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某一天，日光煦暖，我坐在统一广场不远处奥德斯码头的系船柱上，写着一篇怀旧的散文，英、美、苏三国对于的里雅斯特的归属仍未达成一致，这里仍旧是一块没有归属的土地，既不知道该效忠谁，也无法预测会有怎样的意识形态。送走了奥地利总督和意大利长官之后，的里雅斯特又迎来了英国将军，喀斯特高原则一直处在南斯拉夫铁托的控制之下。当时的里雅斯特的皇家机构和法西斯遗留下来的事务均由英美军官处理，港口船长也由皇家海军推荐。城市酒店成了美军军官的俱乐部，萨沃亚埃克塞尔西奥酒店（Albergo Savoia Ezcelsior）则成了英军军官的俱乐部。在我构思文章的码头上，曾有奥地利第十八步兵团的士兵闲逛，也有头戴羽饰的狙击兵昂首阔步地走过。
那是一篇怀旧之作，怀念我所未知的某个地方的某种状态：我并未到过战前的欧洲大陆，我的所谓怀旧虽是道听途说，但依旧充满酸辛。20世纪的几次社会大动荡之后，欧洲大陆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欧洲了。我渴慕那个在我的想像中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想的完整统一的欧洲，当我置身于1946年的里雅斯特，我认定它有理想的欧洲的影子。除了码头，这座城市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战争创伤，建筑物的中欧风范依稀可辨，正如我想像的欧洲大陆那样，这座城市融合了众多民族及其语言，保持了文化和文明的延续。学生和艺术家仍经常出入咖啡馆，书店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纵情饮酒作乐。斯马雷利亚（Smareglia）的歌剧在各大歌剧院频繁上演。根据节目单显示，同一剧目曾分别于1885、1886、1895、1899、1900、1908、1910、1921、1926、1928、1929和1930年多次在这里上演。船只来来往往，一如过去来自哈布斯堡、马赛、奥斯陆、比雷埃夫斯的船只那样络绎不绝。蒸汽机车在海滨缓缓地行进着，我想像着它们从苏格兰和阿尔卑斯山脉一路驶来，穿越了欧洲大陆。所以坐在系船柱上的我，如同寓言故事中的人物般定格在那里，咬着笔杆，陷入沉思，寻找着一切能表达哀伤的词汇。
然而，我的怀旧只不过是个幻影。事实上，理想中的欧洲并不存在，因为民族问题是这块土地的一大顽疾。在的里雅斯特时，我经常想，“如果民族是种虚妄，那么国籍则纯粹是残酷的伪装。”二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里雅斯特的历史证明国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只要公证人大笔一挥，你就能改变国籍；你也可以同时拥有双重国籍；因为千里之外的某位政治家的缘故，你的国籍也许会在一夜之间改变。约瑟夫·康拉德【1】（Joseph Conrad）早已洞悉了国籍的虚伪，他在书中指出，“国籍只不过是不同优秀程度的一种体现”。在足球场引发无赖群殴的，往往不是种族偏见，而是某种未实现的民族信仰。我幻想中的欧洲，那种单一民族国家的激情只不过是种不切实际的狂想；也正是基于国籍的考虑，的里雅斯特并没有加入某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堡垒，而是在孤独中举步维艰。
19世纪，的里雅斯特的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意大利人加入了如火如荼的意大利复兴运动，建立了由维托利奥·伊曼纽尔二世统治的意大利王国。19世纪40年代爆发的这场解放运动不仅仅局限于意大利，还波及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领地，穆齐尔笔下的人物称这场运动为“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自由，出卖了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但意大利人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截至19世纪70年代末，虽然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宣称的里雅斯特为意大利领土，但实际上这座海港却仍被异国占领。意大利新国界划定在距的里雅斯特几公里之外，原本归属意大利管辖的的里雅斯特也被划归他国，但是是否这些区域就是异邦了？大多数的里雅斯特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发现自己似乎中了加里波第的魔咒。一个与的里雅斯特密切相关的政治词汇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o）进入字典，这意味着合法地位得不到承认，对于数以千计的的里雅斯特人而言，这就是战斗的口号，他们不再偏安自足。
