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凯恩斯学派的国债理论
凯恩斯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40～60年代，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而出现的一个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评价最高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此，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凯恩斯革命”，“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和汉森。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出生于英国，是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二十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当时西方各国，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面最广、最为深刻、最为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冲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1/3到2/5。例如英国下降了23.8%，法国下降了32.9%，德国下降了40.6%，意大利下降了33.1%，美国下降达46.2%。危机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所从未有过的。它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和过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宣告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应当实行自由放任、自行调节，无需国家干预理论的彻底破产。为此，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新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来挽救它的崩溃。以此经济形势为背景，凯恩斯于1929年前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出版了不少专著，为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弊端开药方。其中尤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新经济理论体系，为凯恩斯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西方各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凯恩斯在《通论》中，把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由人们的“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消费不足”。而提高社会“有效需求”的出路，只能是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原则，以扩大就业，消除危机。为此，提出了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政策，通货膨胀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等一整套所谓“反危机”措施。在凯恩斯看来“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了失业和危机，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是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量举债，扩大政府开支。按照凯恩斯的理论：
1.用发行公债方式借钱，能在短期内为政府筹集到大笔资金。政府用举债的资金兴办资本事业，或弥补财政赤字，增强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财力，对于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周期起着重要作用。
2.举债增加公共投资，带动民间私人投资，能直接扩大就业，增加消费，可以起到社会总需求成倍增长的“乘数”效应。
3.政府对企业应当有意识地降低课税率，这种办法虽然会使国家财政赤字累累，但是赤字可以通过发行公债弥补，何况减税是对私人投资的一种鼓励，使资本家感到把货币资本投资于生产，比存放到银行取得的利息更为有利可图，这样一来，既扩大了就业，拉动了消费品需求，又提高了社会对投资品的需求。
4.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依靠举债弥补引起通货膨胀不可怕。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减少人们的储蓄“偏好”。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例越小，用于购买消费品的份额也就越大，通货膨胀实际上支持着赤字财政。凯恩斯主义继承者阿尔文·汉森的公债观与凯恩斯完全相同，更认为公债是通向经济繁荣，实现充分就业的必需条件，是一种“经济的福利”，公债能“提供一定的保证来防止严重的萧条”。在汉森看来，赤字财政，政府举借可以“借助公共投资，以补整民间投资的减退”。而已投入的支出，诱发新投资，使消费支出增加，提高社会总需求。凯恩斯学派对国债的肯定态度，认为奉行赤字财政政策，政府举债借钱有益无害的经济思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各国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根基，普遍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公债发行，强化税收功能，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国家职能已从过去的“城市警察”拓展成为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工具。
四、当代西方经济学派的国债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更加频繁，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许多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论战不休的经济学流派，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发展和演变凯恩斯主义理论而出现的经济学流派，如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剑桥学派等，我们把这些名目繁多的经济学流派统称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派。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国债理论的异同不一一列举，现将新古典综合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国债观分述如下：
（一）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国债理论。
