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3日，八十岁的老闲人樊樊山忽有雅兴、突发奇想，在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广邀南北才俊，要在上巳日这个传统节日之际，为中国的雅士们作最后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会。
正在清史馆中修史的八十二岁的赵尔巽扶杖前来；曾经的湖南神童、曾于1913年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率先响应；天演学家严复的高徒侯毅担任书记员，记录下了这次大集会的盛况。实到76人，因故未到后补写题诗的33人，此次雅集共达109人；除却召集者樊樊山本人之外，108将的座次基本排定，这是民国时代的一帧空前绝后的雅士集体照，是当时中国以雅自矜的精英休闲文化的最后沙龙。
一、丁传靖与樊樊山之雅谊
这一次承接兰亭修禊的千年风雅之举，当然也少不了要有一个精致的序文来纪录和纪念。雅集召集人中的几位宿儒稍一商议，决定让丁传靖来撰序。十七年前（1908）因撰著了《沧桑艳》传奇而名满京华的丁传靖，又因四年前（1921）扫叶山房私自影印该著作引发的版权官司，再次让人们忆及丁氏当年的文笔盛誉。或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因故没有到场，还是被委以为此次雅集作序的重任。时任总统府秘书的丁氏，虽然经常替总统撰写书札、联额、祭吊文、褒勋词及题画、序书等文字，但这份差事本身毕竟不是风雅之士的所好所求；他自撰的《沧桑艳》传奇声名之盛，或许才是他被委以雅集撰序的真正原因所在。
丁传靖（1870—1930），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字秀甫，号湘舲、闇公，别号沧桑词客。清宣统二年（1910）由陈宝琛荐举为礼学馆纂修。他的诗文负有盛名，尤工戏曲，创作了《霜天碧》、《沧桑艳》、《七昙果》等传奇，其中《沧桑艳》写陈圆圆事，尤为著名。民国后，他任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幕僚。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随冯国璋到北京任总统府秘书。
宦途上并无太多建树的丁传靖，因为将陈圆圆故事写成一本《沧桑艳》传奇，而在京城文人圈子里享有盛誉；从丁氏自谓的“剩有沧桑新院本，一时价贵海王村”诗句来看，《沧桑艳》传奇无疑是其颇为自得的作品。曲学大师吴梅在收到他刊刻的《沧桑艳》传奇时评价说：“承惠《沧桑艳》《霜天碧》二曲，循诵再三，渲染点缀，雅近《倚晴》之境。就文而论，无可献疑。”钱基博也称赞说：“丹徒丁传靖者，亦工诗词，作《沧桑艳》、《霜天碧》二曲，词采葩发，才名甚盛。”至于樊樊山——这次陶然亭雅集的发起者，也因《沧桑艳》传奇而对丁传靖别有一番默契与偏爱。
樊樊山，即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前清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官参政院参政。曾师事张之洞、李慈铭，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又擅骈文。
