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参加“东南互保”
1900年5月和6月，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破坏铁路、拆毁电线、焚烧教堂、捕捉洋人的活动愈演愈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5月30日至6月8日，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此时，在大沽口外已集结了俄、英、日、美、法等国的24艘军舰，在天津租界里已有侵略军2000余人。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批准。17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的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占了重要军事要塞大沽炮台。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16）乘轿子由东交民巷前往总理衙门的途中，被八旗兵枪杀，同日各国驻京使馆被围。这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已有戒备，听说清军和义和团即将前来攻击，就把留在北京的各国侨民全部集中在英国使馆内，各国使馆联合武装抗卫，同时以重金派遣专差到天津求援。此后在北京各街市上展开激战，使馆区被围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俄国使馆均被焚，海关、教堂和各传教士所居住的房屋也都遭到焚烧。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何种对策上产生了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根绝联军进京。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以对抗列强。在和战、剿抚问题上，慈禧太后最初也是举棋不定。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但同时她又派兵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列强停止进兵。第二天，慈禧太后接到了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于光绪帝的谎报，使她更加不满。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18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21日，清廷正式宣布与列强开战，同一日，又谕令各省督抚把义和团团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向列强宣战就意味着中国将全面进入战争状态，慈禧太后立即紧张起来，慌忙命令袁世凯带队前往援助。当然，在清廷宣战前后，政局还不大明朗之际，袁世凯还是比较慎重从事的。当他收到6月15日让他派兵勤王的上谕，和6月21日颁布的“宣战”与“招抚”上谕下达后，他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急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说：“时局是已大裂，从何收拾？贵处有无此项义民？如何办法，乞示。敝处尚未声张。”（17）6月23日，盛宣怀转来驻日公使李盛锋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的电报，说日本政府请求调袁世凯军赴京镇压义和团，并“请袁慰帅率兵入都，救出各使”（18）。
在这种形式下，各省督抚也迅速分化为两大不同主张的派别。以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联合，坚持对内镇压、对外议和。直隶总督裕禄、山西巡抚毓贤等则紧跟朝廷谕旨，主张抚拳仇洋。总的来说，在中央，抚拳抗洋的主张占了上风，地方则适与相反。1900年6月25日，李鸿章率先声明“宣战”、“招抚”上谕，概系矫旨。至此，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纷纷宣布，本地并无可招之义民，只有可剿之匪徒。26日，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与列强驻上海领事，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以此作为“东南互保”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东南保护约款》的主要内容为：（1）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2）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列条款。