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的安全与联合国：一种评判
*承诺与成就
*人的安全向何处去？
*概念的过度延伸及其后果
*“人的安全”作为免于有组织暴力的自由
*“9·11”事件与国家安全状态的回归？
*结论
整个20世纪进程中，政府在履行其保障个体安全的协议方面的麻烦日益明显。正如本书第二章中指出的，强调个体安全（与政府安全相对）回归的运动——将个体视为安全的首要对象，在二战后随着联合国《人权宣言》的颁布，《预防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及其他主要协定在国际大会之后得到了推动。正如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言，随着冷战的开始，人权和人的安全的具体进程陷入了困境：通常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国家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在国家优先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只有冷战逐渐减弱时，安全讨论才慢慢地呈现朝个体（安全）的方向转移的趋势。冷战结束之后，国家内战频发，加上因之引发的种族清洗、屠杀政策和大量流亡人口问题，重新引发了国际上对这些个体混乱悲剧的关注。
本书的第二部分阐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的安全理念开始出现在国际讨论中。绝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该理念可追溯到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为人的安全理念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304】将计划署关于人类经济发展的想法与新的安全议程相结合，《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把聚焦点从保护领土和国家利益转移到个体安全需要上来。至此，报告融合了两种独立的思想：联合国关于人的发展的考虑和它就拓宽安全含义方面所作的考虑。该报告出现的时机很独特：冷战的结束给以个体为中心的努力提供了更多空间，同时90年代初发生的事件似乎也增加了报告中所强调的许多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显著性。正如甘地·巴伯（Kanti Bajpai）（印度最受欢迎的电视明星——译者注）所观察到的，该报告是“关于这个话题的两篇最重要著作”之一。【305】联合国出版总署加强了报告观点的可信度，并为其提供了国际性的拓展。
这个想法没有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积满灰尘的书架上。一些中间国家力量如加拿大和挪威适当吸收了人的安全理念，并且使其融合成为它们外交政策上的突出方面。加拿大和挪威是与它们意图相近的国家所组成的人的安全网络组织的领导者，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智利、希腊、爱尔兰、约旦、马里和荷兰、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瑞典以及泰国。【306】可以肯定的是，人的安全网络组织强调了人的安全中“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坚持的“免于匮乏的自由”更重要的观念形成对比。就欧共体安全战略状况而言，赫赫有名的欧洲安全专家——巴塞罗那研究小组为欧洲详细阐明了“人的安全学说”，强调“免于违反个体人权的基本自由”。【307】日本尝试把人的安全观融合到它的外交政策里，着重强调应对“免于匮乏的自由”（包括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这大致接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努力途径。类似地，非政府组织，如南非医疗组织机构，发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取的办法很重要，它允许它们把艾滋病视为对人的安全的严重威胁。【308】
2003年5月，人类安全委员会把《人的安全现状》报告提交给了秘书长安南。【309】该委员会于2000年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其职责是“促进公众对人的安全的理解”，发展人的安全“作为政策制定和具有操作性的实施工具”的观念，并计划“促成一个具体的行动法案”。正如第四章所述，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在“人的安全”定义上采用了比人的安全网络组织的看法更为宽泛的阐释，涵盖到了传统的人身保护、人的权利和发展方面。根据人类安全委员会的观点，人的安全需要的政策不只是保证人们生存，还要“无论是在低迷还是繁荣时期都关注人类生计和尊严”。【310】秘书长安南召集了一批有相当权限的顾问团队来寻找最好的途径以贯彻报告中的建议。
在开发和贯彻人的安全理念方面，联合国之外的学术研究中心的努力也初步显现出来。该理念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之一是加拿大前任外交部长劳埃德·艾克斯沃西，他是国际问题研究所（Liu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Issues）的主管。【311】国际问题研究所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紧密关注“扩展人的安全科学”方面很有独到之处。研究所里的众多学术机构，如人类安全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人的安全理念的发展。正如这些成就所展现的那样，人的安全理念并未衰退：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和机构参与其中，对它进行精心经营并给予评论。它也使很多国家的外交政策多样化起来，比如日本、加拿大、挪威以及里索恩【312】联盟里面的成员。
