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失衡的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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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货币政策之思——动荡岁月,面纱还是权杖?(4)

货币政策战争

——危机中的货币政策笔谈之三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货币战争》时的场景。那是在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它静静地躺在校园书店的显眼位置,旁边既有马斯科莱尔等人写得《高级微观经济学》这样的高深教科书,也有《经济指标解读》这样的畅销书。那个时候,我还忙于博士论文的统撰,脑子里塞满了模型和数据,对逻辑和证据的苛求显然使我打量书籍的眼光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结果,《货币战争》这本书在我手中只停留了不到5分钟。

我就这样忽略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不得不重新回到这本书。不仅朋友们会聊起它,单位的同事也会谈论它。前几天在电话中,有位供职于杂志社的朋友甚至提出一个令我意外的问题:《货币战争》是否影响到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尤其是汇率改革的进程?

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货币战争》出来后,西方主要媒体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几乎无一例外,都联系到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按书中描述,国际金融领域充斥着阴谋与控制,私人家族在其中呼风唤雨。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外部环境,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当然要慎之又慎,不容有半点疏忽。反观中国现实,汇率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步伐的确落后于西方社会的主流预期,华人作家的这一著作是否能对此产生某种影响看似值得联想。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伪问题。拿汇率改革来说,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汇改可控性、渐进性和有序性的调子早在2005年“7·21汇改”之前就已定下,而此时《货币战争》的中文版尚未问世。回到学术立场,实际上,货币政策的背后有着复杂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我感觉货币政策实在很难与某本畅销通俗读物联系起来。当货币学派大师弗里德曼谢世时,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喃喃说道,“没有弗里德曼,就不会有现代的美联储和我自己的成就”。

实行货币政策有时确实像是打仗,在危机之中尤是如此。郭凯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候选人,我时常会去浏览他的博客日记。郭先生有一段在美联储访问的经历。在次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那段时间,市场上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2007年9月美联储终于降低再贴现率和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变动之后,美联储的工作人员高度紧张地密切检测全球市场的反映,并揣测市场是否正确理解了美联储的信号。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发动攻击之后,军事人员在检查是否成功击中目标;并且就时刻精准度地把握上而言,货币政策的要求之高也丝毫不亚于发射导弹;而在威力上也可以相提并论。

不过,货币政策或许比战争更难被私人所控制。经过长期的演化,如今启动货币政策工具通常需要明确的信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某种技术性甚至程序性反映。在美联储讨论货币政策的每次例会之前,从大学教授到金融机构都会作出预期,这些预期通常较为一致,并且很多时候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已有很强的可预期性。在此次金融动荡中,货币政策存有争议的地方主要在于降息时机的选择。但这与市场的普遍预期误差也不大。

美联储(也包括西方其他主要央行)决定是否改变货币政策的首要依据是通货膨胀率和增长就业状况。金融市场上的次贷危机之所以未能让美联储立即降息,是因为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仍然清晰可辨,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会因物价上涨将放缓。美联储以及很多学院派经济学家的理由是,金融市场的局部波动并不一定会扩散成为系统性风险,并作用到实体经济。在此背景下,如果立即降息,通货膨胀或将抬头,并进一步催生房地产市场泡沫。因而,直接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更具针对性,也成了全球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共识。当然,随后金融市场、就业和房地产等部门重要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放缓的迹象明显,降息也就再无顾虑和悬念了。

在这一方面,中国央行也与西方同行雷同。《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说,近期的货币政策实践很好地演绎了这一点。为了应对国内的食品价格以及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中国央行已五度加息,八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且,从可预期性上看,货币政策同市场的互动也越来越灵敏。实际上,加息与通货膨胀率因果关系的争论较少。作为物价稳定的主要捍卫者,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货币政策没有多少可供退缩的余地。争论的中心集中在通货膨胀形势本身。是局部通货膨胀,还是全面通货膨胀?是短期,还是长期?这些都事关货币政策的定位。

同西方国家次货危机相对应,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存在一个给资本部门赋予何种重要性的问题。在此轮股市房市高涨的前期,货币政策并没有将资产部门作为变动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资产部门日益成为流动性过剩的聚集地和催生地之后,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并明确表示高度关注资产部门。从这点上说,即便随着粮食以及生猪家禽生产周期的轮回,消费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已见顶回落,但资产部门高涨本身或将为货币政策紧缩提供足够的理由。

有人将通货膨胀率上升就加息,下降就降息的做法讽刺为,不如在绳子上拴上一根骨头,让一只狗来操作货币政策。这实际上是货币政策进步的体现。毕竟,让一只狗操纵货币政策,也总比让某个家族操纵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