樊氏于1899年，创作了长篇古体诗《彩云曲》，因着意为京城一代名妓赛金花树碑立传，《彩云曲》一时为街头巷尾所津津乐道，樊氏诗名之盛始于此曲。更于1913年作《后彩云曲》，“着意庚子之变”，叙述了赛金花与瓦德西夜宿仪銮殿的艳闻，一时谓为“床上救国赛二爷”的义妓。这一前一后的《彩云曲》，时人比之为吴伟业之《圆圆曲》，因其抒写真人真事而更为时人推崇，樊氏诗名因之名重京华。事实上，赛金花就在这次樊氏作主的雅集之后十年逝去，于1936年葬于陶然亭，这是巧合亦是因缘，当然这是后话。
在1925年的这次雅集中，《彩云曲》并不是文人雅士们的主题，樊樊山与丁传靖的交谊只是含蓄的蕴藉其中。原来，在宣统二年（1911）《沧桑艳》传奇传入京城之前，是在1908年丁传靖在江宁（今南京）准备将其刊刻出版之际，首先请来做鉴定评赏的便是樊樊山。樊老极为赞赏其作品，并当即决定为之再撰一首长诗，这首长诗（《后圆圆曲》）一旦完成，其轰动效应可能与《彩云曲》不相上下。但因种种原因，当时并未能完稿，而丁传靖已将这部久为友人们期待的作品付梓，只得暂时将这个创意搁置起来。
直到1918年时，因无锡商人章履平猝死，樊老见到经黄秋岳转呈的章氏遗作《冲冠怒》传奇残稿时，有感而发，才将原本是为丁传靖而作的《后圆圆曲》创作完成。即使在为章氏遗稿所作的题词中，他仍念念不忘丁传靖，他写道：
梅村先生圆圆曲，千古绝唱。惟仅得半而止，厥后邢娘入道、三藩谋逆，先生不及见矣。尝欲补制一曲，因循未果。曩在江宁，吾友丁闇公以《沧桑艳》剧本见示。怦然意动，欲果此缘，而卒未暇也。今秋岳以章君所作《冲冠怒》残稿索题，因制《圆圆曲》一篇，冠诸卷首。老年才退，不惟远逊骏公，并不及《沧桑艳》、《冲冠怒》两传奇之哀感顽艳也。
在1908年丁传靖正式刊印《沧桑艳》传奇时，“樊樊山鉴定”的称谓作为一份“权威鉴定证书”高悬正文首页之上，而十年后这一首实际上是为丁氏所作的《后圆圆曲》没能附录其中，不能不说是一种文人雅谊中的“遗憾”。虽然《后圆圆曲》并没有取得如《彩云曲》一般的轰动效应，作为补偿也罢，聊作慰藉也罢，樊老对丁传靖的偏爱一如既往，这一次空前盛会指定丁传靖作序，颇有再续前缘的衷肠。
可惜，旧式文人的师友交谊与诗词兴会的风雅情怀，终抵不过1911年那一场能够轰翻千年帝制的剧变。曾赋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骈文的高产文豪——樊樊山，除了香艳摩登的《彩云曲》尚能为时人做饭后谈资之外，他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衰鬓残喘、古板自傲的前清遗老罢了。时年八十岁的樊老已定居北平十三年，却远不比当年任两江总督时的气派，为谋生计，樊老甚至去给比自己小三十八岁的梅兰芳当文词老师，为其修改戏曲文词，聊以糊口。而此时的丁传靖也并不比樊老的处境好多少，总统府秘书的虚衔，也无非是替人撰写文书、修改文章的清闲差事罢了。三月三的乍暖还寒天气，丁传靖也懒得出门，呆在家里靠想象完成了樊老指定的作业，一篇序言写得中规中矩，却早没了当年的那份惊艳才情。
二、丁传靖的“江亭序”
序言开篇提到：“夫定武精刊，茧纸非昭陵之本。永和未远，羽觞犹典午之遗。”追随自兰亭以来的文人雅集传统，仍然是以樊樊山为代表的旧式文人骨髓里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丁传靖与之相类，对风雅古意的倾慕一如既往。但世风日下、斯文沦丧的感慨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风雅追求显而易见——即从追慕魏晋以来的风流神髓，转而寻求博物通识的风俗传承。既然兰亭的原本早已不复存在，诚如魏晋风流只能仰止兴叹，现时代文人无一免俗的为世道变迁而牵累羁绊、为斯文不复而疲于应付，不可能再独善其身式的超然世外，则只能通过一些尚在传承中的风俗中寄托一些文化想象罢了。比如说还有的三月三修禊传统，比如说还有的以樊老为首的雅集传统，比如说还有如丁传靖正在写的这样一篇“古意盎然”的雅集序言。