前面的章节已经论述了在联合国内外的“人的安全”理念的演变过程，本章节将提供对这个观点的重要评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贯彻这个理念的努力。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以及人类安全委员会2003年对该理念的阐述上，这不仅仅是因为联合国是这一系列研究的主要主体，而且还因为该报告提供了对这一理念也许是最彻底、最具有原创性的新颖阐述。近年来，人的安全网络组织也认为，有必要超越“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将关注点转移到人类安全委员会报告中所强调的“免于匮乏的自由”问题上。
我们从承认和肯定人的安全理念对国际安全对话与实践的贡献开始。在我们看来，该理念最重要也最明显的贡献是：对将人作为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不屈不挠的强调。从以个体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人的安全指涉对象的斗争来看，20世纪以来，在人的安全指涉对象朝着个体方向努力发展的进步过程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是这一发展的巅峰。人的安全也涉及了后冷战时期的许多安全困境及其对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促进作用，该条款是为了处置严重的人权侵犯现象。安全的“个体化”也使得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和健康问题，可以以此来争取更多的政策关注和资源。
这些最初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人的安全途径已经明确进入了主流国际安全对话领域呢？人的安全以后有没有可能如果不被取代，也会等同于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安全途径？人的安全已经对主流安全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废黜主要倾向国家安全的力量，或者与其力量相当之前，它仍然还有长路要走。用一种大多数人未能预料的方式，近来发生的事件把国家安全带回到安全讨论的中心舞台。即使没有这些事件的冲击，人的安全理念要想取得更大进展也会遇到一个重要障碍：概念的过度延伸——其安全威胁覆盖了几乎所有能想到的人类弊端。这样的延伸性使得概念分析不再连贯，并且也使得这一概念丧失了其分析的有效性。概念的过度延伸导致了三个难题：它生成了错误的优先性和希望，导致了人的安全起因的混淆，而且可能会导致用军事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情况。【313】为了缓解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人的安全理念进行界定，这里的人是作为安全指涉对象出现的，其安全威胁的范围被限定在人身安全威胁上，并且这种威胁是由国家、个体和群体有目的的主导策划的。这种延伸意义较少的安全理念，因为集中在有组织的暴力上，因此对说明安全威胁究竟是什么更有直观性。而且，这样做也可以使人的安全理念更好地融入到主流安全讨论中。
承诺与成就
“人的安全”途径已帮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国际关系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上来：第一，通过提醒我们所有安全行为是为保护个人，而不是国家，该理念为经常把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帮助性的矫正。对于“这样做完全是为什么”的问题，“人的安全”途径提供了一个清楚并且适合的答案，那就是人类个体。【314】第二，用一种和国家安全不一样的方式，人的安全理念对后冷战时期的安全困境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它为描述和理解内战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提供了专门“术语”。内战不仅仅是后冷战时期出现的破坏性因素，还是冲突的主导类型。“人的不安全”是贴切的综合性术语，用以记录生命所面临的威胁——不管是来自砍刀、子弹、疾病，还是食物和水的缺乏——当平民陷于内战之中，如在波西尼亚、卢旺达、苏丹、科索沃、东帝汶和车臣。不同于国家安全途径会给国家带来好处，该途径把个体转移到了次要位置——当其他人正忙于在分裂局势下你死我活地争权夺利时，“人的安全”途径强迫世人把注意力转到了对个体的威胁上。相对于“波西尼亚穆斯林”或者“东帝汶人”，名词“人”的普遍特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并赋予了其某种规范及不然就会“缺失安全”的合法性。
承接前面两个原则而来的是第三个积极的结果：接受了人的安全理念的国家和区域性组织已经主动把人的安全作为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来说，加拿大把禁雷公约和国际刑事法庭视为是人的安全议程的表现。受到这些成就的鼓舞，加拿大现在把它在人的安全方面的努力目标放在控制小武器和禁用童兵上。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日本已经资助了许多项目以加强东南亚人的安全。区域性组织，如美国国家组织（OAS）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开始思索平衡国家和人的安全的途径。【315】在我们看来，这些主动的开始的确对提升人的安全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举例来说，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禁雷公约已经使这些武器的产量和贸易显著减少，并且在35个国家中彻底消灭了杀伤性地雷的库存。
在国家和区域性层面之外，将陷入内战的无辜平民或是那些被他们种族敌人视为灭绝对象的人所面临的威胁解释为“安全”问题的升级，在理论上增加了联合国行动的可能性。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条款中提到，国际团体可使用武力作为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回应。尽管第七章的应用被禁止干涉国家“内部事务”所限制，当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件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时，条款2.7为安全委员会逾越不干涉原则保留了余地。通过模糊国内外之间的界限，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安全及其外部影响之间的潜在联系方面，人的安全讨论削弱了不干涉原则的基础。
