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
宁波商事之早可追溯至公元前。
唐宋时，宁波“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至清初，则成“百货咸备，商号林立”的繁荣景象。
宁波商帮（简称宁波帮）是从清时宁波府所属6县为主体的商人群体。姻亲帮姻亲，同乡助同乡。长年在外埠经商的宁波人，通过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结成了商业群体。它形成于明清，到鸦片战争后有所发展，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宁波商帮经济力量雄厚，人才众多，迅速崛起。“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它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在北京、天津、汉口有很大影响，且波及全国有关地区。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了“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
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百多种关于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们或者小时候念过书，或者经商成功以后再资助社会的教育事业，并让他们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求学子的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形成了。
再有，就是宁波的区位优势赋予了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水运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南北船却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还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的，它通到杭州。从杭州到宁波又有一条杭甬运河，所以这里的物资从上海到了宁波，又可以从宁波顺着运河到杭州，再从杭州顺着京杭大运河上溯，上溯可以通过它的各条水系，又四通八达通向中原地区，通向北方地区。
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
宁波素有“儒商摇篮”美称，商贸传统悠久。儒商文化酿造的宁波企业家，天生是做生意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商”、“闽帮”。其中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更是举世闻名。
宁波帮“爱乡而不恋故土”，足迹遍布全球。现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3万人，遍布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宁波帮”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香港10大首富中，“宁波帮”占了3个。镇海人包玉刚一度是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这是宁波独有的经济资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宁波大学就是“宁波帮”的奉献。目前，海内外有50万多宁波人，成为新的“宁波帮”。
儒商文化酿造的宁波企业家，天生是做生意的。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而宁波人，宁波企业家亦因此有自己的语言和性格，比较低调、务实，一步一个脚印，不善张扬，埋头苦干，善于学习。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当年孙中山先生莅临宁波时曾发表演说：“以宁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资力，苟能亟疾经营，则既不难为中国第二之上海，为中国自己经营之上海。”这是何等的眼光和魄力！把宁波的宏伟蓝图描绘得何等绚丽诱人。
自古以来，宁波就是一个繁盛的对外贸易商埠。至19世纪60年代，宁波的钱庄、南北货号、鱼行遍布于市，世人称“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宁波人经商的足迹遍履天下，以“无宁不成市”闻名遐迩。
“宁波帮”形成于明朝，崛起于五口通商后的上海，至辛亥革命后达到鼎盛。近代中国工商业的风风雨雨，留下了“宁波帮”浓墨重彩的一笔。1916 年孙中山先生还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宁波帮”对宁波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l984年8月1日，北戴河。世纪伟人邓小平说了那句令新老宁波人激动至今的话：“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话音所至，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的游子之心飞向春意盎然的甬江岸畔。
斗转星移，乡情不渝。继老一辈“宁波帮”之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宁波帮”继承着报效故乡、造福桑梓的风范与传统。目前，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活跃着30多万“宁波帮”。他们不仅继续为家乡的公益、教育、医疗等事业慷慨解囊，而且为故乡的经济建设献计出力，昭示了海外游子的拳拳之心，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