接着的论述是，“北海沦漪，题襟历历，西郊亭墅，画壁年年。盖上已之禊游，已为长安之故事。谓似月泉汐社，亦有人了公事而来；谓为洛社午桥，亦有时寄谷音之慨。此顷年人海之游踪，亦他日梦华之资料也。”可以看到，丁传靖笔下的陶然亭与王羲之笔下的兰亭区别之大，并不完全在于时空上的差距与差异。无论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还是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无论是在纵情享受人生的角度，还是畅谈玄妙哲理的角度，在陶然亭中的109个雅士都远不及兰亭中的41位晋人轻松洒脱。更何况写这则序言的丁传靖还是坐在自家屋里冥思慎笔而作，而绝非如当年王羲之那样酒墨酣畅，一笔呵成。
或许，一个是公元352年的江南，一个是公元1925年的北京；空间上的南北差异，时间上的千年更替，都没有理由去要求以丁传靖为代表的一帮近代文人，一定要以晋人的那种风骨意趣，去完成这一场民国时代绝无仅有的雅集。毕竟，从陶然亭自清康熙年间始建伊始，就注定并非是一处纯粹的风雅之地。
原来，陶然亭原址所在地是京城东城外的近郊区，元代在这里建慈悲庵，经明、清两代的修缮、扩建成一定规模。庵内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一直是明清两代进京赶考的考生们顶礼膜拜、以求功名之地。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院建一座小亭，后又将小亭改为三间敞轩，取白居易诗中的“更待菊花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为“陶然亭”。而以樊樊山为召集人的陶然亭雅集，仍以该亭为江藻所建而称“江亭”，由此可鉴其前清遗老心态之重，已经远非风雅之举所能承受之重。无论是先前的考生上香会聚之所，还是后来的109位雅士存照“江亭”，这样的熙熙攘攘、这样的车水马龙，自然都已经与晋人风流和兰亭风雅相距甚远。也无怪乎，丁传靖在序言中只有“故事”、“游踪”、“资料”这些类似于存档日记式的文字面目了。
丁传靖在序言中还提到，“是日，余以小疾，独未能往。去年令节避风有类鶢鶋（去年是日大风，余亦未与会），今岁嘉辰闭户又如螺蚌。自笑始衰之岁月，不如健之耆英。”原来，樊樊山并非突发奇想，偏偏要在1925年作这样一次雅集，而是每年都有在陶然亭召集修禊之举。而丁传靖不单单是1925年这一次聚会未到，上一次（1924年）也是因故未能到场。只不过上一次是避风，这一次是小疾。虽然有自谦语，谓“不如健之耆英”而有溢美樊老之辞，但也不难推知，像陶然亭修禊这样的传统活动，到1925年时，参与的人只能是一些前清遗老、耄耆宿儒了。不要说风流神髓、不要提风雅神似，就是那么一丁点残余的风俗形式之举，到丁传靖写这则序言之际，都已经只是残影余绪罢了。
在丁传靖序言中流露出的所谓文人意趣，已全然不能用“风雅”二字概括。如果说还有一点中规中矩的纪录体裁的话，单就才情气魄而言，似垂垂老矣的塾师，确实已没有参加雅集的必要。联想到樊老《彩云曲》的末句，“古人诗贵达事情，事有阙遗须拾补。不然落溷退红花，白发摩登何足数”，当年只有五十来岁的丁传靖，确实比之樊老还略逊一筹。从风流到风俗，从神髓到传承，即使是不断地退而求其次；由丁传靖执笔之序来看，“风雅”之说在1925年的中国，也已经流于形式，雅士传统的式微在所难免。
三、李绮青的“江亭序”
