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10年11月，CPl上涨5.1%。社会上久违的通胀担忧又开始抬头。政策面也是如临大敌，各类政策手段鱼贯而出，甚至宣布将在必要时启动价格管制。
尽管如此，中国近20年的经济波动事实上放缓了很多。拿通胀来说，在“开发热”蔓延的1994年，CPl涨幅达到24%；而在“价格闯关”的1988年，CPl也上涨了19%。同样，近20年来，经济增长的波动率也放缓很多。总之，与之前相比，这段时期，可以说中国经济总体上处在“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之中运行，而这差不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金融危机之后的这轮周期呢？在我看来，微型“滞涨”的风险显然有所增加了，“高增长、低通胀”或将被“较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组合取代。尽管如此，从大的格局看，中国经济基本面还是被人看好的。
然而，与此同时，在过去20多年里，我们还是时刻感到如履薄冰，各类或大或小的危机不断。这轮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发达经济体长期繁荣背景下，几乎突然爆发的。那么，“高增长、低通胀”，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
从2009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率先实现了V形复苏。这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但却完全落在了政策视野之下。以4万亿元为主的一系列政策，以惊人的气概推动了中国经济率先反弹。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其中也包含了诸多后遗症。通胀、通缩，还是滞涨，这些争论从未停止过。
在“宏观经济之问”中，我在第一时间给出了我对宏观经济走势的想法和判断。宏观经济过山车式的运行对经济研究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也让这一领域变得魅力无穷。危机爆发伊始，我曾认为中国的经济地位将会有较大的提升。中国受到的正面冲击较少，在金融领域尤其如此。相反，中国政策在危机管理中显得更加果断有力。
这要求我们应该从更宽广的视角考量眼前发生的一切。当作经济分析时，我们实际上有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数据可供借鉴。世界的发展从来就是不平衡的。中国经济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增长动力正在喷薄而出。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还没有到达增长瓶颈，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的阻力还不大。
在政策保持连续性和全球整体复苏背景下，后危机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有望总体上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总体而言，救火式宏观调控的压力会有所减轻。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不在于经济二次探底，而在于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宏观经济以及企业赢利的持续向好将构成基本面支撑；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宽松将构成流动性支撑；而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预期和做多中国的预期或将成为故事性支撑。
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的确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国际账户巨额盈余，这些矛盾在危机应对过程中进一步激化。从这个角度出发，也有人不愿意为中国的救市政策打高分。当然，持这些观点的人，不是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大的热情，倾注了大量的研究精力。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觉得它好，但总希望能更好。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运行有望全面回归正常化，与之伴随的是宏观政策的退出。这个过程还谈不上阵痛。宽松政策的退出当然会是缓慢渐进的，以保证有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能够跟进填补退出的空白。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有退出政策的出台，大致等同于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复苏或过热迹象。如果把刺激政策等同于药量的话，刺激政策的减少就类似于病人病情缓解后用药剂量的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