这样一来，警察整天忙个不停，夜间巡逻的护卫队也不停地四处转悠，抓捕那些四处张贴标语和破坏雕像的闹事者。许多秘密团体随之成立，时常发生爆炸事件，街边那些令人想起维也纳闲适时光的众多咖啡馆，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持不同政见者的聚集地。至1882年复国运动达到高峰。当年，恰逢哈布斯堡王朝统治500周年，的里雅斯特将举办纪念展览，奥匈帝国皇帝将亲临现场。有个名叫古列尔莫·奥贝丹（Guglielmo Oberdan）的的里雅斯特年轻人，他曾为了逃避在奥匈军队服兵役逃至意大利，闻听奥皇将莅临的里雅斯特，他携带两枚炸弹、一支左轮手枪秘密潜回这里，企图行刺奥匈帝国皇帝。岂料当局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将他逮捕并定以叛国罪名，在的里雅斯特奥匈帝国的营房中处以绞刑。临终之际，他仍一直高呼：“意大利万岁！自由的里雅斯特万岁！”
杀身成仁的奥贝丹，成为的里雅斯特领土收复主义者心中的烈士。他们借机大作文章，领土收复主义得以蓬勃发展。的里雅斯特城中的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关系日益疏远。意大利年轻人很少会靠近奥地利官员常去的伊甸咖啡馆；奥地利人也不会擅入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基地圣马可咖啡馆。伊萨贝尔·伯顿写道，舞会上，奥地利人从不邀请意大利人共舞，意大利人也不会去观看奥地利人出演的音乐会。奥地利人聚会时，准会有意大利人扔炸弹。皇室家族成员更受到了“炸弹齐鸣”的“隆重礼遇”：铁路爆炸、花园爆炸，甚至连香肠里都藏了炸弹。位于大教堂门外的那株圣树，原本只是古代公墓原址遗留下来的古木，但后来被当地意大利人视为民族象征的圣树。奥匈帝国的秘密警察随处可见，任何具有潜在民族主义倾向的过客都会受到严密监视。
在奥地利人提出在乔万尼广场竖立奥匈帝国皇帝雕像前，意大利的爱国者已先行一步在广场上竖起了威尔第的大理石雕像，这就具有了尽人皆知的象征性意味：作曲家威尔第之所以在的里雅斯特备受推崇，不仅仅因为他个人与这座城市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纳布科》已成为国土收复主义者的歌剧代表作；此外，作曲家的名字逐渐演变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效忠的维托利奥·伊曼纽尔二世（Vittorio Emanuele Re D'Italia）的首字母缩写。意大利国王生日当天，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人几乎人人都会别一朵花在胸前纽扣上；奥匈帝国皇帝生日当天，仅有总督府、营房和监狱这三个地方的旗帜孤零零地飘扬。1900年，意大利国王翁贝尔托一世遇刺身亡的第二天，巡逻的护卫队发现连广场上的小天使雕像都披上了丧服。的里雅斯特仅有的一尊奥匈帝国皇帝的雕像，孤零零地立在乔万尼广场；这个以忠心著称的城市令弗朗茨·约瑟夫大失所望。因此，他去世前二十年间他从未踏足的里雅斯特。
但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城市。艾·阿·弗利曼（E.A.Freeman）于1881年写道，“的里雅斯特就像吕贝克、不来梅、汉堡一样，是座南方城市，更确切地说是个自由港。”也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对这个地方感兴趣。比如，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就从来都不认为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领土。为了获取想要的利益，1882年意大利国王抛弃了的里雅斯特，转而与奥地利缔结同盟。1914年，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复国主义者把刺杀大公的凶手看作奥贝丹转世，把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他们复仇的机会。两年之后，意大利人撕毁意奥同盟条约，对奥宣战。这时，在的里雅斯特，支持领土收复主义就是叛国，代表城中意大利人立场的报纸《皮科洛报》（Il Piccolo）也被迫关闭，圣马克咖啡馆被烧毁，威尔第的雕像被捣烂。圣朱斯托山上的圣树被挖走，代之以一株普通的树。
