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杂剧中的元代冤狱研究
刘俊伟
摘要：公案杂剧是元代杂剧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本文即通过对九种反映元代官吏之腐败以及由此产生的冤狱的公案杂剧的分析，探讨了元代冤狱的特点和成因，最终得出了元代实行的歧视汉人、南人的民族等级制度和重吏轻儒的吏员出职制度是导致元代冤狱盛行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
关键词：元代公案杂剧冤狱
一、引言
元代是以杂剧为代表的戏曲繁荣的时代，在众多的杂剧门类当中，公案杂剧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都无疑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般认为，现存的元代公案杂剧共有二十七种，它们是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以下简称《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一说无名氏作，以下简称《鲁斋郎》）、《感天动地窦娥冤》（以下简称《窦娥冤》）、《望江亭中秋切脍旦》（以下简称《望江亭》）、《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以下简称《绯衣梦》），武汉臣的《包待制智勘生金阁》（以下简称《生金阁》），孟汉卿的《张孔目智勘摩合罗》（以下简称《摩合罗》），李潜夫的《包待制智勘灰栏记》（以下简称《灰栏记》），孙仲章的《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以下简称《勘头巾》），郑庭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以下简称《后庭花》）、《宋上皇御断金凤钗》（以下简称《金凤钗》），马致远的《半夜雷轰荐福碑》（以下简称《荐福碑》），高文秀的《好酒赵元遇上皇》（以下简称《遇上皇》），萧德祥的《杨氏女杀狗劝夫》（以下简称《杀狗劝夫》），王仲文的《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以下简称《救孝子》），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以下简称《合汗衫》），无名氏的《玎玎珰珰盆儿鬼》（以下简称《盆儿鬼》）、《神奴儿大闹开封府》（以下简称《神奴儿》）、《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以下简称《合同文字》）、《包待制陈州粜米》（以下简称《陈州粜米》）、《朱砂担滴水浮沤记》（以下简称《朱砂担》）、《鲠直张千替杀妻》（以下简称《替杀妻》）、《王月英元月留鞋记》（以下简称《留鞋记》）、《海门张仲村乐堂》（以下简称《村乐堂》）、《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以下简称《十探子》）、《冯玉兰月夜泣江舟》（以下简称《泣江舟》）、《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以下简称《百花亭》）。
如果对这些公案杂剧的内容进行系统地分析，大家不难发现，反映元代官吏制度之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冤狱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达九种之多，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它们是《魔合罗》、《灰栏记》、《勘头巾》、《神奴儿》、《绯衣梦》、《金凤钗》、《救孝子》、《窦娥冤》、《替杀妻》。下面我就结合这九种公案杂剧谈谈元代冤狱的特点和成因。
二、元代冤狱的特点
官吏之腐败，历朝历代都有，而有元一代尤其严重。元中期大德七年（1303）朝廷派出七道宣抚使所查处的贪官污吏达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三人，赃钞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1）而这些仅仅是冰山之一角，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冤狱，那些没有被查处的贪官污吏远不止这些，在此之下生活的广大普通百姓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杂剧作家们迎合他们的心理创作出大量反映冤狱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代的冤狱与前代相比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新的发展。
贪赃枉法与屈打成招是历代冤狱的共同特征，元代冤狱也不例外。元代公案杂剧中描写的这九起冤案中的官吏几乎各个都贪财好利：《磨合罗》中河南府县令说：“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来刷卷，厅上打得鸡儿叫。”（2）《灰栏记》中郑州太守苏顺说：“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3）《勘头巾》中南京大尹说：“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4）而他们破案的方法就只有严刑逼供，“今之官吏，不体圣朝恤刑之意，不思仁恕，专尚苛刻。每于鞠狱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或惧不获正贼之责，或贪照察之名，或私偏徇，或挟宿怒，不问重轻，辄加拷掠，严行法外，凌虐囚人，不胜苦楚，锻炼之词，何求而不得致，令枉死无辜，幸不致命者亦为残废”（5），有些也许只是为了尽快破案客观上造成的冤狱，如《替杀妻》中的员外、《救孝子》中的杨谢祖、《金凤钗》中的赵鹗、《勘头巾》中的王小二；但更多的则是收人钱财，替人销灾，主观上故意造成的冤狱，这种行为尤其恶劣，如《窦娥冤》中的窦娥、《绯衣梦》中的李庆安、《神奴儿》中的陈氏、《灰拦记》中的张海棠、《魔合罗》中的刘玉娘皆是这种行为的牺牲品。《救孝子》中的王婆婆道出了刑罚的残酷：“则你那捆麻绳用竹签，批头棍下脑箍。可不道父娘一样皮和骨，便做那石镌成骨节也槌敲的碎，铁铸就的皮肤也锻炼的枯。打得来没半点容针处，方信道人心似铁，你也特官法如炉。”（6）