确切地说，把某事描述为人的安全问题是一回事，认为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又是另一回事（需要国际团体的干涉）。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难以逾越的。但是，人的安全理念在概念上使前者向后者靠近了一步。20世纪90年代，安理会作出的最为重要的理念联系之一（抑或是信念的超越？）就是，有组织地屠杀其公民的政府或团体也有可能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冷战期间，这种进行谋杀的政府大多被容忍了，这是因为两个政治阵营中的任意一个都会觉得控制另外一个才是更加迫切的安全需求。后来，因为没有了冷战的制约，对这些邪恶政府的抗争空间扩展了，20世纪90年代安理会的众多案例都采用第七章作为帮助那些身处险境的人的准则。人的不安全和国际不安全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复兴，未来一系列的人权侵犯者（即人的不安全的创造者）将不得不考虑到，终止这些侵犯而引发外部干涉的门槛可能已经降低。而这个规范性转换的最新体现也许能够从联合国关于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中看到。该报告谈到，生存机会的减少、造成大规模的死亡、削弱作为国际系统基本单位的国家等事件都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316】
前面还没有涉及的是安理会规范转变的模式。在前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安理会启用第七章的做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懦弱政体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之间的潜在联系并不总是明显的或是可持续的。有时，安理会可能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并不严重的事件定义为威胁。它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在规范上也是恰当的。比如说，虽然很难证明，索马里的冲突怎样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把它叫做一种威胁也会得到回应。安理会没有在安全理念基础上行事，它采取行动是因为这样做的正确性。
最终，安全事件的真正本质是为了准备争取并赢得国际组织的关注以及资源，这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或国家的官僚体系。通过界定，安全这一议题可以明确取得优先权、相应的关注和资源。缺乏足够的安全，工业、艺术和智力（精神）追求将不可能实现。因此，安全化的行动覆盖了如经济、环境、健康和性别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些人说是主要——是为了争取到政策优先权和资源的配置。换句话说，国际组织、国家、智囊团（思想库）和个体学者介入安全议程都是出于相应的理念、政策和资源等原因。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安全议程的最高点（或是最低点，取决于各人的不同观察视角）是个体或者“人的安全”的安全化。
这种对人的安全理念所取得成就的描述，有可能被一些西方的外部势力所驳斥。首先，相对于“免于匮乏的安全”，有些人会反对我们对“免于恐惧的安全”的强调。我们对安全理念的范围水平扩展到免于“匮乏”的安全议题（如经济、环境、健康问题）上有所保留，这一点在后面的陈述中会变得更明显。人的安全理念的水平扩展使其与发展中国家更相关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例如，2003年初，当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毛里求斯讨论成立一个美国—南美的自由贸易区时，非洲官员和活动积极分子给了佐立克一个关于艾滋病HIV/AIDS“在非洲对人的安全的威胁比任何事物都大”的令人吃惊的回答。【317】
相似地，东南亚国家联盟认为，它们一直在用不同的名称宣传和演绎“人的安全”模式，即综合与合作的安全。从一开始，东南亚国家联盟就把安全视为包含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维度。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安全合作的演绎，涉及通过区域性组织对付潜在的对手，被视为有益于人的安全。【318】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综合与合作的安全理念与人的安全之间的区别：在这里，国家——国家的顺应力、合法性和安全——是基本指涉对象，而不是指个体或者是国家内部的一群个体。可以确定的是，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大多数国家把它们的国家和个体看成是相关联的：一个合法并且安全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安全的公民。
来自发展中世界，包括许多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取得独立和主权的国家的领导者和分析家们，也许会在把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转移到个体上持更加矛盾的态度。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其国家主权变化产生的各种暗示特别地令人惊惶。刚刚才取得主权，它们担心它过早被削弱，于是就把人的安全视为外部干涉和干扰的借口。它们的政体在谈及国家力量—人权关系的方式时，仍然会使人想起17世纪欧洲“利维坦”与其目标间的政治协议。面对来自内部团体和个体对它们主权和合法性的挑战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显得脆弱。要多久并且用什么途径才能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击退那些挑战？在哪些情况下它们会丧失其主权呢？