意大利人在距的里雅斯特不远的战场上浴血奋战，他们的厮杀声在码头上都可以听到。一纸《拉帕洛条约》承认了意大利对的里雅斯特的领土主权，复国运动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里雅斯特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11月3日，奥国政府尚未退出的里雅斯特城，意大利王国的奥德斯号驱逐舰便将意军狙击兵先遣部队从威尼斯运抵的里雅斯特。当奥德斯号驶入大广场附近的圣卡洛码头时，岸上的人群欢声雷动，这个码头原名圣卡洛，旨在纪念的里雅斯特的创建者奥地利皇帝查尔斯六世，以及很久之前沉没于此的一艘同名战舰。奥德斯号战舰到达的里雅斯特港，宣告意大利的胜利，城中的意大利人为之欢欣鼓舞，他们将这座码头更名为奥德斯【2】码头，这个名字由此沿用至今。
这是怎样的一场胜利的狂欢啊！所有的街道、酒吧和咖啡馆全部改名：滨海卡尔西奥蒂街更名为十一月三日街，朱塞皮诺码头更名为贝尔萨格里【3】码头，大广场更名为意大利统一广场，弗洛拉咖啡馆更名为民族咖啡馆，新港口维基奥港更名为维托利奥·伊曼纽尔三世港口，原来的那尊威尔第雕像被移走，雕刻家用缴获的奥地利人的枪支的金属熔铸了一尊一模一样的威尔第雕像。也正是从这座复仇之城出发，浪漫探险家、民族主义者加布里埃勒·邓南遮【4】（Gabriele D'Annunzio），带领身披斗篷、头戴羽帽、身藏匕首的黑衫军，为意大利重新夺回了阜姆港。1922年，法西斯登上历史舞台，将的里雅斯特看做至高无上的民族标志甚至是扩张的标志。哈布斯堡王朝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只不过是短暂的插曲，无论追根溯源还是通过攻城掠地，的里雅斯特都应属于罗马，属于意大利。据某正式出版物宣称，“法西斯政权深刻地认识到了的里雅斯特对于位于多瑙河流域腹地的意大利在经济和政治扩张方面的双重战略意义。”
实际上，回归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不但前途未卜，而且很快褪却了原有的魅力。战后重返的里雅斯特的詹姆斯·乔伊斯，没过数月就觉得失望，毅然绝然地离开，再也没有回来。法西斯只是把的里雅斯特当做炫耀其光辉成就的地方。经过他们的精心杜撰，奥贝丹成了法西斯主义者兼民族统一英雄。为了纪念奥贝丹，凯撒门广场改名为奥贝丹广场，在行刑的兵营附近，人们建起了民族复兴博物馆。现在这个博物馆还在那里。正如人们事后重建的圣法兰西斯【5】（St.Francis）的林中小屋和林肯生活过的小木屋一样，奥贝丹临死之前生活过的囚室也得到了完好保存，他的雕像被供奉在就义旧址附近的圣殿内，雕像周围哭泣的天使收起羽翼守护着他，宛若军婚仪式上背负着双剑的新娘。
墨索里尼的士兵驻扎于奥地利总督府，直接受行政长官调遣。他们首要的意识形态目标就是恢复的里雅斯特古老的意大利文明，提醒世人：在奥地利人尚未听说这里之前，的里雅斯特很早就已是古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了。专家学者们援引但丁的名句，用以证明的里雅斯特附近的伊斯特里亚，一直以来都是意大利领土的最东端。考古学家们重建了罗马圆形剧场，我们第一天在城里闲逛时就已瞥见。我手里有张20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图片为罗马圆形剧场，旁边墙上的招贴画上“ROMA DOMA”两个大字赫然在目，我猜测可能是“罗马统治”之意。他们在山上重建了罗马广场，还在那里竖起了卡皮托利诺母狼乳婴像【6】，证明直到19世纪这座山一直是台伯山（Monte Tiber）。为了纪念一战中的常胜部队意大利第三师，他们在山上竖起了灵柩台，不仅陈列着战士们使用过的机关枪、炸弹、炮弹、榴弹炮和短匕首，还悬挂着一幅将地中海标作内海（Mare Nostrum）的地图，大教堂门外的那棵圣树也得到了精心照顾。
巨型天梯（Scala dei Giganti）的石阶在的里雅斯特最为宏伟。拾级而上，可见古罗马人和法西斯主义者惯用的巨大石柱和环绕石柱的喷泉，为城市中心增添了宏伟壮丽的色彩。的里雅斯特人创建了自己的大学，它的戏剧研究中心就坐落在市郊圆形剧场对面；修建并开通了连接意大利国家公路体系的主干道，为了改善交通状况，填平了大运河上游的部分河道；在贝尔萨格里码头（Molo Bersaglieri）修建了用于长途客运的新海运站；空军统帅奥斯塔公爵挪到了观海城堡办公，出于办公需要对城堡进行了重新装修。1927年，的里雅斯特北部海湾的高坡上建起了一座可俯瞰全城的巨型灯塔，换到50年前，灯塔上会供奉象征美德、繁荣和财富的神祇，但如今，灯塔的顶端则是一尊胜利女神雕像，她不但戴着头盔，长着翅膀，而且还是雌雄同体的，这样的造型令人颇为吃惊。