（3）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坤一、两湖督宪张之洞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4）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唯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5）各国及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6）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7）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8）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9）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清朝南方官员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中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与中方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东南互保”局面的形成使当时中国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局面，一方面是北方的清军浴血抗敌，一方面却是富庶的南方各省保持“中立”，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以失败告终。“东南互保”的积极作用是在北方陷入空前战乱的情况下，南方各省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南方经济的发展保存了一丝元气和活力。作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督抚也先后参加了这一“互保”。袁世凯向上海英国领事表示要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大员采取一致的立场，决心效仿东南各省，山东也与列强“互保”。“东南互保”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山东各地区的发展，避免了战争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山东的社会稳定，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蹂躏。
在6月25日，天津陷入绝境，即将被攻陷的时候，清廷上谕又以天津吃紧，命令袁世凯饬令孙金彪等3000人马仍遵前旨，星夜赴津，毋稍延迟。这时，《东南互保章程》已经草签，袁世凯于28日复奏称：“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并且部队刚刚从沿海撤回来，伤亡惨重，军中又有病疫，而“津郡以南，沿途皆有拳会屯聚，节节梗阻，盘查甚严，兵丁路过相遇，难保不生事端”。他称：“臣职在守上，存亡与共，如贪赴援他省之名，而忘本境设防之实，臣实不敢。”（19）袁世凯奏称，该军现正在休整，只待一二日，喘口气后即刻过去。事隔一日，又急称潍县一带突然有匪徒焚烧教堂，杀死教士多人，奥、德军队已并赴该地，所以，现在需要孙金彪部急驰抵御，一旦战事稍有平息，便开赴津城。7月1日，上谕再令孙金彪星夜赶赴天津，与当地清军共同抵御侵略联军，称天津即将破城，务必于即日出兵，决不许延误，否则军法从事。3日，又下旨重申前旨。在一连串的谕令之下，袁世凯不得不勉强遵令，于5日电告知朝廷，答应派军刻即开拔，兼程赴援，但袁世凯以胶澳地方紧要，并没有派孙金彪的精锐的武卫右军前往，而是改派武卫右军先锋队左翼统领夏辛酉及其所部以代孙金彪部前往。夏辛酉所部全是旧军改组而来，战斗力不及武卫右军。袁世凯拥军自重的态度非常明显。
7月7日、8日、9日三天，夏辛酉部陆续从济南及其附近出发，该部到19日才抵达直隶沧州。济南到沧州只不过400里的路程，行军用了十几天。显然，这是袁世凯有意拖延，坐观战局的策略。当时，天津已经沦陷，袁世凯又于20日命夏辛酉就地待命。而19日，清廷已谕令袁世凯，令其饬令夏辛酉部“不得以天津失陷而意存观望，逗留不前、致误戎机”，命令“该部一抵境界，立即与马玉昆部会合，规复天津，不得稍事迟延”。21日，袁世凯表示遵令。（20）从袁世凯7月20日写给夏辛酉的信中就可见其意存观望、故意避战的态度。他说：“唯天津既为敌据，我军势难转战而前，唯有由青县、静海之间，绕道文安、大城以达北仓，稗中途不与敌遇，度可养此精锐，以图规复。”7月22日夏辛酉部由沧州山发，后又受命前往通州、帮办北洋事务的李秉衡节制。该部于20日到达任邱，历时20天到8月19日，才走了七八里地到达通州河西务。比济南、比任邱远几倍的两江、湖广援军，却与袁军同时到达。袁世凯意存观望、保全实力的意图是明显的。
而此时的京津战况异常惨烈，清廷于6月21日宣战以后，天津租界的外国部队原有4000多人，起初采取守势，但大沽炮台失守后，各国援军相继登陆，兵力迅速增加到12000余人，开始反守为攻，与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展开了天津争夺战。7月9日，武卫左军统帅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于天津南门外的八里台，宋庆、马玉昆率部继续进攻紫竹林租界。联军增兵后，于14日攻占天津城，宋庆、马玉昆及总督裕禄退到城郊的北仓。
8月3日，联军后续部队登陆已达20000多人，加上天津原有的联军总数在34000人左右，内有俄军10000人，日军9000人，英军6000人，法军2600人，美军2500人，德国4000人，奥、意军各150人。次日，联军分兵18000人，由天津向北京进发。5日攻占北仓，6日攻占杨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自杀身死。9日，攻占河西务，帮办直隶军务的钦差大臣李秉衡退守通州。后李秉衡以“上负朝廷，下负斯民”饮药自杀。此时清军官兵们一片悲观，数倍于八国联军的军队顷刻间一溃千里。八国联军一路赶到北京，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击，北京城危在旦夕。8月14日北京城陷，八国联军陆续进据京城，这时北京城内多成瓦砾之区，尤以东交民巷附近为甚。