“人的安全”的倡导者们认为，就其本身而言，他们的安全途径并没有挑战到主权原则。他们认为主权应该暗含保护责任。如果国家不去或者没有能力履行这些职责，那么对国家主权职责的干涉并不是对主权的挑战。但对于一些亚洲国家来说，那些强调保护个体的人的安全言论，看起来的确威胁到了传统的主权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下被保护的实体是国家。
看起来，对于主权的担忧在亚洲要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更加突出。在亚洲，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大多数国家，都担心以人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会损害到他们艰难取得的国家主权。20世纪90年代，当它们的人权问题受到西方日渐严厉的审查和批评时，他们将之视为反对其既定主权的一个初步尝试。一些该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明确地利用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反驳。【319】亚洲价值观的支持者质疑了西方对个体权利的强调，他们认为，亚洲的历史与文化促使亚洲人更多注重的是团体而不是个体权利。在他们看来，正是对这些与个体相对的团体权利的强调，成功促进了该地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并没有明确区分团体和国家；对于一些人来说，团体就是国家。有评论反驳说，这种两者合一的观点仅仅是在共同权益的名义下，集权国家能够继续否认人民的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托词。有趣的是，在有关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得到了认真对待；而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则丧失了它的影响力量。批评家和政策制定者转而认为，亚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标志是“任用亲信、腐败和裙带关系”，这是引起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320】时至今日，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论述已不再被经常提及。
即使是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部，一些针对不干涉原则的意见也不那么尖锐了。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来西亚副总理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和泰国外交部长苏林·比素万（Surin Pitsu-an）都被其地区内的倡议活动所打动。该倡议说，为使东南亚国家联盟保持相关性和有效性，在这些联盟成员国放宽对国内事务的不干涉原则或许是有必要的。安华·依布拉欣把自己的努力途径称为“建设性干涉”，而苏林则称自己的举措为“弹性约定”。【321】但两者都没有在劝服其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上取得更多进展。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仍对在区域性外交中放宽不干涉原则的标准十分小心。也就是说，需要承认的是，这些预想并没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地存在，这正如第五章中非洲联盟讨论规范转换时的情况一样。
总得来说，我们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反对扩展安全指涉对象到个体层面，即使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也正显示出对这一安全理念的热情。该组织的秘书长顾问阿巴德（M.C.Abad）曾写过关于“用人的安全平衡国家安全的挑战”。【322】像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样的区域性组织的担忧和争论并非没有价值。它们的争论提出了哪个安全指涉对象在哪一点上享有特权的问题。在一些例子中，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如安全和秩序，需要国家变得强大。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注意到，早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强大的政治机构时，拓宽政治参与途径会导致政治紊乱。【323】即使是《人的安全现状》报告也承认，“国家仍然是安全的根本提供者”。【324】
但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担心对个体安全认真对待会使国家遭遇外部干扰和干涉，这些担忧可能是过头了。在一个连缅甸的将军都确信他们不可能被外来军事力量所免职的背景下，以人的安全为名义进行外部干涉的门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只有那些存在蓄意谋杀的国家才需要担忧。因此，我们把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转移到个体的争论视为是人的安全途径的重要承诺之一，我们相信，这个变化会更有益于国际秩序而不会使其分裂。通过描述人的安全途径取得的一些成就，我们现在转而探讨它存在的缺陷及这些缺陷对理念未来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人的安全向何处去？
要解决人的安全向何处去的问题，把人的安全理念置于它的知识和政策语境中考虑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像种族灭绝的概念，它是描述之前没有既存术语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的安全理念是在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安全语境下出现的。【325】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寻求重新定义观念的人，从理查德·厄尔曼到人类安全委员会报告中，要把他们的视野聚焦在国家安全上：这种安全主张国家安全优先和使用军事（联盟）以阻止潜在侵略者，并在阻止失败时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正如“人的安全”支持者所承认的，国家安全模式（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家保护上）不仅继续在政策实践上占据优势，也主导了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326】