对于法西斯主义者而言，这些改变还远远不够，他们还要将法西斯元素带入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人立场保守，右翼政治势力向来如鱼得水，墨索里尼的那一套自然也颇受欢迎。在这座海港，法西斯标志随处可见，不仅日历采用法西斯元年纪年，建筑也多呈法西斯风格。的里雅斯特港务政府曾经以独立自主为荣，但现在任何提案只要任何一位罗马交通部的人员提出该提案危及国家利益或与国家政令相冲突便可以否决。奥匈帝国覆灭后，斯拉夫人沦为二等公民，于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纷纷逃往新南斯拉夫王国，无奈留下来的斯拉夫人也觉得日子越来越难捱。斯洛文尼亚学校和报纸都被取缔，人们在公共场合也不得使用斯洛文尼亚语。1972年发表的约翰·伯格【7】（John Berger）的小说《G》，向我们描述了这样的情节：当被问及不会讲意大利语的病人该如何描述自己的病情时，意大利医生的回答是：“这有什么稀奇，奶牛就从来不必向兽医描述症状。”
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一种失控状态下的爱国主义。的里雅斯特的报纸，一向仗义执言，却也没有对极权主义进行过任何抨击。1938年墨索里尼亲临的里雅斯特，出席码头扩建工程开工典礼暨罗马号（载重4.2万吨）战列舰龙骨放置仪式，现场景象壮观，气氛和谐。城中彩旗招展，旗帜上多绣以大大的DUCE（意大利语：领袖），或是领袖名字的首字母M。《皮科洛报》则阿谀奉承地在报纸首版头条以《伟大领袖墨索里尼，万岁万岁万万岁》为题撰文歌功颂德。成百上千的士兵列队在广场上行进，他们着装统一，脚蹬长靴，头戴垂着流苏的帽子，然而长相各异：有的威武，有的可笑，有的痴肥，有的则满脸胡须。为了容纳更多民众在广场上集结，人们挪动了四洲喷泉（我再度经过统一广场时发现，62年后喷泉又被挪回原地）。墨索里尼到来时，华灯璀璨的统一广场被前来聆听演讲的的里雅斯特人挤得水泄不通。他在的里雅斯特只住了两晚，60年后却有人为此著书专门记录这个独裁者的的里雅斯特之行。
这种书注定谬种流传，不堪卒读。的里雅斯特对于奥匈帝国具有经济和战略意义，对于意大利而言，则远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意大利早已有数座毗邻贸易和生产中心的海港。的里雅斯特以造船业为主的工业仍然举足轻重，但其他工业多数已成为徒有空壳的民族主义的象征。1946年，一位意大利朋友对我说：“你真应该在法西斯时代来。那时候的里雅斯特何其风光！你那时候来，一定有机会在统一广场看到墨索里尼！”然而法西斯的统治并没有为的里雅斯特作出过什么贡献，领袖的演讲也未能使经济复苏，的里雅斯特再也没能重现当年的辉煌。
民族主义导致的里雅斯特每况愈下。二战期间，意大利再次倒戈，的里雅斯特和附近海岸的意大利领土划归德国，改称Kustenland【8】，由大区党部头目管辖。直到1945年，铁托将军率领的南斯拉夫游击武装和身披英联邦军服的新西兰部队分别从东、西两方几乎同时抵达的里雅斯特。虽然南斯拉夫军队略微占先，但退守圣朱斯托山的德军残余势力，却不肯向象征着巨大共产主义势力的铁托部队投降，只肯向新西兰人投降；这一事件成为两战胜国互相疏远的导火索，双方都意识到对方不仅不是武装同盟，甚至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
战后列强瓜分领土时，的里雅斯特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只不过它不再是欧洲的优良港口，也不再是原来那个鲜活的城市，而是像但泽和丹吉尔那样成了各国元首在国际会议上的政治议题。1946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警告世人：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将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隔离开来。意大利境外，政治家们无休止地争论；意大利境内，的里雅斯特人也炸开了锅。不同信仰的人们，举着旗帜，喊着口号，四处游行。
1954年，的里雅斯特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此后再没发生什么变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注定了它永远都是一块飞地，虽然领土上属于意大利，文化上却一直无所皈依。