没有到场的代表选了丁传靖作序，到场的代表则选了李绮青作序。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称李绮青为“小李广花荣”，誉其词“上接翁山”，“为岭表词场之射雕手”。叶恭绰《广箧中词》则说“汉父（李绮青字‘汉父’）丈为词卅载，功力甚深，清回丽密，可匹草窗、竹屋”。可见李氏比之丁传靖而言，其旧体诗词的功力根底，似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绮青（1859—1925），字汉珍，晚年改汉父，别号倦斋老人。惠阳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先后任福建安溪、惠安，吉林榆树，河北武邑知县，吉林宁安知府。晚年旅居北京，卖文为生，就在雅集当年（1925）病逝于北京。著有《草间词》、《听风听水词》、《倦斋诗文集》等。
李绮青生性秉直，不擅逢迎，宦途只能算勉强凑和。晚年清贫境况难免，其女卖艺以救济生活。他还曾为女儿的演出以骈体文写成“广告”。曰：“四弦诉恨，怜赵媛之弹词；孤影挑灯，哀乔青之题曲。毛惜骂贼，宁薄倡家？李香坠楼，何非烈女？况南陔兰尽，心伤洁养之难；东海桑生，目击乱离之苦。负百里之米，敢责裙钗？谋一日之欢，亦须菽水。”即便是如此不佳的生活境遇，仍然以古体古意抒写，其追慕古雅的旧式文人操守还是可见一斑。作为雅集到场者之一，也作为诗坛宿将之代表，由李氏来写这第二序，也颇合时宜。
李序开篇曰：“岁在乙丑三月三日，稊园同人集于京师宣南江亭，为修禊事。”开宗明义，还颇有点“永和九年春”的况味。句中提到的稊园，即稊园诗社。其前身是创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寒山诗社，“稊园”，得名于当时诗社社长关赓麟，关氏在北京南池子南湾子的宅第就号“稊园”。
关赓麟（1880—1962），字颖人、伯辰，号稊园，广东南海吉利乡人。1902年乡试举人，嗣赴日本入弘文学院留学。1904年进士，任兵部主事。后历任财政部秘书，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平汉铁路管理局局长等，1922年曾任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校长。时年四十五岁的关氏，在雅集诸老中还算是“少壮派”，事实上他也深得樊樊山赏识，曾与樊老、易顺鼎、许宝蘅等同为“寒山诗社”中坚诗人。在后面的分韵赋诗中，关氏与李绮青相继都写出了长篇巨制，许宝蘅亦有赋诗，亦可见当年的稊园情谊与同仁酬唱之情。
李序中除了其擅长的骈体文表述之外，在序言将尽时，有一番话也颇可感叹。序曰：“仆自以老残，屡陪文？，花猪久缺，如大嚼于屠门。荆驼自伤，未忘情于阙下。”风雅毕竟不能当饭吃，一生秉直清贫的李绮青，晚年生活中，只能靠原本以追慕风雅为名的文人聚会来“打牙祭”。“花猪久缺，如大嚼于屠门”虽是无奈至窘之境遇写照，却也是如李氏一般所有“徒具才情、绝无钱银”的旧式文人之通病——因为恃才清高，不善经济，而困窘一生。只不过李氏对此并不遮遮掩掩，为雅讳疾，而是直接以骈体文写出了大实话，反倒让人觉得无伤大雅了。
李氏的直爽才情，不得不让人提到他那首著名的用“沁园春”词牌写成的中国首例古体“影评”——《沁园春·观电影戏》，也是大实话的古体词作，写出了新时代的古为今用。词曰“黑幕低垂，万目齐看，微露曙光。有稠人来往，层楼耸峙，忽呈车毂，旋见舟航，偶说闲情，居然真个，拍掌儿童笑若狂”。其中“偶说闲情，居然真个，拍掌儿童笑若狂”一句，据考，是指电影中“亲吻”的画面。李氏笔下的，“花猪久缺，如大嚼于屠门”与“偶说闲情，居然真个，拍掌儿童笑若狂”都让读者印象深刻，实乃异曲同工。然而，无论如何的才情点化，也总抵不过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新时代变革之风，欧风美雨下的民国世界毕竟和前清风物已不可同日而语，以李绮青为代表的老雅士群体，坚持以古体包装风雅，坚持以古意延续风雅传承的努力，至多只能成为一种无伤大雅的文献或谈资罢了。