在2003年和2004年的八国集团（G-8）首脑峰会的摘要上，国家安全模式的确占据了优势。例如，法国对2003年依云峰会所作决议的摘要由四个标题组成：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提高安全和区域性问题。作为专门术语，人的安全在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被提到了一次：“我们注意到人的安全会议报告被提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327】这句话简短、生硬得令人吃惊，因为随着加拿大和日本成为八国集团的一部分，人们期望它对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有更多更积极的涉及。人的安全的支持者或许会喜欢看到的是，所有的四个标题都以回顾《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所产生争论的方式被包含在人的安全领域里。人的安全报告只是被提及，还不能说是被认可，这表明人的安全理念并未在八国集团中取得共识，它们倾向于把人的安全议程整体视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正如摘要的后面部分所显示的那样，对于八国集团来说，安全主要是关于反恐怖主义和抵制在朝鲜、伊朗等国家核武器的扩张。【328】
相似地，绝大多数教授和写作关于安全选题的学者和分析家们——他们主要来自大学、智囊团和军事学院的政治学或国际关系部门——仍继续进行着国家安全视角的思考。这些个体所组成的精英团队，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在领航刊物和大学出版社中占有优势，这导致了其安全研究途径在年轻一代安全研究学者中被（模仿）复制。正如一些“人的安全”支持者所假设的那样，这些主流分析家们并没有忽视内部和身份认同方面的冲突。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主流学者在早期就已抓住了一些关键问题，并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评论，如关于安全困境是如何导致种族冲突的问题。【329】另外一些学者则寻求把民族主义融合为他们现实主义观念的组成部分。【330】约瑟夫·拉比得（Yo-sef Lapid）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争论说，这些学者不仅快速解决了民族主义问题，而且正在寻求一种“包含式的控制”；也就是说，他们寻求把民族主义研究融合为安全研究议程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可以厘清关键问题，并且选择最好的方法来解决它。【331】他们的安全研究议程是关于国家安全，而不是人的安全。无论是好是坏，冷战——或是更进一步说，在安全问题上积累了300年的学识——或许使这些安全分析家和专家们形成了安全就是指国家安全的理念。表扬或者谴责在这里并不是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仅仅想描述它以说明安全的所有选择性理念，都不得不面对这一主流观点，无论它们是想补充、与之竞争还是废黜它。
一直以来，“人的安全”的支持者对系统性地采用主流分析家们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例如，考察最近的《安全对话》中“（安全）理念的现状”的简报，对话中涉及了21位作家，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的理念支持者。对话的底线似乎在安全理念的健康发展、重要性和影响力方面并没有取得一致。劳埃德·艾克斯沃西相信“人的安全”将被建构为“国际议程的重要部分，是对以国家安全为基础的更传统的观念的补充”。而汉普逊（Fen Hampson）所认同的观点则是：（人的安全）的支持者未能“成功调动必需的资源和政治支持，以对付威胁‘人的安全’的来自人道主义的、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发展方面的挑战”。丹·休伯特（Don Hubert）不同意汉普逊的观点，他引用禁雷运动和国际犯罪法庭的出现作为理念成果的案例，批评了学术界对这一理念的抗拒，仅因为它“在实际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在理论上”。相反，阿斯特雷·苏尔克评论说，人的安全起先被加拿大和挪威拥护而成为其竞标安理会成员资格的一部分，但在近两年“看起来已经停止了”。【332】
在这场辩论中缺席的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的安全研究学者，【333】这很不幸。因为如果人的安全理念要进入当前的安全讨论领域，就必须要有更多这样的实践者和分析家参与。这在“9·11”事件后显得尤为急迫。没有它们的参与，在对当前安全讨论和政策的进一步构建中，“人的安全”议程将处于不利地位。八国集团或者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没有对人的安全理念达成共识，其中个别政府或者说特定议题的联盟已经采纳了（部分）“人的安全”议程，这成为有希望的迹象。八国集团成员中加拿大和日本是“人的安全”议程最积极的提倡者，尽管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更关注“免于恐惧和暴力的自由”问题，而后者则坚持“免于匮乏的自由”不能被忽略。同属于八国集团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英国和法国是禁雷运动中的重要成员。八国集团的非洲行动计划也显示了在处理区域性问题时，它们并不反对采用“人的安全”的内容。最后，甚至是美国也采纳了经济安全的观点，特别是那些在其发展援助政策里与冲突的结构性经济原因相关的部分。