文学作品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而已，在元代屈打成招的情况比比皆是。《通制条格》卷二十《赏令·平反冤狱》条中列举了十几起冤狱，皆因严刑逼供而成。元末陶宗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元统间，某吏杭东北录事。一日，有部民某甲与某乙斗殴，某甲之母劝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脑后一击，仆地而死。适某承该检验，脑骨唇齿皆有重伤，某乙招伏。系狱经二载，遇赦，以非谋杀合宥。既得释放，来致谢，因言：‘与某甲斗殴时，其母来劝，力牵其子之裾，手脱仰跌，自搕其脑，昏绝在地，邻里用剪刀挑母唇齿灌药，不苏，乃死。故脑唇有伤，实未尝棒击之也。’某问何为招伏，某乙言：‘仓皇之际，惟恐箠楚，但欲招承，偿命弗暇计也。邻里见我已招，遂皆不复言矣。”如果不是遇赦，一条生命不就冤死了，真是“酷刑猛于虎”啊。陶宗仪也感叹：“吁！今之鞠狱者，不欲研穷磨究，务在广陈刑具，以张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诉者，辄便呵喝震怒，略不知恤，从而吏隶辈奉承上意，拷掠锻炼，靡所不至，其不置人于冤枉者鲜矣。”（7）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冤案的造成，还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特点：如作为主审官的县令或府尹大多都昏聩无能，事事依赖于令史（也叫外郎），如《魔合罗》中的河南府县令、《灰栏记》中的郑州太守、《勘头巾》中的南京大尹、《神奴儿》中的汴梁县令、《救孝子》中的开封府推官等。而令史虽然只不过是处理公文、表册等案牍事物的普通吏员，却能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他们或贪赃枉法，或刚愎自用，导致了大量冤狱的产生。
三、元代冤狱的成因
如前所述，元代冤狱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令史（外郎）的权力过大，究其根源，主要来自于元代实行的歧视汉人、南人的民族等级制度和重吏轻儒的吏员出职制度。
蒙古人在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防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的反抗，在全国推行民族等级制度，将全国人口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在官吏任用、法律、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汉人、南人实行歧视政策。特别是在官吏的任用上，在中央，《元史·百官志》和《元史·兵志》记载，中书省丞相除世祖初年有过汉人担任外，以后规定“不以汉人为相”；枢密院“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得阅其数”；御史台长官则“非国姓不以授”。在地方，达鲁花赤是各路、府、州、县的最高官员，而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就下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至元五年（1268）又下令：“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8）至元十六年（1279）又“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9）以镇江为例，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六（1289）担任镇江路达鲁花赤的七人中尚有三人为汉人，到了至元二十六年至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的十五名达鲁花赤就全是色目人了。（10）另外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镇江诏建帝师寺文中所列举的郡、录事司及下属的丹徒、丹阳、金坛三县的达鲁花赤已经无一例外均为蒙古或色目人了。（11）这种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蒙古人或色目人往往不了解汉地的情况，况且语言不通，难以交流，“今幅员既广，诸国人仕乎中外者，言语不通，国各有字，俗既不同，难以壹机”（12），其次蒙古人或色目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13），“北人不识字，使人为长官或缺正官，要提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14）。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把大多数日常事务交给吏员处理，自己则坐享其成，“郡县往往荷毡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15）。于是便导致了元代公案杂剧中常见的一遇到案子就说“我不省得一句，与我请外郎来”（《勘头巾》）、“我那里会整理，你与我请外郎来”（《魔合罗》）、“我一些也不懂的，快去请外郎出来”（《灰栏记》）（16）的局面。
令史（外郎）地位的提高与权力的扩大同时也是元代实行重吏轻儒的吏员出职制度的集中体现。吏员出职制度是指金元时期实行的一种吏员脱离吏职出任官职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它是元代选官用人的主要制度。元代虽然也实行过科举制度，但那已是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元朝已过去一半，而从这一年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最后一次取士，共五十一年，其间又有六年中断（1366—1342），实际仅四十五年，开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多人，仅占有记载的元官总数二万陆千六百九十人（17）的二十二分之一不到，而且即使科举入第，元廷也不肯重用。（18）因而苏天爵感叹说：“科举取士，三年止得百人。今吏属出身一日不知其几！”（19）元末叶子奇总结说：“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举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藻太平之具。”（20）
