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将陶瓷连在一起说，其实陶和瓷是两种不同的物质，而且出现的时间也有先后。世界上先有陶器，然后再创烧出瓷器。陶器出现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它是土经火焙烧而成的。陶器的发明同古代人类其他发明创造一样，反映出从偶然的发现中受到启发，到有目的地去制造，从而应用于生产、生活这样一条发展轨迹。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而是由众多的古代先民部落和人群，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创造出来的。因此，它的发明具有多元性，陶器为全世界所共有。陶器的发明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而瓷器又是怎样出现的呢？根据众多考古资料表明，瓷器的烧制成功，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当陶器出现后，先民们通过对原料的选择，烧制温度的提高，制作工艺的改进，逐步探索出瓷器的制作。起先，印纹陶和原始瓷同窑兼烧，后来逐渐发展成单纯的原始瓷生产，并在原始瓷窑中烧成部分成熟瓷器，最后变成完全烧造瓷器的窑场。在瓷器起源问题上，学术界目前较为统一的观点是，成熟瓷出现时间是在东汉中晚期，起源地点是以浙江上虞小仙坛窑为代表，曹娥江中游两岸的上虞越窑窑场为中心的宁绍地区。
上虞地处宁绍平原，属河姆渡文化圈，开发历史很早，约在7000年前已开始有人类在上虞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社会文明。上虞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起源甚早。在1983年的文物普查中，上虞沥海镇埩头村河边就出土了属河姆渡文化类型的牛鼻耳罐的残片。这一考古资料表明，上虞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开始烧造陶器。
到了商周时期，上虞烧造陶瓷的技术已很成熟，烧制技术已领先于其他地区。在商代，北方地区还在用馒头窑烧造陶器时，上虞已开始用当时很先进的窑炉——龙窑来烧造印纹陶。1984年，在上虞严村凤凰山麓浙江卫生陶瓷厂基建工地的考古发掘中，同一地就发现了6座商代古窑址，上虞东部的驿亭镇也有战国印纹陶和原始瓷窑址的发现。由此可见，在商周时期，上虞的陶瓷业已很发达。
秦汉时期，是上虞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全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生产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北方大量人口的南迁，它既带来了劳动力，又带来了生产技术，对江南一带的开发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浙江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给上虞的陶瓷业带来了无限生机。秦汉之际，上虞的窑工在陶瓷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成型技术也进一步成熟。当时已完全具备烧造出制作精良、器形规整的大件原始瓷器的条件。在改进窑炉结构，提高窑温方面也有新的进展，从而使得上虞陶瓷业首先有条件完成由原始瓷向成熟瓷的转变。
到了西汉中晚期，上虞的陶瓷业发展迅速，窑场数量倍增，烧造规模日益扩大。在陶瓷合烧的窑场中，原始瓷所占比例迅速上升。陶瓷的烧制技术已由原始瓷向成熟瓷逐步过渡。这时期原始瓷的烧造，在选料、成型、烧成等方面都有新的进步，许多原始瓷的质感已接近瓷器。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中，由于越国被楚国所灭，使浙东地区的原始瓷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基本停顿。到秦汉大一统后，上虞的陶瓷手工业又迅速发展起来，但秦汉原始瓷的造型风格、花纹装饰、胎釉等方面的特征与战国原始瓷的面孔完全不同，可以说它是另起炉灶而生产的。
秦汉时期的陶瓷制造与战国时期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相比，其明显的变化为：首先是器物的釉层增厚，上釉方法由涮釉演进到浸釉。在成型上，一改战国时期拉坯成型和线割器底的成型方法，而较普遍地采用底身分制与粘接成器的工艺，在品种与花纹装饰上也有显著的变化，工艺水平也有提高。
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在宁绍地区一带出土很多。墓葬出土情况表明，西汉初期原始瓷的主要产品有瓿、罍、鼎、壶、敦、盒、钟和罐等，其器形多仿制当时的青铜礼器，造型庄重雄浑，制作规整。到了西汉中期，产品种类有明显变化。如鼎，它的腹很深，足很矮。到了西汉晚期，鼎、盒一类器形趋于消失。而瓿、壶、罐、奁、钫、盒、洗等日用器急剧增多。西汉时期的瓿、罍、壶、钟、罐等这类器物，尤其是瓿、罍、罐器体硕大，制作也十分规整。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掌握娴熟的烧制技术和先进的窑炉结构，是不可能烧制这类大件器物的。
东汉早期的原始瓷生产还基本沿袭西汉的工艺，从此以后，宁绍地区的陶瓷生产就沿着由原来的以烧陶为主，到印纹陶和原始瓷同窑兼烧，原始瓷的比例由少到多，从而取得陶、瓷合烧中的主导地位，到完全成为烧制成熟瓷器窑场这样的发展趋势。由于东汉原始瓷在选料、成型、烧成等方面都有新的进步和发展，许多原始瓷的质感已经接近瓷器。到了东汉中晚期，上虞陶瓷生产空前繁荣，又由于社会需求，同行的竞争，以上虞小仙坛为代表的曹娥江中游地区的部分窑场，终于成功创烧出成熟的青瓷。小仙坛窑的瓷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表明，已达到或超过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晶莹剔透的越窑青瓷，具有成本低、防腐蚀、经久耐用的优点，在审美价值诸方面其他物品都不可替代，所以它很快博得世人的青睐。以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为主体的越窑，成为先进制瓷技术辐射性传播的源泉。
瓷器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瓷器之国的美誉奠定了基础。china，瓷，世界各003国对中国的认识也由此而来。