我们在此也看到了人的安全理念向主流发展的一个机遇。在政策层次上，它意味着要争取更多的八国集团、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区域性组织的成员来采纳这个理念；当更多的“人的安全”议程方面（被适当地界定）被主要国家和国际的、区域性的组织所接纳时，就取得成功了。从观念层次上来看，主流化包括通过说明“人的安全”途径的分析效用和规范，以及政策上的衍生结果，来说服更多的传统安全分析家。理念性的成功将会使更多的分析家加入“人的安全”的学术团体，如理查德·厄尔曼，他是第一批参与讨论支持对安全的重新定义，并在主流刊物和出版社中加入更多关于“人的安全”的文章和讨论的主流学者之一。
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已经实现：“人的安全”支持者已经确认了国家安全理念的重要盲点所在，并且使人的安全理念变得更加规范、恰当，更具分析性和相关性。近年来，不管有人认为理念已经取得了重要进步或是停滞不前，我们都相信下一步将会是理念的提倡者进行自我反省的重要阶段，去发觉人的安全理念中有没有弱点，如果有的话，研究怎样改正这些弱点。如果我们相信“人的安全”途径在根本上存在缺陷，那我们将不会推荐这一步；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现存和潜在的问题，我们才认为，该理念的提倡者有必要在继续提出问题之前使理念的整体内容变得有序。在下一部分，我们将尝试进行这样一个评判性的考察。
概念的过度延伸及其后果
在主流的安全思考中，国家具有不可否认的特权地位，“人的安全”提倡者通过对这一地位的质疑，完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任务。一旦人类个体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这一说法变得清晰起来，对他们安全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外部军事攻击的观点也就更明显。经济剥夺、生态灾难、致命疾病和性别暴力等都会对个体安康构成同等的威胁。如果这一安全途径有弱点的话，那么会是什么呢？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区分人的安全理念付诸实践的方式很有用处。
人的安全理念有两个令人信服的且并不互相排斥的用途：第一，它有可能被用作为争取注意力和资源而进行政策争斗的工具。作为一个安全化术语，随着论争的继续，它就会上升到政策层面。概念连贯性及其意义在这个用途中并不是重要的，因为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口号来发挥功效；它的功用是根据诸如它在获取“和平红利”上的有效性方面来判断的。分析家们在考察了理念这一工具性用途的功效后，对它是否成功劝服国家把重要资源从军事安全转移到和与“人的安全”相联系的项目上表示怀疑。【334】
第二，理念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它分析性的优势在于把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转移到个体，把注意力从对国家的军事威胁转移到对个体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和性别的威胁上。该理念指出了主流安全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盲点。揭示这个盲点和赋予个体以安全特权促进了一些运动的发端，如禁止地雷和小武器的运动等。换句话说，通过重新关注安全指涉对象，“人的安全”途径提醒国家采纳某种通用的明确规范来考虑在其疆域内的个体保护问题。
我们的分析将主要集中在“人的安全”途径的第二个用途上，因为它是在假定理念具有逻辑一致性、有效的，并能够衍生出积极政策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这些是人的安全理念准备与国家安全途径进行对抗的基础。我们发现人的安全理念也伴随着它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其中的首要问题是概念上的过度延伸：观念被延伸到几乎可以覆盖每一个能够想象到的影响人类的弊端；由此它失去了很多分析性方面的吸引力。概念上的过度延伸导致了三个缺陷：错误的优先权、关于人的不安全原因的混淆和军事化的解决方案。这些将在以下章节中予以讨论。
缺陷一：错误的优先权和希望
“当安全概念从平行方向拓展到涵盖经济、环境、性别和健康问题，从垂直方向拓展到上至国际组织下至个人的时候，这一概念便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和一致性。”在学生的期末考试中，我们总是要求他们讨论这个声明：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相信这个陈述包含了核心的真相，这一真相可通过讨论与理念的水平拓展相联系的缺陷来揭示。
理念的水平拓展几乎涵盖了关于个体福利的每一件事，这是产生错误优先权和希望的主要原因。如果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健康的和与性别相关的威胁都作为“人的安全”堆在一起，那么什么才不是安全问题呢？要怎样做其中的一方面才会优先于其他方面呢？
正如导论中指出的，把议题贴上“安全”标签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是为了暗示，这个议题是应该得到优先权的：它需要政策制定者集中注意力和优先提供给它稀缺的资源。在冷战期间，安全几乎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安全。直到20世纪80年代，尝试横向或纵向两个维度拓展的安全理念才被人们接受。人权和公民权的对话——在欧洲和美国取得了重要进展——并没有借助于“安全”标签。有理由认为，尝试明确地把欧洲人权或者美国少数人的选举权“安全化”，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与冷战期间国家的安全律令相抗衡，注定要失败出局。
不管冷战期间狭隘的安全理念的弱点是什么，它明确肯定了国家优先权的益处：防备和阻止外部军事攻击。其设想在于，除非一个国家能够抵抗外部侵犯、保护它自己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独立，否则它的人民将不能享受运行良好的经济、健全的卫生体制、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或者是性别平等带来的成果。【335】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苏联导弹降落在纽约或华盛顿抑或是美国导弹在莫斯科或海参崴爆炸，即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会使所有其他的“安全需要”（如一个健全的卫生体系）显得荒谬，这些“安全”需要是与国家军事安全竞争优先权的。