吏员出职制度存在明显弊端。首先，除了一部分来源于儒人与职官外，大多数的吏员来自贴书、写发、主案等见习吏员，而构成见习吏员的又主要是辍学学生、吏人子弟与被开除的吏员，其素质可想而知。至元九年（1272）八月，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使覃嘉奏：“府、县人吏，幼年虽曾入学，仅至十岁已上，废弃学业，辄就吏门中书写文字。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薰然成性。及至年纪成长，就于官府勾当。”（21）在南方的东阳，“自更化以示，后生少年往往以吏为师。明律令，习刀笔。高深以为能，筐箧以为功。浮沉廓庑，泪没案牍，操其轻重以与民为市”（22）。还有“各处贴书，多作过犯断罢公吏及市井无籍之徒。至有五六十岁尚充写发而不知耻。一二十年久占衙门而不知退，往往贿赂而起灭词讼，瞒昧该吏而更改案牍。为奸作弊非止一端”（23）。其次，大量吏人和豪富子弟充任见习吏员为以后的官官相护、徇私枉法埋下了祸根。“路、府、州、县司吏，即系土豪之家买嘱承充。外而交接权豪，侵蠹民产，内而把持官府，捏合簿书。本身为吏，兄弟子侄，亲戚人等置于府、州、司、县写发。上下交通，表里为奸，起灭词讼。”（24）“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为府县卒史。容庇门户，遇者差赋，惟及贫民。”（25）而在元代，正如前面提到，吏员的作用又大大加强。官员“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事权之重，岁欲不归之于吏，不可得也。为吏者，虽欲避之亦不可得也。”（26）令史（外郎）处于吏职之首，掌管案牍，担负着衙门最主要的公务，在很多事情上掌握着实际的决定权。“今之吏于郡者，立乎黄堂之上，与守倅相可否，司县而下受事于庭者，惟吏所指画，唯唯不敢一语。”（27）
但是，与他们的权力的扩大成反比，吏员的待遇却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而越来越差。元代继承宋以来吏员有俸之制，“内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吏胥徒，莫不有禄”（28）。如大德七年（1303）就曾规定了地方各级机构的吏职俸钞与禄米，原则是：“每一两与米一斗，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每员支米一石，余上之数，每俸一两与米一升。”（29）然而整个有元一代通货膨胀一直很严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以米价为例，中统二年（1261）西京等地每石为中统钞二两（30），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宣德等地米价已达每石中统钞十六两多（31）。虽然元廷多次增俸，但始终无法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广大吏员的待遇实际上下降了，这就更加助长了贪污受贿之风，至元二十二年（（1285）朝廷就有诏书说：“近年诸物增价，俸禄不能养廉，以致侵渔百姓，公私俱不便。”（32）以令史为代表的吏员的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势必激起广大百姓的强烈愤恨，这也就是元代公案杂剧中批判的矛头直指令史（外郎）的原因，那些主审官员却只是因其昏聩无能而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元代实行的歧视汉人、南人的民族等级制度和重吏轻儒的吏员出职制度导致了主审官员的昏聩无能与以令史为代表的吏员的贪赃枉法，制造了大量冤狱，广大百姓深受其害，无从发泄，于是杂剧作家迎合了广大群众的愿望，用自己手中的笔为他们主持了正义。
参考文献：
[1]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0.
[2]丁国范.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丛书·元代四等人制.北京：文史知识出版社，1992.
[3]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
从桑间到闺中：“采桑”母题的扬弃——曹植《美女篇》浅析
蔡敏敏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追溯中国古典诗歌中“采桑”母题的发展历程，以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与文本比较为手段，探讨曹植《美女篇》对这一母题的继承与发展。概括而言，《美女篇》的前半部分继承了“采桑”母题中表现采桑女容貌的惯用手法，但加大了形貌描写的篇幅和力度并有所突破；而此诗后半部分的女性心理刻画则完全属于曹植个人的独创。
关键词：采桑曹植美女篇
在以男耕女织为基本分工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采桑这种劳作行为被时常吟咏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便表达了采桑者的欢乐：“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33）而在著名的《豳风·七月》中，有两节专门描写采桑女的劳作与伤春之情：“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34）又如《魏风·汾沮洳》则洋溢着采桑女对意中人的赞美：“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35）由此可见，采桑总是与男女之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以艳情为旨趣的《登徒子好色赋》中，宋玉则开始将笔触集中于采桑女的容貌之上：“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仓庚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36）于是，采桑母题便基本上具备了这两大要素：表现男女之情与赞美采桑女的容貌。