上虞的越瓷生产，自东汉至南朝的数百年间，一直向前发展，长盛不衰，始终保持着独占鳌头的局面。迄今为止，上虞已发现东汉至宋代的青瓷窑址近400处。上虞越窑以它烧造瓷器最早、生产规模最大、器物种类最全、花纹装饰最丰富而闻名于世。在长达1000余年的制瓷历史中，上虞越窑还涌现出袁宜、范可休、项霸等一批制瓷名匠，烧造了许许多多造型奇特、制作精细、质量精美的越瓷瑰宝。这是先民的智慧和汗水，在人类物质文明史上为上虞筑起了一座辉煌的丰碑，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诠释了上虞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的地位。上虞越窑是举世公认的早期浙江青瓷的烧造中心，是先进制瓷技术向各地传播的核心，也是辐射青瓷文化的重要载体。庞大的越窑体系，以上虞窑为主体，联结宁波、鄞州、余姚、慈溪、绍兴、诸暨、嵊州、萧山等窑场，烧造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青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三国时期是上虞瓷业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从东汉晚期烧出成熟瓷器以后，经过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和窑场规模的逐渐扩大，到了三国晚期（即西晋早期），进入了上虞越窑发展史上的繁荣发展时期。西晋时期，上虞越瓷生产仍然保持着繁荣上升的势头，这时期，它在练泥、成型、修坯、装饰、施釉等制作工艺方面又有新的提高。器物种类丰富多彩。它在大量烧造日用器的同时，还烧制一定数量的随葬冥器，达到了六朝时期器物种类最丰富的一个阶段。这时期的器物风格很具时代特征，器形矮胖丰满，胎壁厚重，纹饰十分繁富。其装饰手法有模印和堆贴、拍印、压印、刻划、戳印、捏塑等数种。这时，常以动物作为装饰，在器物的口颈、腹壁处堆贴飞禽、走兽、铺首、佛像、辟邪、各类人物及龙、凤的形象。其他常见的装饰是在器物的口沿下和肩腹部划弦纹或压印网纹、菱格纹、联珠纹和忍冬纹等。联珠纹常常装饰在网纹的上下端，外面再围以弦纹，组成一圈花纹带。这时期的釉色以青灰、青黄为多见，青绿的较少见，而且玻璃质感增强，釉面比较光滑。胎质比东汉时期的坚硬，胎体的白度也有增加。从三国时期开始出现的繁荣景象，一直保持到西晋末期。
在东晋至南朝的数百年间，上虞越瓷生产由于受当时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百姓流离失所，农田荒芜，经济凋敝等影响，窑场数量骤减，规模缩小，生产出现萎缩，瓷业生产一度停滞不前。这一时期是上虞越窑发展史上的衰微阶段。但是，东晋南朝时期的越窑，在制瓷工艺水平上也有一定的创新和提高。这一时期器物上的釉色，晶莹滋润，玻璃质感极强，釉面十分美观。在其装饰花纹上，新出现了代表佛教文化的莲瓣纹，很是时尚。其刻划的莲瓣，线条流畅，深浅有致，有的好似一朵盛开的荷花，刻划技术十分娴熟。东晋南朝时期越窑这些高超的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是前所未有、后所不及的，它无可辩驳地说明东晋南朝时期越窑的生产规模虽缩小，但质量并没有下降，而是在“积蓄力量，东山再起”。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从李唐立国后，统治者吸取隋亡的教训，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因此全国很快出现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各行各业也随之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上虞传统手工业越瓷生产也不例外。它沐浴春风，秉承雨露，从东晋南朝以来生产一直停滞不前的制瓷业迅速得以复兴。“安史之乱”后，由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经济迅速超过北方。上虞越窑在这种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在对外贸易繁荣，饮茶风盛行，贡瓷的烧造等多重刺激下，越窑制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达到了越窑发展史上最辉煌的顶点，产品也到了精美绝伦的地步。唐代诗人陆羽在《茶经》中对越瓷作了高度评价：“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005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因越窑青瓷具有“类玉”、“类冰”的胎釉，备受世人青睐，故越窑被列为诸窑之冠。
进入五代，越窑经吴越钱氏的精心经营，制瓷业更加繁荣。吴越钱氏集团为维持其割据政权，以“保境安民”为国策，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另一方面，又竭力讨好中原君主，“始倾其国以事贡献”。由于越瓷具有优雅的造型和晶莹滋润的釉色，从晚唐开始已扮演宫廷用瓷的角色，备受世人喜爱的越器作为钱氏重要的纳贡特产自是情理之中。其贡奉瓷器数量之大，质量要求之高，均直接促进了越窑的蓬勃发展。为烧制贡瓷，吴越钱氏曾在上虞窑寺前设置“官窑”36所。在官方的督办下，上虞窑烧制的瓷器在质量、造型和装饰艺术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精美，被世人称为“秘色瓷”。
北宋是上虞越窑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北宋初，上虞越瓷生产状况还十分景气，无论在窑址数量、窑场规模，还是在产品质量、花纹装饰等方面，仍保持着自中唐以来繁荣兴旺的景象。这时期透明亮丽的釉色、丰富多彩的花纹及装饰都很有特色，纹样题材也十分广泛，它融入了宋代文化的时代气息，这时上虞越窑已进入了发展史上的顶峰时期。但是，这样的好景并不长久，大约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到南宋初期前后，由于多种原因，已无法维持生计，最后被迫关闭停烧，结束了长达1000余年之久的制瓷历史。可以想见，在1000余年的上虞曹娥江两岸，白昼热火朝天，夜间炉火通明，一个闻名全国的制瓷中心，曾经历了多少的历史沧桑而不改其名。这足可引起学术界对上虞越窑的恒久关注研究。打开上虞越窑史，无疑，也可打开一部中国瓷器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