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看不见的手”
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所谓市场，简而言之，即商品交换的场所，亦称有形市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看不见的手”根植于市场。市场又是人们生活中接触最多、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经济范畴。人类社会最初的市场是在产品交换转变为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商品经济发育不充分，这一时期市场的功能仅仅局限于简单传递信息、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渠道，以便于有形商品交换的顺利实现。市场交易的对象和范围十分狭小，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尚处于萌芽状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市场的范围和作用得到不断扩大，它既包括有形市场的商品交易，也涵盖了无形市场的一切商品交易，这时，市场不再是简单商品交易的场所，而变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市场的范围和作用更进一步突破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界限，突破了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之间的界限，形成了包括商品、劳务、安全、技术等在内的市场体系，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联结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的桥梁，使社会经济运行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有机整体，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已成为人们认识经济，提高驾驭经济运行能力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市场调节经济的功能，早在18世纪，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个人利益、市场机制、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作用的理论。亚当·斯密研究社会经济现象以人的本性始终是利己的为根本出发点，认为每个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才去做的。因此，经济自由实质上是人的本性的体现，是“自然秩序”的规律要求。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尽管每个人都力求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必然要照顾到其他人的利益，而产生相互的共同利益，进而带来整个社会的利益。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自由是满足“利己心”的最好途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要实行经济自由，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引导市场参与者通过竞争，就能够自动地协调自己的经济行为，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目的。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扰乱了自然的交换过程，妨碍了市场的有效运转，人为地损害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问世于英国资本主义成长时期，适应了英国当时由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机器工业过渡的经济社会历史背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限制经济自由，消除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国家只起“守夜人”作用的强列要求，获得了西方国家广泛的认同，成为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主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之久，使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保持了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快速增长，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贡献，迄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看得见的手”
19世纪后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在价格机制和剩余价值规律驱动下，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大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日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形成社会化的大生产。而生产集中到一定程度，则必然引起垄断，并取代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垄断集团为追求更大规模效应，以获得利润最大化，便会造成社会总供和社会总需求严重脱节的矛盾，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一次最严重、最深刻、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股市崩溃，大批企业破产，银行纷纷倒闭，工人失业，使美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很快冲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经济危机给自由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蒙上了阴影，所谓竞争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已不复存在，价格机制不再能够自发地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均衡、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看不见的手”失灵了。
为了消除经济危机的灾难，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奠基者——凯恩斯把国民收入与就业量联系起来，从宏观视角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运行考察了市场体系的“非均衡”行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失业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解决有效需求问题的政策选择必须放弃经济活动中的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运用这只谁都“看得见的手”的办法来调节经济，管理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在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束手无策的形势下，凯恩斯“看得见的手”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了广泛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兴办公共工程，扩大投资，国家财力不足就实行赤字财政，依靠发行国债拉动经济，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30年的繁荣。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过多，到二十世界70年代初，西方国家又出现了经济“滞胀”的局面。凯恩斯“看得见的手”的理论受到了主张自由放任各经济学派的挑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否失败，一直争论不休。
二、国债与宏观经济调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中共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指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远景目标，“十五”建议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学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顺利实施，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
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这种经济体制模式下，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和不足，比如市场竞争在一定阶段会引起垄断，排斥竞争，破坏市场机制，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市场的自发调节往往又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加深社会矛盾，影响构建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还会引起市场波动，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那种企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来解决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的观点是有害的和不现实的。因此，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在充分肯定市场作用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率。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反复表明，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新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所导致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只有准确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络，把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政府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切实解决经济社会中更深层次的突出矛盾，有效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系统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极大地增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从宏观方面发挥调节、控制经济运行的作用，其主要目标是：一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二是促进国民经济重大经济结构优化；三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充分就业，收入分配公平；五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手段尽管多种多样，从总体上看不外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大类别，其中尤以经济手段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宏观经济运行的力度最为重要，影响也最为深远。
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运用的调控手段，较之其他宏观调控手段，如税收、财政补贴、利率、货币等，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以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条件。如果减税过多会造成政府财力无法承受，国家机器运转困难。增加税收，又有可能使经济社会不堪重负，加大生产成本，影响生产力下降，经济萧条，增加就业压力。由于财政补贴调节经济同税收调节经济是以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任意扩大补贴范围，增加补贴数量，长久不变，会加重财政负担，影响价格、税收、信贷机制等经济手段的作用，还会产生逆向调节的不良后果。而过量投放货币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引发经济泡沫。紧缩银根，有可能造成经济衰退。利率的频繁调整，也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由此可见，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尽管手段多种多样。各种调控手段的运用对调节资金供求，引导资金流向，调节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优化资源配置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调控手段从实践效应看，都存在着一定局限。政府启用国债调控经济，运用得当，则可以克服税收、财政补贴、利率、货币等调控手段的缺限，一般不会导致扩大信贷规模，引发通货膨胀，或造成经济萎缩，又易于为社会广大民众所接受。为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求，充分发挥国债调节经济的功能，对于缓解经济波动周期所造成的损失，稳定经济增长，起着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次周期性的波动，即：①1977—1981年；②1982—1986；③1987—1990；④1991—2001年。2002年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的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稳定经济正常运行，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危害，国家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先后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五次重大的调控和管理。即：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9—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2003年下半年—2004年。与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调控方向、方式、重点和调控力度相配合，从1981年起，我国的国债发行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1990年，年均发行额不足40亿元，年均递增7.5%；第二阶段是1991—1993年，年均发行额超过了300亿元，年均递增25.7%；第三阶段是1994—1997年，年均发行额达到1699.8亿元，年均递增53.1%；第四阶段是1998年以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年均发行额增至4036.7亿元，年均递增15.7%。
近些年来，国家运用国债手段，紧密联系经济运行特点、存在的主要矛盾，审时度势，灵活把握调控重点、调控力度，采取经济过热“踩刹车”，经济过冷“踩油门”等方式，对社会经济运行全局发挥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首先，成功地抵御了亚洲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下半年，亚洲各国出现了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严重衰退的困境。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走向何方，是否会被卷入危机漩涡引发大衰退，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焦点。为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1998年中央政府果断作出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决策。以1998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000亿元起，1999年发行1100亿元，2000年发行1500亿元，2001年发行1500亿元，2002年发行1400亿元，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500亿元。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五年来，通过实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国民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分别为：7.8%、7.1%、8%、7.3%、8%。我国不仅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也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摆脱金融危机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有效拉动了投资需求。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用于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带动了大量配套资金的投入。据统计，1998—2002年的五年间，由政府安排国债项目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达10000亿元。其中1998—2000年三年间，国家利用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筹集的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达7500亿元。国债项目带动的经济增长，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国债投资强力助推经济增长，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