到了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这种主旨发生了一些变化。对采桑女容貌的赞美被进一步发扬，而那种单纯炽烈的男女之情被富有道德意味的对采桑女贞洁操守的强调而取代。《陌上桑》的内容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部分：采桑女罗敷的美貌，使君的劝诱与罗敷的回绝，罗敷夸夫的铺叙。至此，采桑女作为美貌与美德的双重拥有者而成为诗歌传统中富有象征意义的典型形象。那么，曹植的创作在这一母题的发展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不妨来看他的《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盻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此篇以《诗经》及汉乐府之中就已经出现的采桑女作为表现对象可以说并不新鲜，但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它在女性外貌描写上的突破。对于女性美的描写可以追溯到《诗经》，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卫风·硕人》一篇。其中，对于女性外貌的描绘集中在这几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37）前四句明喻手法的运用可谓成败参半。成功之处在于回避了直接描绘本体的困难，而借助喻体给人以鲜明直观的印象；失败之处在于这种艺术效果的传达需要一个前提，即喻体对于读者来说必须非常熟悉。在诗经的时代，柔荑、凝脂、蝤蠐、瓠犀想必是大家都熟悉而能带来美感的东西，但随着时间流逝，后世读者可能连它们所对应的东西都不甚了解，就更别提能从中获得美感了。辛延年的《羽林郎》中也以相当的笔墨描绘了春日当垆的胡姬之美：“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这里女性之美完全是通过她的衣饰甚至是衣饰的金钱价值来体现的，而那个掩藏在价值千万衣饰之后主人公的面目身姿则完全要靠读者的想象来补足。在被普遍视为《美女篇》直接来源的《陌上桑》中，对罗敷的具体形貌描写也只有“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样简短的几句，更多的内容则通过观者的表现来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看罗敷。”这种侧面烘托的手法固然巧妙，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技巧性的规避。
与前人相比，《美女篇》显然加大了形貌描写的篇幅和力度。在这里，饰物不再被放大到掩盖人物的地步，而是作为人物的附属起到交相辉映的作用，比如“皓腕约金环”，比如“明珠交玉体”。并且，静态的描写中加入了动态的成分，比如“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甚至注意到了眼神和口气这样细节的部分，比如“顾盻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而《陌上桑》中长达八句的侧面描写在这里被浓缩成两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这种浓缩虽然失去了原作的近乎幽默的夸张效果，但无疑增强了诗歌的凝练度。
《美女篇》中对于女子形貌的描写是相当成功而富于启发性的，比如之后的陆机，则将这种对于女性美貌的关注从一个扩大到了“蔼蔼风云会，佳人一何繁”的一群。在他的《日出东南隅行》中，采桑的母题被彻底抛弃，而代之以一群春日出游的“妖丽”。陆机用炫目的笔调淋漓尽致地实践了自己“诗缘情而绮靡”的美学追求：“美目扬玉泽，娥眉象翠翰。鲜肤一何润，彩色若可餐。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绮与纨。金雀垂藻翘，琼佩结瑶璠”，而他的动态描写也显然比前辈更加细腻生动：“赴曲迅惊鸿，蹈节如集鸾。绮态随颜变，澄姿无定源。俯仰纷阿那，顾步咸可欢。”可以说，在外貌描写日渐趋于具体、细腻的过程中，曹植的作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
当然，除了前半部分的形貌描写，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曹植在后半部分的议论感慨中所透露出来的诗歌主旨。以一个问句“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为转折，作者的笔触从桑间转向了高门重关的青楼之内，重点也从外表进入了这位女子的内心。她空有荣华之色，却充满了失时未嫁的忧虑。盛年未嫁的原因当然不在她自己身上，而是“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而这种追求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们无法理解的，所以美女只能“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同样表现女子待嫁闺中、唯恐失时，《诗经》中有一篇《摽有梅》（38）：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名女子因梅子落地引发了青春将逝的伤感与惶恐，一唱三叹，将渴望出嫁的心情表现得如此焦灼而又刻不容缓。这种焦灼的背后折射着当时社会对于女性婚姻及时的期望，由于女性年龄及其社会角色的限制，这种期望显然比男性更为迫切。因此我们在《摽有梅》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被社会要求所驱策的待嫁女子的群体。她们无暇理会自己对配偶的要求，有的只是急不可待的及时出嫁的渴望。相比之下，《美女篇》中的美女则摆脱了这种单一的失时的焦虑，而呈现出一种更为深刻的痛苦。“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她对于配偶极高的要求不仅使她区别于一般的待嫁女子，而且使她置身于超越凡俗的高度来俯瞰众人，这显然大大超越了《诗经》时代女子们只能被动等待被选择的地位——她并不是怕自己嫁不出去，而是如果找不到符合要求的良人，她宁愿失时也不愿妥协。