联军则在攻入天津、北京后开始奸淫掳掠，大肆报复，犯下累累暴行。在攻陷大沽后，连日纵火，将繁华的市区夷为平地。攻入天津后，联军对着逃难群众任意开枪、放炮，天津城内一片焦土，房屋无存。联军占领北京后，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他们大肆杀戮义和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戮、烧死了1700多位团民。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德国元帅瓦德西还纵兵大掠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当时，从公使、将军直到传教士、士兵都参与了这一暴行。日军从户部抢去白银300万两，并烧房毁灭罪证。各官衙所存库款被抢劫一空，损失约计6000万两。堆满金银和历朝宝物的皇宫、颐和园等地，也遭到洗劫，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抢掠、毁坏。
8月15日，联军攻入北京的次日，太后带着光绪、大阿哥和部分亲贵重臣，扮成难民的模样，出宫经西直门前往昌平，开始西行的逃亡旅程。8月24日，西太后在西逃途中，授予李鸿章以“便宜行事”之权，与奕劻一起办理和谈，朝廷不为遥制。太后在逃亡到山西后，于9月7日（旧历八月十五日）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义和团此时不仅无用，反而成了她急于甩掉的包袱，太后自然要大开杀戒，划清界限，向洋人示好了。
10月12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北京陷落近两个月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全权和议大臣的身份到达北京，会同早已回到北京的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开始收拾庚子事变的残局，与列强展开了为期一年的艰难谈判。查办庚子首祸成了谈判议和的一个关键命题。但慈禧太后仍在考虑迫于洋人的压力处置自家的大臣是否会损害天朝大国的威严。因此，一味袒护，迟疑不决。9月14日，袁世凯会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联名奏请从速交办庄王载勋等失职大臣，以便早开和谈。1901年2月11日，迫于袁世凯等东南疆吏的极力呼吁和列国公使团的压力，慈禧太后为保住自己的权力，牺牲了最忠实于她的马前卒们，被迫处置了肇事诸大臣：庄王载勋被勒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正法，贝子载澜、载漪被定为斩监候，加恩发往新疆永远监禁，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和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被赐令自尽，协办大学士刚毅斩立决，礼部尚书启秀、徐承煜被即行正法。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了近代中国最为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共12款、19条附件，规定清政府正式向各国“道歉”；严惩排外的顽固派亲贵官僚；赔偿各国海关银4.5亿两，“人均一两，以示警告”，加上利息达到了9.8亿两；划定使馆界，各国驻兵护卫；拆毁大沽口等地炮台，各国得于京、津、榆铁路沿线各要站驻兵；颁布永远禁止反对帝国主义的上谕；各地方官吏对反帝运动如不立即镇压，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等等。这个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五、日隆的政治声誉
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之时，袁世凯正在山东透过弥漫的战火硝烟，静静地注视着京畿之地的战事发展，并悄悄地积聚着自己的力量。在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主力基本被消灭了，剩下的部分有的已转移到北京一带，有的只能零星作战，不成气候。而此时袁世凯保护了山东境内的所有教堂和教会不受义和团的冲击。
袁世凯除派遣武卫右军驻防胶澳周围，以防德军内侵以外，还谋求和德国驻青岛殖民当局的“互保”、“和平”相处。袁世凯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对筑路风潮进行平息，他一方面劝导、弹压与镇压反对筑路群众，一方面积极与德方交涉，议订章程。他奏请调派副都统荫昌来山东，委以帮办山东交涉总理路矿事宜，与德方驻青岛总办山东铁路事务锡乐巴进行协商。1900年3月21日，由袁世凯、荫昌与德方官员签订了《胶济铁路章程》与《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这两个章程是《胶澳租借条约》附件。章程签订后，袁世凯发布告示，说：“倘使有聚众阻挠等情事，一经察觉后，即从严拿究不贷。”与此同时，对于高密等沿线群众的合理要求，也答应了某些部分，如：昌邑勘察道路线，再三修改，减少了农田水利的损失；地价也作了明文规定，计每亩售价大钱3万，杂费3000大钱；移棺费2两。对于高密群众争执最激烈的一条河道，由清政府拨款5000两进行疏浚治理。因阻路前后被捕的群众也陆续释放，继续反抗者被强迫解散停止活动。涉及德国修铁路、开矿（《胶澳租借条约》出让了修建胶济铁路和沿线30里内采矿的权益）而与沿线百姓发生冲突的问题得到了缓和。
袁世凯对待青岛租借地德国当局，寻求“互保”平安相处，处处和衷商办，力敦和睦。他根据“东南互保”的精神与德方约定，在德国租借地内，由德军负责维持治安。附近州县则由袁世凯负责处理，对于肇事者不分首从，就地正法，以维系大局，而靖海疆。在直隶地界作战的八国联军，对这位旗帜鲜明地捍卫列强利益的巡抚，也颇有好感。联军攻破京城后，派兵四面出击，保定、深州、冀州、河间、沧州各处报复教民，遍地烽烟，只是到了山东德州的地界，就会收兵不再前进。于是德州附近的老百姓家，都以白石灰书写“山东地界”等大字于墙壁之上；联军佩服袁世凯的威望谋略，也相互告诫毋犯边界。八国联军在种种场合对袁世凯也是大加赞扬。时任英国驻烟台的领事在写给八国联军司令部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烟台所处的地位一直是相当稳固和平静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烟台不受任何干扰，我认为几乎完全是由于巡抚所采取的态度；无论他的动机怎样，据我的看法，他确实是竭尽全力用他自己的军队，把义和拳逐出本省，而且当他所管辖的地区内发生骚乱的时候，他总是果断地将骚乱镇压下去。”（21）