在超级大国层面上强调的国家军事安全，被两大超级大国的同盟或代理人复制到了地区层面上。因此，出现了亚洲的热战（朝鲜和越南）；北约和遵守华沙协定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对峙；在古巴军事援助中部美洲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时，美洲国家组织对将出现“另一个古巴”的担忧；中东战争以及非洲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斗争冲突。许多第三世界的斗争都有国内起因，但冷战的因素使得不同国家一般会和两大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站在一起。超级大国的卷入，时常会进一步将国家权力的意图和争论军事化。
因此，对于超级大国来说，大量的资源——金融的、人力的、知识的甚至是文化方面的——都被用于确保和加强自身两极优先权地位的巩固和稳定。赋予保护国家军事安全以优先权（在冷战期间）似乎就是要寻求的合理政策。为了确保起见，在聚焦于保护国家军事安全时，超级大国们也得把资源投入到对经济管理、医疗保健以及环境的保护上。但是，美国和苏联都没有把经济、健康和环境问题描述为安全问题，因为这样做将只会加深对军事安全任务的混淆程度。
“人的安全”话语体系的一个弱点是对国家间冲突的恣意淡忘，而这些冲突构成了对它们所寻求的保护价值的威胁。在20世纪发生在美国国内的战争和暴力（经常是由政府镇压其人民所引发的）中，死亡比在国际的战争中要更多，这种情况经常被提起。【336】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马克（Andrew Mark）所陈述的那样：“在20世纪，死于它们自己政府行动中的人比死于外国军队中的人更多。”【337】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聚焦于人员伤亡人数在两种意义上导致了误解。首先，伤亡数目自身是没有意义的。美国每年有30万人死于吸烟导致的疾病，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吸烟列为“人的安全”问题。基地恐怖主义者在“9 · 11”事件中杀害了近3000人，我们却认为这种袭击是国家和个人的安全问题。
其次，特别是在1945年后，数字游戏回避了问题的实质：造成国际冲突低伤亡水平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政策制定者们终于从以前的战争中汲取教训，并学会了更多阻止战争的方法吗？如果美国和俄国没有如此注重平衡各自的军事力量，我们是不是已经目睹了如20世纪前半段发生的战争了，可能这时候还要加上核成分？换句话说，国际战争造成的低伤亡世界是一个某种“国家安全”理念盛行的世界。核大国们有意识地拿“人的安全”来交换“国家安全”。后者暗示着某种管理国家的军事本领：超级大国及其同盟的核力量及传统力量上的制约因素。很显然，这种安全带来了亚洲两场“限制性的战争”和世界其他地方超级大国所进行的众多干涉，但它也带来了核稳定并且被证明阻止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场直接军事冲突——这种冲突在早先的两级体系中通常会出现。换句话说，“死于他们自己政府行动中的人比死于外国军队中的人更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防止国际冲突比防止国内冲突不重要或不紧急。
人的安全理念的横向拓展的第二个弱点是冗余问题，它同时也影响了理念赋予其优先权的能力。在这方面，安德鲁·马克陈述得再好不过了：
对“人的安全”广义理念的大部分著述，仅仅是将那些已经被很好界定的现象再重新贴上安全标签，这些现象包括饥饿、疾病、环境恶化等。很少有严肃的争论寻求论证：为什么将人的安全理念拓展到一大堆不相关的问题和社会病症上，会具有分析性或实际性的用途。【338】
在说清楚安全理念横向拓展所带来的优先性困难上，一个空中旅行的类比或许会有所帮助。对于许多航空公司来说，商务舱的机票要比经济舱贵四五倍，商务舱乘客的行李在登记处会被贴上优先标签。到达目的地时，这批乘客希望他们的行李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行李传送带。如果航空公司给每个乘客的行李都标上优先标签，管理者们将没有办法区分哪些行李是经济舱乘客的、哪些是商务舱乘客的。行李会混乱地出现在目的地。商务舱乘客将会感到愤怒并且改换航空公司，与此同时，一些经济舱乘客会感到运气很好。或者，正如一位批评iPod能容纳10000首歌的评论家所说的：“如果你能够听到任何东西，那么最终你可能听不到任何东西。”【339】
在公共政策方面，不能区分次序所造成的结果将更加严重。所有问题都不能给予优先权标签。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能去分辨哪些是需要优先权的、哪些是可以等待的。这也许就意味着生存还是毁灭。这里并没有暗示保护国家军事安全是唯一的、明显的安全问题；我们的观点在于，问题的横向拓展被视为应该得到安全标志，由此产生了一个类似于给每位乘客的行李都贴上优先标签一样的情景。结果就是不够次序化，或者是导致错误优先权的产生。举个例子来说，对于环境安全的倡导者来说，声称环境是一个安全问题并不够。像冷战期间军事安全的支持者那样，这些倡导者需要举出他们自己的案例。环境退化对民族或个人安全的威胁有多严重？其严重程度与其他安全问题相比如何？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们所面对的危险、亚得里亚海的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威尼斯的危险以及地球臭氧层损耗带来的健康危险，把这些不安全因素都堆在一起的努力，几乎是没有价值的。
缺陷二：原因的混淆
当治疗和减轻人的不安全症状成为可能的时候，一个长期的有效解决方案要依靠对其原因的了解。把太多的条款归入“人的安全”所造成的问题是，其成因没有得到澄清而是被混淆了。也就是说，如果把个体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健康的和性别方面的威胁都集结在一起作为“人的安全”的威胁，那么区分并分析这些威胁原因的任务就变得更加困难。虽然这一点没有被系统地提及，但是我们相信对它进行详细说明还是很重要的。