书写上海港的开埠史，离不开“宁波”二字。五口通商后，大批宁波人麇集上海，致力于创业活动，逐渐结成了上海最大的商帮，对上海的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各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成了海外“宁波帮”的摇篮和跳板。时至今日，上海高一半的市民家庭与宁波有着扯不断的血缘关系。如被誉为“上海钱业领袖”的秦润卿，执掌上海钱业公会达15年之久，1987年，由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稍后，虞洽卿等创办了四明银行，朱葆三、林莲荪等创办了中华银行等，宁波人创办经营的银行达27家之多。1905年朱葆三、严信厚等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之一的“华兴保险公司”。1920 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了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证交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1 年朱葆三、严信厚等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
除金融业外，航运、五金、新药、颜料等行业也基本上由宁波人控制，如“宁波帮”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创办了三北轮埠公司、宁绍轮船公司等，至抗战前期航业集团已发展成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轮运企业，航线不但包罗国内沿海，长江各岸，还北抵海参崴，东至日本，南下新加坡、仰光等远洋航线。
当然，“宁波帮”不仅仅在上海，在全国及世界各地都有着辉煌业绩，像闻名全球的北京同仁堂就由宁波人创办经营。特别在香港，作为中国另一颗“东方明珠”，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成为“宁波帮”的主要活动地，从安子介提出经济发展理论，至董浩云、包玉刚建立“海上王国”；从邵逸夫成为“影视巨子”，到曹光彪、陈廷骅的“毛纺大王”、“棉纱大王”等等，同样流溢着“宁波帮”的熠熠光彩。
百年树人，叶落归根。改革开放后，著名旅港、旅台“宁波帮”实业家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王宽诚、李达三、闻儒根、王剑伟、顾国华、赵安中、李惠利、李坤、张敏钰、朱绣山、王雄夫，以及旅居海外的应行久、张济民、魏重庆、董鼎山、孙忠利、王家福、周祥赓、陈名毫、水铭漳等等，他们造福桑梓，纷纷回乡投资、捐钱引资，功勋卓著。如包玉刚等捐资兴办宁波大学，邵逸夫历年捐助内地教育事业累计已逾26亿港元等，应昌期回乡投资现代瓷业城，兴建中城小学、慈湖中学等等，不胜枚举，特别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邓小平同志多次接见包玉刚等“宁波帮”人士，从而为以后宁波奠定“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沿海港口城市”、“计划单列市”，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宁波商帮与中国第一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来还很时髦的行业，最早都是宁波人搞起来的。宁波商人在自己的发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一个里程碑。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就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20 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 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现代“宁波帮”对家乡的贡献仅限于在商界是无法包容的，已扩大到宁波籍的各界精英们。他们对家乡的科教、卫生、文化等等方面贡献，其成就之大也是老一代“宁波帮”们所无法比拟的。
在科教界，仅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宁波籍”的有近80名，均为我国各城市之最，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如“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贝时璋；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计算机专家倪光南；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热力涡轮发动机专家翁史烈；大庆油田发现者之一，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国际断指再植奠基人医学家陈中伟；首位担任世界名校诺丁汉大学校长的华人，核物理学家杨福家；现任中科院院长的流体传动与控制专家路甬祥；中国化纤领域奠基人的化纤专家郁铭芳；我国煤炭工业综采科学化的开拓者汤德全；我国航空材料研究的创始人之一颜鸣皋；国家攀登项目“大规模科学与工程计算”首席科学家石钟慈；历任军事医科院院长、中国实验血液学会主任的医学家吴福泽；历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原子核物理和核武器工程专家胡思得；研制出我国最高水平的“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的总设计师周兴铭；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通信技术和管理专家朱高峰；现任中科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主任的生物化学家洪国藩；我国毫米波技术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现任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孙忠良；我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张孝文；国家“攀登计划”B项首席专家的动力机械工程专家倪维斗；第五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天文学家张和祺等等。他们纷纷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推荐引进人才，带来了大量技术、信息和资金流。今日落户在宁波科技园区、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等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无不打上了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兵科院等现代“宁波帮”人士的烙印。