外国势力对袁世凯的保护表示无限的感激和敬佩。袁世凯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后的表现，以及在维护山东境内的外国人利益的做法和在日后在山东实施的一系列新政措施，赢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在西方列强的眼中，袁世凯成为清政府官僚阶层中具有开放进步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对西方的军事、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采取的是主动吸收的态度，是一个注重实效性和灵活性的官员，他不像绝大多数的中国官员一样自我封闭和狂妄自大，日后西方列强对袁世凯推崇备至，而这也成为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重要砝码。
袁世凯获得更重要的赞誉和赏识是来自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当他从陕西巡抚端方的电报中得知太后一行逃到山西太原之后，机敏的袁世凯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博取太后好感的难得机会。“念山西素来号称穷省，扈从万众，需用浩繁。于是与司道等筹商，迅速筹集了十万银两，又附加安徽京饷银十余万，江苏京饷银五万，派员押解，奔赴行在。”又考虑“两宫之西行，车驾仓促，天气渐渐寒冷，以至无法更换冬装。（袁）公进贡方物，并且采买进贡绸缎，两宫感动。于是东南各封疆大臣，全都络绎进献。”袁世凯还筹集了白银30万两、绸缎200匹、水果40桶，从济南到太原，供慈禧太后享用。慈禧仓促出逃之时，惶惶如丧家之犬，什么都来不及带，逃在路上时，连高级一点的食物都没钱买，幸亏得了袁世凯的救济，有如雪中送炭，这使患难中的慈禧太后甚为感动。事后，随行的军机大臣王文韶对他说：“各省的饷银都没有到，山东首先送过来，可称得上是救了急，所带来的物品尤其得用，两宫大为嘉许。”在和约将成之际，他知道慈禧不日即将班师回朝，他首先派部下姜桂题率马步炮队迅速北上，驻扎京城周围，弹压京畿一带，为太后回宫扫清障碍，准备迎接慈禧回銮。另外，袁世凯还和张之洞、刘坤一合筹25000两银子，接济留京和追随慈禧西逃的官员，博得官员们的好感。袁世凯在山东的表现，不但使处于患难之中的慈禧大为感激，就连一些平时对其颇不以为然的人也是五体投地心悦诚服。袁世凯日后进一步发达显然是和这种来自各方的盛誉大有关系的。
在清廷统治阶级内部袁世凯也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东南互保与签订和约的过程中，袁世凯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批声势煊赫的封疆大吏们建立了相当特殊的关系。由于袁世凯在北方，各省督抚向北京的奏报都是由他转递，加上义和团肇始山东，自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山东省境内太平，因此无论中外人士都对袁世凯刮目相看了。所谓“南北枢纽，实唯山东”，“督抚请办匪首皆唯马首是瞻，自是。风采闻于中外”。李鸿章称“幽蓟云扰，齐鲁风澄”。更多人赞扬他保境安民，造福山东。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变时，名望扶摇直上，堪与刘坤一、张之洞等声势煊赫的封疆大吏齐名。光绪廿七年（1901年）四月廿九日袁世凯的亲生母亲刘氏病逝。原来刘氏和袁世凯的嗣母牛氏都住在河南项城原籍，牛氏去世后，袁世凯乃接生母到住所，随袁世凯宦游各地，主持家务。袁丁丧后遂电辞山东巡抚，可他此时是各方瞩目的大臣，山东全部司道百官和地方绅士都纷电西安行在和李鸿章处，请旨夺情。五月一日上谕给袁世凯丧假100天，袁世凯致电云：
五月初一日恭奉谕旨，以世凯丁本生母忧，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任事。捧读之余，感纫泣血，伏念时势阽危，至今已极。联军尚未尽撤，伏莽益复横行，臣母病中，时勖臣以损顶摩踵仰酬知遇，并以病躯支离，未得亲见回銮盛典为词。迨至弥留之际，口不能言，犹复举手西指，泪满衣襟，是臣上报君恩，似未可一意固辞，下承母训，尤不愿再三虚让。唯是窀穸未安，方寸已乱，设身膺墨絰，而手惓簿书，非但为千古之罪人，亦恐负一时之清议。彷徨午夜，屡绝粥，恳准百日内开缺离署，扶榇返里，俟葬亲事毕，遄返东省，当专任营务，稍尽翊卫巡防之任。倘冬春之交，时局大定，再恳许臣回籍终制，此则乌哺私情，以必得所求而后已也。
五月十一日慈禧下旨慰留命袁世凯“夺情应变，移孝作忠”，同时派员代表太后赐祭。这种规格在封建礼教社会中是少见的，而各级官员对袁世凯的上书慰留，更说明了袁世凯在清廷统治阶级内部的声誉和影响。
而令袁世凯超越其他各省封疆大吏，声誉日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在治理山东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入国都北京，中国军队再次被洋人彻底打败，溃不成军，慈禧太后如丧家之犬一般逃亡出宫，这是慈禧乃至整个清廷莫大的耻辱。而慈禧一系列的错误决定，也使慈禧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信任危机，甚至直接威胁到了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不得不在西逃途中的宣化鸡鸣驿，公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负罪实甚”，表示要“涤虑洗新”，重新变法图强。1901年1月，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了改弦更法诏，并令各大臣、督抚各抒所见，条议上闻，要求在两个月之内提出改革方案，以备朝廷参考实行新政。4月，成立了推行新政的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李鸿章、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地方大员刘坤一、张之洞等为督办大臣，规定督办政务处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并且对个地方政府的新政实行督查。