由于这位美人身上所散发的孤高自持的气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植本人的经历和遭遇，因此历来解诗者都十分乐意地断定这是曹植的夫子自道之作。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言容貌如此，阀阅如此，节操如此，为君子者，急宜趁此芳年，寤寐求而琴瑟乐者，而乃使之长叹于空房乎？……此亦是请自试之意。”（39）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曰：“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贤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40）这种以男女喻君臣的阐释模式可谓渊源有自。女性出现于诗歌中的时间几乎与诗歌产生时间同步，《诗经》中便保留了大量与女性有关的诗篇，这些诗歌原本只是对当时社会中处于婚姻内外女性生活、心理的反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诗经》的政教与伦理意义被提到相当的高度，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很长时间里都并不被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由于过分重视诗歌的教诲作用，那些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大都被解释为具有“美刺”的性质，而很多明显表现男女之事的诗作也常常被理解成是对君臣或者朋友关系的描述。如《秦风·晨风》中思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的深情与幽怨被解释为“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41）。《小雅·谷风》中弃妇“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的控诉被解释成“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42），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事实上，在那个诗歌还处于草创与自发阶段的年代，是否真的存在以男女喻君臣这样自觉的创作意识实在是值得怀疑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解释模式借助经典的力量对后来的诗歌解释乃至创作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以男女喻君臣这一文学传统添砖加瓦的还有屈原的楚辞。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中都有美女或佳人的身影，除了少数例外，这些美女形象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淡化了女性的性别因素，融进了作者的人格理想，从而使其成为隐寓着寄托的意象符号”（43）。在以《离骚》为代表的作品里，美女的外貌与君子的品德、美女的失宠与君子仕途的失意被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恐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哀怨，“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的控诉，所有这些都传达了男女关系与君臣关系之间的相似境遇，这种相似性慢慢地被历代有同样情感体验的文士们所承袭沿用，成为抒发怀才不遇主题的一种典型手法。而历代诗论家极力阐发诗作中美女意象的寄托寓意，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期待，其中甚至出现了将本无寄托的美女形象也生硬附会为君子贤臣，而专咏女色的诗词则不可避免地遭到非议。
问题是，这种以男女喻君臣的阐释模式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对一首诗歌的理解？如果我们抛开既有的单一对应模式来单纯地看待一首写美女的诗歌时，它的魅力是否会因此而减弱？具体到曹植的《美女篇》，如果我们抛开曹植的个人境遇，这首诗所传达的感人力量就消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位美女的美丽依然令我们心驰，她的孤独与不从流俗依然让我们感到深刻的同情。诗歌创作是一个感性的活动，一个出色的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所真正关注的是倾泻和传达自己的情绪和心境，其传达感情所借助的载体的具体表达形式也许会被不自觉地忽略。事实上，诗人只有摆脱了个别事实的局限，超越了直接抒发个人感情的创作动机而有意为诗的时候，个人的创作意识才会真正地萌发，文人代言的女性题材诗歌也才会大量地出现。曹植此诗正是在“采桑”主题下的一次有意识的模拟与突破，前半部分的外貌描写在承袭中以细腻笔触见长，后半部分的女性心理刻画则完全是曹植个人的独创，由此它也成为曹植作品中当之无愧的名篇。
基于元认知策略的英语仿词构成特征研究
赵倩（44）
摘要：仿词作为一种出现频率较高的新词逐渐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本文首先回顾国内外元认知和仿词的现状，然后从元认知角度对仿词的构成特征进行描述，提出仿词内部结构具有规律性，并指出仿词构成的主要特征是三种理据即语音理据、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最后，呼吁重视仿词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仿词元认知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语言研究和使用呈现出多角度、多元化的特点，语言的创造力得到极大地发挥，仿词也就应运而生。仿词的构成是以人们所熟悉的语言系统中的词作为被仿词（区别于“本体”词汇），借用已有的语词模式、替换被仿词的部分词素或语素而组成。仿词既能快速地反映社会现象又易于大众理解和接受。由于仿词是语言社团为了适应社会节奏的快速变化而使用的一种高频的造词方法，它们具有准确性、时效性的特点。与“本体”词汇相比，仿词的构词方法更加灵活多样、语义内涵更加丰富。
元认知策略作为近年来的新兴研究方向，其对语言学习效果的显著影响日益引起广大策略研究者的关注。本人从元认知策略角度了解仿词，有助于学生在词汇学习过程中认识到仿词的产生不仅是简单的构词方式，还是语言社团对物质、社会、文化的认知和体验的反映，英语仿词的构成过程符合元认知认知的过程，为有效提高词汇学习和相关教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元认知策略的研究