清楚地描绘出一种原则内的考察主题，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弄清楚A是怎样导致B的（A→B）。当B是国家或军事安全时，这将变得非常困难并会引起争论。因为只有对结果的理解或解释（B=核稳定）存在一致性，进展才有可能。因此，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政策制定者知道存在确保互相毁灭的情况（MAD）有益于核稳定：受到第一波核冲击后，双方都有能力给另一方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这样两边都将被阻止挑起对另一方进行真实的核攻击。即使存在确保互相毁灭情况（M AD）的要求在频繁更新——由此造成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两边也都觉得它们知道该怎样维持核稳定。这样做使它们成功地维护了国家和军事安全。
当B是任何事物时，A变得不可名状。换句话说，把任何事物都放进B里面，这将使结果含糊而不严密，并且使分析A变得困难。既然没有贴上安全标签时它们的含义已再明显不过，那为什么还要把经济衰退、环境退化、性别不平等和艾滋病等问题都堆在一起作为对“人的安全”的威胁呢？当经济衰退或艾滋病泛滥时，为什么就要把其归为经济或健康安全呢？此外，通过把任何事物都包容在B中，A也变得急剧膨胀，我们得到的将只是其成因的混杂物。这就降低了对人的不安全原因的可理解性。
理解不安全因素的独立原因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原因也许比其他的更能够改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发现低速经济增长导致世界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这主要是由于其不情愿或没有能力进行全球化进程，若把这种不情愿描述为“人的安全”的威胁，这样所取得的分析性的杠杆作用就不明显了。贴上“人的安全”标签暗示着可能会促使政治家们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或资源，尽管安德鲁·马克论争说，并没有许多此类案例在实际情况中发生。【340】即使马克是错的，只有当其他问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和性别问题）的倡导者不把安全标志依附到他们的问题上，而要求相同的或更多的注意，与安全相关的问题才会得到更多关注。当每个人都用安全标签修饰他们偏好的问题时，我们便回到了怎样从众多原因中优先选择的困境。
我们的观点是，给一个问题贴上安全标签，这赋予了它获得更多注意力和资源的潜力，但这是一个实践动机的改变，而并没有增加安全分析的清晰性。结果恰恰相反。当它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时，因为它在“人的不安全”理念下把众多分散的现象和分散的原因堆在一起，反而造成了问题的混淆。人的不安全因素有很多级别，从饥饿的肚子到心理不安造成的人身危险，把它们全绑在一起作为安全问题，就转移了对它们各自原因的研究。
缺陷三：安全化和军事“补救措施”
不论好坏，安全问题经常意味着武力和军事的回应。这是在冷战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对国家军事安全问题的理解，并且传统的回应还涉及军事武器采购、国家军事服务、联盟的成立以及在远方派驻军事人员和硬件设施等方面。即使在国际层面，一个类似的逻辑也在起作用。因为涉及武力使用的议题，术语“安全”被保留了下来。当一个国家采取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时，安理会或许会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42条款，里面授权联合国使用军事力量去缓和或解决问题。至少在联合国主持干预的案例中，在承认使用武力合法之前，必须通过安理会达成国际共识。
因为国家已经出现将军事问题和安全观念相联系的趋势，以便于它们诉诸武力，通过引进可以安全化的一整套新议题（如环境），并使之合法化，这无意中或许会导致政治问题或社会经济问题也采取军事解决手段。在一个涉及警告过度安全化的敏锐分析中，沃克·弗朗克（Volk Franke）列举了“从核导弹到迷你裙和流行音乐，把一切事物安全化（正如在苏联、伊朗或是阿富汗的塔利班中的例子一样）是怎样危害全民社会、危害民主以及产生了极权国家（它仅有的合法性来自递增的安全威胁）”的例子。【341】比如，美国政府对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贩运问题的处理，从一开始就被严重地安全化了。根据哥伦比亚计划，美国对哥伦比亚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使它可以更有效地阻止毒品贩运者。按弗朗克的观点，美国的军事援助“强化了黩武主义并且引发了农村地区的暴力激增？ ？并且美国支持的作物熏蒸法正在摧毁小规模农业和高度生物多样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因此，“这些旨在提高美国安全的政策措施，对该区域人口经济的、政治的和环境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即时威胁”。【342】莫尼卡·塞拉诺（Monica Serra-no）也记述了关于美国“毒品战争”是怎样导致了效果含糊的军事回应的。【343】
相似地，犯罪已经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成为严重的安全问题，以至于总理卡莉达·齐亚（KhaledaZia）召集军队来“帮助和指导”警察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犯罪打压。正当措施颇受欢迎，并且有效地减少了犯罪率时（至少暂时是这样），有关损害人权的担忧，包括对同情反对派的记者和教授的监禁，也开始出现了。同时存在的还有使军队陷入社会痼疾如犯罪危险的切实担忧；如果将军队设定为“国家监护”的角色，如像在土耳其等国家那样，召集军队也许会削弱民主。【344】正如这些例子所暗示的，安全问题非军事化的倡议者得到的也许比他们预想的多。或者，像凯特·克劳斯（Keith Krause）和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所说的，这里他们用到了将环境与安全相联系的例子：
使环境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或许这会搅乱这一变化的支持者所寻求取得的目标。环境问题构成重要的和紧迫的危险，但是把它们放在“人的安全”议程中也就意味着将它们归入国家安全理念和机构内（也就是对特定“目标”作出军事回应），在那里面的机构不大可能会深化“环境安全”议程。【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