，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22页。
（7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56—357、353页。
（71）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
（72）《大树堂来鸿集》，《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73）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2页。
（74）吴禄贞是同盟会会员，日本留学生。辛亥革命爆发时任第六镇统制，驻扎保定。
（75）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43页。
（76）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389页。
（77）王锡彤：《辛亥记事》，《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20页。
（78）《袁克定致冯国璋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7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79页。
（80）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64页。
（81）恽宝惠：《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9—120页。
（82）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49页。
（83）《辛亥革命丛刊》（八），第225—226页。
（84）《清宣统政纪实录》（二），第1202页。
（85）《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01—102页。
（86）《与胡汉民等的谈话》，见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
（87）《孙中山致袁世凯电》，见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7页。
（88）丁贤俊、喻作凤：《伍廷芳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6页。
（89）《复伍廷芳电》，见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
（90）苏全有：《袁世凯缘何逼清退位》，《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91）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0页。
（92）周溯源：《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93）1911年底，一批满洲王公、贵族及八旗子弟等，为维护他们宗庙社稷于不坠，为不容见清君主政体之改变，为不忍见清室王位受迫退位以及希望恢复过去大清宗社的荣光，组成了一个政治性团体，带有强烈的民族本位主义色彩。宗社党是一个泛称，其属下包括君主立宪会、君主立宪党、君主立宪维持会等团体。其成员为良弼、铁良、善耆、载泽、载洵、载涛、溥伟、毓朗八人。
（94）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74、178页。
（95）周溯源：《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第195页。
（96）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97）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143—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