甬商之都
在中药行业里有“三溪”的说法，即浙江的慈溪、兰溪和安徽的绩溪。
名震全国的慈城药业，其悠久历史和雄厚实力是无与伦比的。北宋年间，慈城望族五马桥冯氏就以经营药业致富，名臣舒亶在《四明杂咏》中以“药肆万金饶”之句赞之。此后，冯氏世代以经营药业为生，至明清之际，蔚为大观。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家产竟达2000万两白银，成为全国首富。为此应清政府之求，捐银30万两助饷，清政府以免税贩药的特权予以奖赏，其势力遍及江南数省。三百年间，慈城产生了数十位国药业的巨商大亨，执中国国药之牛耳。如大清药王同仁堂的创建者乐氏家族是慈城人。自明永乐年间从慈城走向北京的货担郎中——乐良才起，乐家子孙一直在京都北京营业，至清康熙年间，终成为中国第一药铺。此外，上海的冯存仁堂、童涵春堂，天津的达仁堂，广州的敬修堂，济南的宏济堂，沈阳的继仁堂，杭州的张同泰堂等数十家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以及宁波最有名的两家中药店冯存仁堂和寿全斋药店，都是慈城人创办和经营的。被誉为江南药王的杭州胡庆余堂，它的首位经理和民国年间的经理，以及当今的掌门人冯根生都是慈城人。药业是明清两代慈城商人的主业，几乎所有慈城的大家望族都有人从事药业买卖，以至慈城最终成为明清时期中国药业的大本营。
在重仕轻商的古代都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不为良医即为良商”这一观念。慈城文运发达，“田家有子皆读书”，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而药业经营需要较高的文化基础，慈城的药商和药业从业人员因文化发达而产生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自宋以来，慈城冯氏家族五马桥支系即从经营药业致富，历千年而不衰。药业的丰厚回报和利润使众多乡人为之向往，因此，许多家族举合族之力经营药业，如董家、陈家、缪家、叶家、王家等都是这样。其强大的家族资本和良好的望族信誉使之长袖善舞，屡战屡胜。而以孝义著称的慈城人，其特有的平和、谦顺和诚信之道又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于是自明至清延及民国，慈城药商的事业和影响日益发展，终于形成了与山西平遥票号、安徽徽州盐商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专业商帮。
1900年五六月间，由于战乱导致20家制造钱币的炉房被毁，金融业受到影响。当时北京有4家最著名的钱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号称“京师四恒”，都由慈城商人经营，由于时局不稳怕受损失，便同时宣布歇业，导致京城市场大乱。为此，慈禧太后紧急召见大臣，称“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传谕顺天府“日内解决”，并明示如资金不足，由皇家和政府各出50万两白银供其使用。由此可知“四恒”影响之大。据考证，恒兴董事长为后施家巷丛桂堂钱荫堂，恒利董事长为慈城县前陈陈畏三。这些金融业都由冯氏、俞氏、王氏、魏氏、董氏、孙氏等家族参股。他们在京城的影响令慈城人特别是其家人自豪，因而至今其后代还传颂着先辈“上任十万”（每位新知府上任可先借十万银两），“皇粮造屋”（赚皇子皇孙们钱财造祠堂，起豪宅）等故事。清后期上海北京钱庄领袖为洪念祖，南市钱庄领袖为冯莲汀，两人均为慈城人，当时上海的金融业领袖人物都是慈溪人。
此外特别要提到的是生在三北的慈溪商人吴锦堂。这位与陈嘉庚、聂云台齐名的中国“华侨办学三贤”，充分体现了慈溪商人所具有的仁厚之心和创业激情。
1926年元月，旅居日本的华商吴锦堂在弥留之际，向儿子口授了两点遗嘱：一、归葬故里。二、万一中日交恶，尔等切勿干出危害祖国之事。这位旅居日本却心系故乡的华侨巨商，以他的行动演绎了感人肺腑的人生故事。他以千元资金东渡日本经商，经几十年奋斗，成为著名商人。1900年和1902年，两次捐银各3万两赈济灾民；将住宅让给孙中山作为革命活动基地；捐款38000元赈济家乡灾民，修浚慈北杜湖、白湖；出资数十万元兴办锦堂学校、选送学生去日本留学……当这位充满爱国爱乡激情的老人魂归故里时，慈北地区沸腾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称颂他是“万家生佛”，在湖边的崇寿宫前塑起了他的铜像，并用朴素的民谚表达了他们的感恩之情：“中国生，中国养，中国流落到东洋，东洋回来到白洋，白洋渡口一座坟，道士宫前竖铜像。”与吴锦堂并称为“慈溪办学双贤”的秦润卿是民国时期上海金融巨子、银行领袖，长期执上海金融业牛耳。他创办的普迪学校为家乡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左联烈士柔石曾在该校任教，并以此经历写下了不朽的名作《二月》。孙衡甫为上海四明银行董事长，是上海金融界的风云人物。周仰山在苏州、宁波等地创办电力公司等企业，并提携后来成为“企业大王”的刘鸿生走上创业之路，是“宁波帮”的中坚人物。如今仍有不少慈城人在港台和海外创业，成为当代“宁波帮”中的佼佼者。如捐资修建慈湖中学、中城小学、倡祺幼儿园和创立应氏围棋赛的已故应倡祺先生及其应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
享有“科举名城、慈孝故里”美誉的千年古城慈城，不仅具有浑厚的文化传统和明亮的人性光辉，而且也同样具有强劲的开拓精神和企业智慧。正是这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才使这座有着几千年文明传承的“宁波帮”的代表古城在新千年的曙光中冉冉现身，成为一颗久被埋没却更为璀璨的文明之珠。
“宁波帮”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占有如此显著地位，而又以精英群体的形式展示其魅力与成就的确极为罕见。如果说河姆渡文化证明了宁波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话，那么近现代“宁波帮”无疑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优秀继承者、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