“无论我的祖国是对还是错，我都爱我的祖国。”这样的论调如今听来一定荒谬至极！但在当初它却是盲目的民族主义口号。在我看来，涵盖了爱国、爱民之情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已演变成一种基于连篇谎话的狭隘的攻击性的沙文主义。今天，即使你从没去过某个国家，也不会说一句那个国家的语言，但是只要你祖父母中有一方是那个国家的，你就具备为该国的国家足球队踢球的资格。这样的推理如同纳粹对犹太人的定义一样荒谬。民族主义思想，就像当初的王朝征战和君权神授观念一样，总有一天会被人们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随着各大洲的紧密协作，各跨国企业的分部空降全球各地，民族意识将逐渐淡化，民族主义势必再也无法激起人们的热情，注定只会存在于一小部分历史研究者的话语系统之中。
民族主义之于的里雅斯特，就显得更为怪异。历史上十余个国家的族裔，塑造了它的特点，形成了这座具有独特气质的世界性的城市，我认为它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威尔士剧作家桑德斯·刘易斯（Saunders Lexis）对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主义是指对所有人类文明、传统及优秀成果的宽宏博大的爱。”目前，的里雅斯特，不欢迎民族主义者的任何吹嘘、嫉妒和怨愤，也未显露出任何民族主义的苗头。统一广场经常举行阅兵仪式：带羽饰的军帽、编队飞行表演、军乐队、码头密布的军舰，这些无不展现出浓厚的意大利特色。对于这样的盛大仪式，市民们感到兴高采烈，但他们的热情已绝不同于欢迎墨索里尼时的那种盲从。我看到2000年出版的城市宣传手册上，仅指出的里雅斯特是“欧洲大陆最具吸引力的城市”，而从未提及它属于哪国，以至于人们看完介绍后依然很迷茫，不知这是哪个国家的城市。但令我感到兴奋的是，老城某处垃圾筒上的涂鸦赫然写着“民族，见鬼去吧”（FUK NATIONS）。
第一次来到的里雅斯特时，我结交了好友奥托（Otto）。后来每当忆起的里雅斯特，我就会想起他。他有着谜一样的身世，说不清他属于什么民族。据我所知，在刚结束的二战中，他和我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他曾就读于波茨坦军事学院，他还有个上了年纪的亲戚住在维也纳，我们曾到他那个亲戚家的豪华公寓里过周末，他本人的英语十分蹩脚，还有些结巴，他的表情常常很奇怪，让人捉摸不透，他的经历有点像《苏丹的火与剑》（With Fire and Sword through the Sudan）的作者19世纪探险家鲁道夫·梵·斯拉丁（Rudolf von Slatin）。这本书他经常提到，可能他也有点儿犹太血统吧。
过去我常对他说，像你这样的人，真应该被供奉在圣朱斯托山上的纪念堂里。他的经历如此复杂，我过去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世界大同主义，现在我则认为这是的里雅斯特属性（Triesticity）。
注释：
【1】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过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作品有《黑暗之心》《吉姆老爷》《密探》等。
【2】奥德斯，英文为Audace，勇敢、无畏之意。
【3】贝尔萨格里，意大利语为Bersaglieri，狙击兵之意。
【4】加布里埃勒·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家，常被视作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先驱者，在政治上颇受争议。主要作品有《玫瑰三部曲》。
【5】圣法兰西斯（公元1181年或1182—1226年），又译圣方济或圣方济各，天主教修士，中世纪欧洲的圣人，曾在意大利阿西西镇建有一所专为鸟儿传播福音的教堂，被视为动物、鸟、环境和意大利的保护圣人。
【6】母狼乳婴像，公元前亚平宁半岛的阿尔巴隆加国王的孪生儿子罗穆卢斯和雷穆斯在幼龄时遭遇变故，被放在篮子内投入河中任其自生自灭，后被母狼哺育，并最终建立了罗马城。“母狼乳婴”图案也被定为罗马市徽。
【7】约翰·伯格（John Berger），英国艺术史家，小说家，画家。1926年生于伦敦。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代表作有《观看之道》《看》《另一种讲述的方式》等；小说《G》获得1972年英国布克奖（Booker Prize）。
【8】 Kustenland，德语，滨海领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