“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Flavell（1976）在认知心理学中提出的概念。自Flavell提出元认知概念以来，研究者对元认知作了各自不同的界定。Flavell（1976：232）认为，“元认知”是指“认知主体关于自己认知过程、认知结果及其相关活动的知识，其中包括对当前正在发生的认知过程（动态）和自我认知能力（静态）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认知，也包括对这些过程的积极监测和调控”（引自Flavell，1984：1）。Kluwe（1982）认为，元认知是指认知主体关于自己及他人思维能力方面的知识，认知主体可以根据元认知来监测和调节自己的思维过程（参见Son & Schwartz，2002：16）。第三位研究者（Brown，1987）将元认知描述成“认知主体对自己知识的了解以及对自己认知系统的控制”。Nelson与Narens（1990，1994）则进一步强调认知主体对自己认知过程的元认知检测与元认知控制两方面，提出元认知有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监控程序两个要素构成理论框架。可见，虽然上述研究者对元认知内涵的界定各有侧重，但普遍认为，元认知既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静态而言，元认知包括对认知行为具有影响作用的各种知识。
国内外语界对于元认知策略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文秋芳教授在其二语习得研究中首次谈到了元认知策略的调控作用，为我国元认知策略的研究开了先河。随后，元认知策略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很多成果。丁向东（2012）指出1996—2010年国内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有关元认知策略的文章，经过分类筛选出的76篇符合要求的论文中，研究内容占主导地位是理论分析及应用研究的论文（文秋芳，1996；郑敏，2000；施渝，2009），其中文秋芳把元认知策略在英语学习中的研究引向发展的轨道。此方面研究最初大多是介绍国外理论研究，先明确元认知策略的内容，再论述它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并把它引入英语学习和教育领域。除此之外，学者们还从多媒体教学与自主学习方面对元认知策略研究（如王莉，2008；任庆梅，2003；张立，2009等）。最后对听说读写译及词汇等语言技能方向的元认知策略研究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分布不均。其中涉及有关词汇元认知策略研究只有5篇，（如吴霞、王蔷，1998；林敏，2003；张颖秋，2005等），但没有一篇完全研究元认知策略与词汇关系的论文，只是词汇研究中涉及到元认知策略的运用。基于元认知策略的二语仿词研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三、仿词的研究
仿词作为英汉词汇中最为活跃的一种构词方式和修辞手法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英语单词parody（类比，仿化）与汉语的仿拟修辞格相对应，源于希腊语parodia，译为附属的或模仿的诗或歌，现在已经成为英语语言学分支修辞学的重要修辞手法，是一种机智有趣的修辞格。国外学者们往往从修辞格角度研究，而很少涉及到它作为构词方式的研究。本世纪初期，国内学者对于仿词的研究主要集中表现在对英汉仿词的结构特点、表现方式以及翻译的研究。陆国强（2001：65—68）把英语模仿词分为色彩类比、数字类比、地点空间类比、近似类比、翻译类比五大类。乐金声（2003：483）认为汉语仿词主要有反义仿词、类义仿词、数字仿词、谐音仿词和变序仿词等五类。白解红（2001：27）认为仿词是现代英语构词的主要途径之一。仿词的构成方式主要有两种：同向仿它和逆向仿它。研究表明，对于仿词的翻译最主要是“直译+注解”，有时候是“直译”和“意译”兼备，这些都是仿词的有效翻译法。
近年来，学者们将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仿词的语用研究上，同时也涉及一些认知方面的探讨。么孝颖（2008）运用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观点对仿拟话语进行专题研究。以仿拟话语认知语用模式为出发点，对仿拟话语的生成过程即发话言行和示意言行进行了系统的认知语用分析，为仿拟话语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白解红、张莎（2009：10—13）将仿词重新分类，并从认知的角度探讨英汉饮食新词的构成、意义及认知机制。
综观国内外研究，元认知和仿词的研究引起新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普遍关注，从元认知角度重新探讨仿词的构词特征，是词汇教学研究中的一种有益尝试。
四、英语仿词的仿词构成特征
人们总体上认为英汉中所提到的仿词既是一种修辞手法也可以作为一种构词方法。人们在认识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时候，总是尽力去解释它们与已有事物、概念之间的联系，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去认识和理解这些新成员。这种认识和理解的过程也就是元认知。元认知的对象是人类信息加工系统—认知活动系统（Weinert 1987：7—8）。从本质上来说，元认知反映认知主体对于自己“认知”的认知。仿词的构词过程就需要人们认识到新旧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以已经认识的词语特征（特别是语义特征）为材料，通过模仿类比或类推，用已存在的概念去表达新事物。人们的已有知识和经验（元认知知识）对于仿词的构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仿词一般是为特定场合需要产生的，具有临时性。但从语言的使用中可以发现，大量的仿词在结构形态上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也反映着特定的时代特点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背景。由于仿词是依照人们所熟知的已有的表达法，所以仿词和其原型词（“本体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现象称为“理据（motivation）”。黄远振（2003）则把词的理据划分为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和语源理据。而英语仿词中最常见的理据主要有三大类：语音理据、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