四、雅集中的现代化因素
无伤大雅的还有运用现代技术为此次雅集做记录与存照，来自天南地北的76位当时的雅士们分作两排，就在陶然亭的三间敞轩外，拍照留影。虽然人像太小，加之珂罗版的铜版印刷还称不上清晰，但毕竟这在中国雅集史上，也算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了。虽然早在1920年1月18日，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就在陶然亭，与在京“辅社”成员罗章龙、邓中夏等共同商讨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之秘谋，会后也曾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虽然这是一帧与陶然亭有关的早期留影，但毕竟革命不是风雅，革命秘会也是不方便公开出版的；而作为“雅集”的存照，这一张76人陶然亭合影，刊登于由樊樊山亲笔题笺的《乙丑江亭修禊分韵诗存》首页，在当时的文化圈子里是公布于众的。
当然，在珂罗版印制的合影之后，仍然是免不了还要有丹青写照的。当天到会的贺履之、林彦博、李雨林三位，应诸老之邀，各作了三幅《江亭修禊图》，也被不惜成本的以珂罗版印制在合影之后，收入《乙丑江亭修禊分韵诗存》一册之中。贺履之即贺良朴（1861—1937），字履之，号篑庐，别号南荃居士，蒲圻赵李桥人，前清拔贡。贺久寓京华，门墙桃李，其弟子如胡佩衡、李苦禅、王雪涛、浦熙修等，后来皆著称于世。林彦博则是继高其佩之后的一代指画名家，他为雅集所作也应当是其擅长的指画作品之一。林彦博（1893—1944），满族正蓝旗人，西林觉罗氏，本名嵩堃，世居京华，民国后以林彦博之名行世。这些名家丹青，与首页的合影相映成趣，似乎“修禊”这一风雅的古老传统在1925年的中国又重焕异样的青春。
在首页的合影背面，还用现代印刷术当时盛行的铅活字，排印出了到会的76人名单与没有到会的33人名单。而这109人，无论到会与否，都在册子中留下了所谓的“分韵赋诗”一首或若干首。所谓“分韵赋诗”也是古代雅集中“曲水流觞”的一种现代化方式。“分韵赋诗”的出现，再不需要凿出弯弯曲曲的流杯池，也不需要预备水中漂浮专用的酒杯，再也不需要所有参加雅集的人都正襟危坐于池边，挖空心思地预想着酒杯漂流过来时应该对答的诗文。樊老预先选出一首诗来，将诗中的每一字逐个写在小纸团里，到会的人采取抓阄的方式，拈到哪个字，即以哪个字为诗韵，赋诗一首。诗的体裁不限，七言五言皆可；甚至还可以作词，而且并不一定当场完成，事后补作也是允许的。
这次雅集，樊老为诸雅士们选取的是白居易的《洛滨修禊》五言诗，二十四句共一百二十字，用于这一场109人的雅集，颇为合宜。用“分韵赋诗”的方式来制造的一种宽松的雅兴，并不一定非得才情卓绝、出类拔萃才能参加这样一场现代化“雅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犯规不顾。时任段祺瑞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原本分得“为”字韵，可他偏偏不按此韵赋诗，随意作了一首“皆来”韵的七言诗，还题写在了陶然亭的墙壁上。张振鋆原本分得的是“王”字韵，可他却写了一首“寒山”韵的五言诗。出于对来宾的尊重，这两首并不合雅集规矩的诗作，还是被收入了诗册印制。至于像秦树声那样，运气不好抽到了一个“妓”字韵，曾官至广东提学使、以书法闻名的秦老在诗题处是不好意思写上这个“妓”字的，在诗册样稿印毕时，校对者只得又用红铅字加以补印。至于在校稿时又加以修改的诗作也为数不少，这从样稿册中屡见不鲜的红铅字改印中可见一斑。由此可鉴，这样一场已经现代化改良，已经要求不十分严格、规定相对宽松的“雅集”，其间的才情与雅兴、风骨与雅量都已经一茬不如一茬，除了“花猪久缺，如大嚼于屠门”的大实话之外，可圈可点的风雅韵事并不多了。