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上书《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筹办新政的十条“管见”，上奏朝廷。
一曰慎号令；二曰教官史；三曰祟实学；四曰增实科；五曰开民智；六曰重游历；七曰定使例；八曰辨名实；九曰裕度支；十曰修武备。
上书内容涉及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财政、军事六大方面，全面启动山东省的各项新政。
首先在山东济南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袁世凯认为落实新政的根本在于广植众材，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多是娴于文艺知识，而对政事难以胜任现实的需要，为长远之计，必须力行教育改革，广设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才是国家图强为治的根本。1901年9月，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他专门调蓬莱知县李于锴前来济南筹备，“课程奖章，皆（袁）公所亲定”。是年11月，在济南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正式开学。精通洋务的周学熙总理堂内事务，每年经费预算6万两，聘请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大学堂是小学、中学、大学的一贯制，共分四级，第一级称“蒙养学堂”，挑选幼童自7岁起至14岁止，为时8年，讲习经史，并授以简易天文、地舆、算术。毕业后升入第二级称“备斋”，讲求浅近政治、艺学，两年毕业。毕业后升入第三级“正斋”，研读四年，分科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言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共10门。毕业后升入“专斋”，以2年至4年为期。专斋课程俟正斋毕业后再订。同时，袁世凯还于各府、厅、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在州县设立小学堂以及众多的蒙养学堂。袁氏在山东巡抚任内创办了一所中学堂——济南府中学，两所高等小学和一所初等小学。此外，为配合新政的开展，袁世凯还增设课吏馆，将现有官吏送入馆内读书，进行深造并按期考核，奖优罚劣，敦促学生奋发学习，不肖者亦知愧疚，以求其从速成材而为国家所用。
袁世凯还在经济和金融方面极力推动山东新政的改革，成为清廷封疆大吏改革的先锋。袁世凯对商业改革较为重视，认为政府振兴商务不仅是“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更应该为商务活动有序进行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因此他奏请设立商务局，振兴商务。1901年山东省商务局在济南成立，该局旨在保权利而厚民生。随后各府州县成立了商务分局。从朝鲜就一直追随袁世凯的唐绍仪被袁世凯保举为局长，总司局务。袁世凯强调在局人员必须秉公办案，不得染有地方衙门的陋规恶习，全力为商业服务，并主张对商会原有的组织和惯例加以革新，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为此，要求商会议事要以出席多数票通过决议，倘若商务议案不能通过，而与会代表认为事关重大时，可以向商务局提出申诉要求。那些由于积压存货太多，缺少资金，但仍要购买其他货物的商家，可以在征得几位商会委员联合担保后向商业局申请贷款，但须言明到期应还利息，待存货售出后如期归还。如果商人希望成立一个新的企业而资金不足时，亦可向商业局贷款。对那些假冒商标招贴等不法行为应严加处罚。
此外，袁世凯还鼓励发明创造，实现进口替代。他说技术工人如有发明的商品，能与外国商品竞争时，可向商业局报告，呈报外务部请发专利书。那些仿制进口商品成功的厂家也可得到商业局的保护。这些思想和要求符合近代商业发展的实际要求，有利于调动商家的积极性。
袁世凯进行金融新政改革，在山东开设银元局。1900年10月，他向朝廷提议在山东单独设局铸造银元。袁世凯认为，英、德等国在山东势力日益扩充，德人修筑的铁路转瞬即抵潍县。如果德人抢先在山东发行银元，势必侵害中国权利，贻害无穷；他还指出，拨款至广东、湖北两省附铸银元，不仅费用较高，而且运送需时，为数也不能过多，不利于抗衡外人。此请获准执行。山东银元局于1901年在济南成立，山东通济钱局遂改为山东官银号，并发行纸币，前后发行了“库平银票”、“济平银票”、“银元票”和“京钱票”。1908年发行额达到库平银881330余两。为配合金融流通，袁氏还从日本订印了一批“有限数量”的“十两钞券”，交与济南各大银号作为政府的通货，流通市场。