（一）语音理据
语音理据是指词语的语音形式与词义的联系，具有语音理据的词也称为拟声词。Stephen Ullmann把拟声词分为基本拟声和次要拟声两种。基本拟声是指音与义的相似，引起音与音之间联想，如buzz，crack，growl，squeak，whizz等。鸟兽等动物的发出的声音也属于这一类别。比如青蛙，山羊，老鹰、公牛等动物，其声音不同，分别用croak，bleat，scream，bellow表示。随着个体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成长，学习者能较早地认识并能分辨出自然界各种事物和动物的声音，这种元认知的策略有助于学习者对该类词的掌握。
次要拟声是指语音与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发生联想。Bloomfield把这类词分为三种。第一种表示呼吸声（breath-noise），如snuff，snore，snort等；第二种表示动作的迅速分离或移动（quick separation or movement），如snip，snap，snatch等；第三种表示爬行（c）reeping，如snake，snail， snoop等。另外一些拟声词是词的一个音素或音素组合使人产生联想而构成的，如英语中的flare，glare，stare，blare等词中的“are”就表示强烈的光和声。最后还有一类是通过元音或辅音的替换构成重迭词（reduplicated words）或重迭词组（reduplicated phrases），比如riff-raff，wishy-washy， tit for tat等（陆国强，1999：61—62）。
（二）形态理据
它就是指可以通过对一个词的形态构成进行分析而获得词义。词缀仿词是英语仿词中最常见和特有的造词方式，主要由大量的派生词和复合词构成。这类仿词以现有的前缀、后缀或词根作为类比基础，仿照原词构成新的词语。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派生法，就是在以词根为核心加上前缀或者后缀来构成新词，这是英语新词构成形式中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法。例如，部分派生于前缀super-的词：superwoman（女超人）、superhero（超级英雄）、superpower（超功率、超级大国）等；部分派生于后缀-ware的词有：software（软件）、tableware（食具、餐具）、spyware（间谍软件）等；派生于后缀-wide的新词有：nationwide（全国的）、worldwide（全球的）等。
第二种是拼缀法，也叫融合法，这种构词方式指对原有的两个词进行剪裁或者合成相互搭配使用，形成新词的构词方法，即将两词的某一部分合并，或者在一个词的基础上加上另一词的某一部分而形成新词。例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brunch（早中饭）就是由breakfast的前半部分和lunch的后半部分拼缀而成的；smog（烟雾）一词则是由smoke和fog拼缀而成。这种构成方式的拼缀词在英语中出现频率较高，不仅词形缩短简洁而且词义扩展延伸，符合当今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交际需求，深得人们喜爱。这类词已有部分步入词典之中，比如motel（汽车旅馆）、boatel（船舶旅馆）等。
第三种是合成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按照一定次序连接构成新词。原本独立的单词合在一起，通过单词词义的叠加来构成新词。Micro blogging（由micro和blog合成，意为微博）；educationnet（由education和net合成，译为“教育网”）；hypertext（hyper+text，超文本）等。
第四种常见的构成方式是缩略法（Abbreviation），是一种通过缩写某一词或短语来仿造某一较短略的新词，缩写前后意义一致。缩略语往往由原词的一个或几个字母缩写组合来代替原词。例如，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无线应用协议）；3A支付（anytime，anywhere，anyhow电子支付）；B2B（Business to Business）等。
（三）语义理据
词的语义理据是指借助词的基本语义的引申和比喻取得的。基于与原词的语义的类比或者对比，我们可将英语仿词分为近义仿词和反义仿词。
近义仿词是以原型词的一个词根、词缀或者构成成分为相似点，仿拟出新词。新词与原型词在形意上有某些相似处，在语义上有相近联系，但表达意义有所不同。比较代表的词是environment pollution，该词的产生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增强了对环境的保护，并采取有效积极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因此，environment pollution指环境污染，随后人们将污染细化，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词汇如water pollution（水污染）、air pollution（空气污染）、culture pollution（文化污染）。
反义仿词是仿词与原型词之间在意义上相反或相对立的词，通过语义上的相反或相对仿造的新词。汉语翻译这类词，可以采用直译或者英汉对等法，部分词可加注释，目的就是让读者理解明白。比如由moonlight（主要工作在白天，晚上兼职）构成了daylight（主要工作在晚上，白天兼职）；由overproduce多剩生成构成under-produce生产不足；由brain drain（人才外流）构成brain grain （人才流入）；由black list（黑名单）构成w hite list白名单（指经认可或批准事项的一览表，指有外教人员司法豁免权的外交官家庭成员名单）；由with-it（入时的）构成without-it（过时的；保守的）等。
五、结语
本文基于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策略研究英汉仿词构成特征，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词汇和语言、文化知识的习得特点，有效组织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仿词的性质和特征，减轻词汇记忆负担，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培养语言素养，为高质量习得英语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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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在英语中的地位问题研究——基于英汉语言结构对比（45）