五、余论
除了召集者樊樊山本人的诗兴大发，尚有七首之多的诗作之外，其余的应酬、奉承、随意潦草之作居多，并没有达到一帮诗坛宿老们的预期效果。这一场百人欢会，交际场上的张罗实质上胜过了诗酒场上的雅兴。没有到现场参会的33人中，倒还有确因个人境遇或时事沧桑的真性真意之作。
譬如说廉南湖因为臂痛未能到会，在分得“草”字韵赋诗时，忽然忆及于1920年逝去的易顺鼎，写下了“淙淙流水音，时序催人老，弹指去来今，展图心如捣”的诗句，并于句后作注曰：“行笈中携吴观岱流水音图卷用慰寂寥，图作于癸丑。易哭庵取是年上巳与袁寒云流水音禊集之作，尽录卷尾。人琴之恸，如何可言。”廉南湖并没有去抒写什么陶然亭的历史、雅集的盛况、雅士们的才高誉美，而是因观一幅旧藏画作，追忆当年与旧友相知们的欢会，而今斯人已逝，有感而发，遂作诗文。这样的诗作反而独具真意，别具雅操，让人触目难忘。又譬如说因故未能到会，而深得樊樊山赞赏的黄秋岳，因分得“萋”字韵而写下诗句曰：“背城寒草未成萋，薄雪连番踏作泥。犹有春韶供取乐，谁知物役苦难齐。”诗作本身不但才情毕露，而且时境与心境转映颇真切，实能动人情魄。没有废话、套话、空话、奉承话的诗作，如上述廉、黄二人者，109人中并不多见。
据参会者的诗文记载，放在雅集诗册首页上的照片，是雅士们当天一起用完午餐后，才合影留念的。与我们想象中的会议合影不一样，一般来说是先合影再入宴席，雅集的这一合影步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一个事实，即当天到会人员也并非准时准点或相对集中的到来，而是三三两两、自顾自乐的散聚一时，直到吃饭时才陆续就座齐聚。所以选在午餐后合影，是最不容易遗漏、最为稳妥的办法。这样一场宽松涣散的雅集，这样一场为集而集的雅集，到会的雅士们已经无聊到可以把合影的时间、方法来写入诗句（邓一鹤诗云：冻柳斜坡染半衣，后加注曰，是日拍影，亭之西垣，凡七十六人均露半身），或许，这一场雅集的最大功用，仅仅是为雅士们立此存照，为后来的附庸风雅者们存档备考而已。
雅集当天，樊樊山的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草草收场。诗云，后进每教先进畏，新诗都比旧年佳。这是无奈中的希望，也是自慰的自说自话，是最终无望实现的一句空话。
从永和九年到民国十四年，从兰亭到陶然亭，109位闲人的空前绝后阵容，以貌似捍卫风雅的名义出场，以附庸风雅的无奈姿态收场。这其间的千年转换，就像这一册《乙丑江亭修禊分韵诗存》一样，用铅活字的排印方式，稍有不慎的字符更替，就成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形象。活字印刷的效率虽然远比木刻雕版方便快捷，可方便快捷之物的另一面，只能是活灵活现的通俗而绝非一板一眼的风雅。
“雅俗共赏”是现代文化的必然，在1925年作这样的判断或许尚困难；而现在追求“雅俗共赏”又已经成为“风雅”的新义，这却是不需要再召集一百多号名流齐聚表态的客观事实。不滥俗即“雅”的新现状，回过头来再观察这一场八十六年前附庸风雅的“雅集”，恐怕又是一个在现代可以仰止的标杆性历史事件了吧。历史，就这么奇妙，翻来覆去地为你提炼出新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些新的意义与价值中，我们可以重新思索与践行，这才是“历史”的应有之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