袁世凯在山东任上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其政治、军事势力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他上任时山东是全国最乱的省份，除去遍地的拳会和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外，还有涉及德国修铁路、开矿而与沿线百姓的冲突，整个局面如一团乱麻，他妥善并效率极高地处理了教民纠纷，不过数月工夫，全省渐渐地平静下来，赢得了列强的支持。在山东期间袁世凯进一步壮大了新式军队，他手下的武卫右军及其先锋队迅速壮大，这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势力快速崛起，成为清末民初一支极为重要的政治集团，左右中国政局近30年，这些新式武装力量是袁世凯参与新政的政治资本。反观袁世凯的发迹历程，从小站练兵到山东推行新政再到直隶主持北洋事务，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当上民国的大总统，在山东推行新政的这两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个关键的阶段。推行新式教育，刺激了商务发展，进行金融改革，顺应了时代潮流，博得改革者的欢迎。许多新政措施在他任内即见成效，并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两年的山东巡抚任职充分展现了袁世凯在治军、理财、行政、外文诸多方面作为地方疆臣所具有的才能，进而为坐上疆臣首席——直隶总督的交椅创造了条件。
当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后，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骂声中吐血毙命，终年78岁。由谁来接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事关重大。中外的目光一致投向年仅43岁的袁世凯。李鸿章口授的遗嘱里，他一面力谢了朝廷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一面在遗折的结尾特地附上了一片，保举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称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22）。同日，清廷发布上谕，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到这一任命后，袁世凯也照官场惯例推辞了一番。11月9日，慈禧电旨：“现在时事方殷，直隶之任关系尤重，袁世凯经朝廷特简，着即速赴新职位。务当移孝作忠，勉副委任，毋许固辞。”在清廷的催促下，袁世凯于11月20日交出山东巡抚印信，21日兼程北上，27日到达直隶省城保定，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是袁世凯逐步步入权力巅峰的又一个里程碑。
注释：
（1）《请饬拨款添办行军车辆折》，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23页。
（2）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页。
（3）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第91页。
（4）《尊旨筹饷练兵酌拟办法折》，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90页。
（5）《复陈办理东省民教情形折》，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43页。
（6）密陈办结英教士卜克斯始末情形折》，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106—107页。
（7）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222页。
（8）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广学会出版社1940年版，第176页。
（9）《义和团》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6页。
（10）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131—134页。
（11）《议结山东路矿教案折》，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279页。
（12）《雷震春禀》，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七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31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筹笔偶存》，第289、300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696页。
（16）克林德1853年11月20日生于德国普斯德姆，年轻时学过中文，做过德国驻粤领事的翻译官，1888年因在粤护侨有功，曾获德皇威廉第一颁给奖章，1896年担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后出使中国。
（17）（清）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2卷，第23页。
（18）（清）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2卷，第19、37页。
（19）《复陈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未能援津情况折》，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149、150页。
（20）《遵旨飞饬夏辛酉与马玉昆等会合攻剿片》，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177页。
（21）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66页。
（22）禅那：《庚子国变记》，见《庸言》第一卷第1号，转引郭剑林、纪能文：《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