梅艳
摘要：介词是英汉语言中共有的词类，英汉介词在各自语言中所处的地位却大不相同。英语介词数量虽少，但其含义繁杂，在不同的语境中，用法微妙，语义灵活。相比之下，汉语介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用法上远不如英语介词那么活跃，那么“神通广大，无所不在”。本文拟通过英汉语言结构的对比，从语言类型、句法层面、词法层面等方面剖析英语介词在英语中的地位及其原因。
关键词：英汉语言介词
一、引言
介词是英汉语言中共有的词类，在语句中介词虽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只能表示语法关系，却也起着缀词连句的作用，表示句与句、词与词之间或成分之间的关系。然而，英汉介词既有相似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各自语言中所处的地位大不相同。英语是大量使用介词的语言，据美国著名语言学家G.Curme统计，英语介词有286个（46），包括简单介词、合成介词和成语介词，虽数量不多但却是英语中最活跃的词类之一。英语介词虽为虚词，但其使用灵活，能把各个独立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接起来，表明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使它们成为有意义的整体，在句中担当不同功用，是组成英语句子的重要纽带。另外，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相比，英语介词数量虽少，但因其含义繁杂，在不同的语境中用法微妙，语义灵活，英语造句几乎离不开介词。有人作过统计，在100句连贯性的句子里就用了300个介词（47）。根据Brown Corpus语料库所提供的资料，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百个词中，介词占15个，多于名词（8个）和动词（13个）等其他词类。由此可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介词在英语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有语言学家称“英语是介词的语言”，此话实不过分。
相比之下，汉语介词无论在数量上（大约只有30个），还是在用法上远不如英语介词那么活跃，那么“神通广大，无所不在”。同为语言，为什么介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悬殊？本文拟通过英汉语言结构的对比，从语言类型、句法层面、词法层面等方面的对比，剖析英语介词在英语中的地位及其原因。
二、从英汉语言类型的对比看介词在英语中的地位
英汉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其语言结构大相径庭。英语属印欧语系，为综合性语言。即与汉语不同，英语是一种注重形式的语言。其特点为：语法关系主要靠词汇的曲折变化来实现，语句各意群、成分、各分句的联系，主要通过词汇纽带（如介词、连词）直接显示出来，因此英语也称作形合的语言。而与此相反汉语属汉藏语系，为分析性、意合性语言，重意义契合而不注重形态和形式变化，不像英语强调思维赋形于语言时必须恪守的以动词形态变化为主轴的程式。汉语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排列和虚词来实现，可以不用表示关系的连接词。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的一小节：
汉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其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之间的关系不必用关系词解明，读者自会解读并心领神会。如译成英语则为：
英译：Crowns hovering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eam，and on the far bank，a pretty little village.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尽管本句的汉语一个介词没用，英译却用了5个介词。究其原因：英语语句是明示连贯，汉语是暗示连贯。也就是说英语语言从结构上说对介词的需求是必要的，不像汉语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英语介词如此活跃，是其语言特点和结构的需要，其“神通广大，无所不在”的原因是结构性的。
如果说单从语言结构类型来考察英语介词的地位略显表面化，那么美国文化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提出的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假说则可以让我们透过表层，深入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层面探讨个中原因。Edward T.Hall认为汉语属高语境文化交际系统，英语为低语境文化交际系统（48）。也就是说，汉语所传达的信息，有较高比值的部分潜藏在于本民族所共有的文化意识之中，而未直接体现在语词上。而英语则有较高比值的信息量要靠遣词造句，其语言信息的解码对语境文化的依赖相对低得多。从上例可知，汉语只需寥寥数词，便可诗意盎然，回味无穷，这一点是英语望尘莫及的。所以有学者说汉语是诗意语言，其语言的意合性和暗示连贯的特点，很适合拿来作诗——简洁而有韵味；而英语是科学性语言，其形合性、明示连贯的特点及其低语境文化交际系统，很适合拿来写作科技文献——中规中矩，单凭严格的语法和词法便足以追索文本的意义。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汉介词在各自语言中地位如此悬殊，英语介词之所以较汉语介词更活跃，究其原因既与各自的语言结构类型有关，也与各自的语言文化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