新古典综合学派，又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他继承了凯恩斯的理论观点，如就业论，并加以发展演变。同时又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价值论和分配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具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相调和为特征的庞大经济理论体系，填平两大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鸿沟。萨缪尔森把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称之为“新古典综合”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萨缪尔森写了许多经济著作和论文，在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经济学》教科书自1948年问世以来更是风靡全球，被译成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及其它国家的文字，成为世界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迄今已修订重版十多次，从而使他名扬四海，在经济学界几乎无人不晓。
萨缪尔森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当中，曾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萨缪尔森的国债理论主要是：
1.对公债持肯定态度，鼓吹赤字预算，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危机萧条时期，造成政府赤字，需要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实行财政赤字政策，通过印刷钞票或者向公众借款来偿付它的帐单。即“累积的借入的数量总和被称为政府债务或公债。”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直接相关。政府举债，扩大财政支出可以起到减少税收或降低利率，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以缓解经济停滞不前的弊端。即便是经济处于繁荣时期也必须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而趋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2.否定国债是一种负担。萨缪尔森把债务负担划分为外债和内债两个大类进行比较，认为只有外债才构成真正的债务负担。因为外债是政府欠外国人的钱，借钱付息必然会使这个国家人民应该得到物品和劳务中的一部分被送往国外，而相应减少自己应得的份额，正如“许多国家——像波兰、巴西和墨西哥——由于它们招致了大批外债而在8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处境困难。”内债则全然不同，是政府欠本国公民的钱，也就是自己欠自己的钱，只要公债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水涨船高，就不足为虑。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批评了公债会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的古老而又顽固的神话。比如“政府怎么能够继续不断地造成债务增长呢？假使我的配偶和我不量入为出，从而造成债务，那么很快我们就会尝到困难的滋味。”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忽视了合成推理的错误，即“对于个人来说正确的东西对于国家来说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个人的罪过就是公众的罪过。”
（3）关于债务负担的转移问题，萨缪尔森认为公债没有把重担加于一个国家。如果政府把外债借来的钱用于消费，的确会给子孙后代身上增加了纯粹的负担，减少了后辈的消费。但是，就一笔内债负担向后转移而又不改变资本存量的应有的数值而言却是另一回事。虽然这种债务负担的向后转移，会产生各种内部影响，而这些影响与外债将物品运往国外不能相提并论，同等看待。
（4）对于国债的资本代替效应，萨缪尔森承认大量政府公债的后果会引起公债的资本代替效应。即政府债务增加，人们对其他资产的持有量必然会减少。他举例，“如果政府债务增加100单位，那么我们便会看到经济社会对于资本及其他私人资产的持有量下降100单位，因而我们说：私人资本可以被政府债所取代”。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推导是极端的，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他认为公债的资本代替效应很可能处于0至100之间的某个数量的资本，而所代替数量的多少，取决于生产情况和家庭的储蓄行为。
（二）公共选择学派的国债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滞涨”大背景下诞生的经济学流派。由于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推崇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日益陷入困境，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越来越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萨缪尔森的理论体系已经过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流派也就应运而生，受到西方经济家的广泛关注。
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以独特的分析角度，运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集体或非市场的决策问题，首次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其理论基础涉及到国家学说、投票规则、投票人行为，政党的政治学等许多方面。从而把人们从互相交换中获取利益的观念运用到政治决策领域，“在个人行为和集体选择之间重新架起了一座桥梁，发展了一门跨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等几个领域的边缘科学。”
布坎南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认为国家是契约的产物，政府干预经济的政治决策过程，无非是一些有着不同偏好或目标的个人进行交换的过程。如同市场交换过程存在“市场失灵”一样，存在着“政府失灵”，主张恢复古典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布坎南尖锐地抨击了凯恩斯学派的国债观，他反对政府为公共消费举债，认为：（1）债务财政背离了维多利亚时代古典学派要求财政预算必须严格遵守平衡的道德准则和伦理因素，加速了财政赤字膨胀，造成公共消费支出中的债务与赤字财政的爆炸性增长已成为现代政体的一个特征，曾经被道德标准所支配的预算平衡现已荡然无存。（2）债务财政影响了资本的形成。布坎南认为个人借贷与公共借贷并无实质性的差别。由于借债本身就是一种契约性的义务，是以后要支付的义务。“资产的持有者不断订立的借债合同，就等于根据从这些拥有的资产得到预期的净收益流量提出的索取权，这些索取权当然会削减资产的现值，而资产的现值是通过对预期的净收益流量进行贴现来解决的。从这种非常基本的逻辑上来说，发行债务就相当于摧毁资本价值。”“发行债券纯粹就是‘耗尽’资本价值。”（3）债务财政导致政府行为不知节俭。在布坎南看来，一个家庭遵循的财政节俭戒律与一个国家要遵守的财政节俭戒律之间是没有实质上差别的。然而在缺乏道德约束条件下，政府通过赤字财政，采用发行公债方式来满足公共消费需求，政府与私人相比较，更能够在实际上破坏节俭的戒律。有鉴于此，他主张制定一些严格的限制措施来约束政府用借债方式为公共消费筹资，以限政府官员们无限度的公共挥霍行为。（4）债务财政加重了后辈的负担。布坎南认为政府发行债券，都是为了当前的消费而筹措资金，这就等于削减了预期的资产收入源流的资本价值，使“将来的国民收入中的一个可预见的部分已经被指定用作债务分期还本付息了……因此，国债是一种超负荷的义务，是一种负担，它是一种没有资产或所有权为补偿的负担。”何况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政府推迟偿还的财政义务，必然会转移给子孙后代。他批评学术界中的一些人至今还把艾森豪威尔当美国总统说，公债是我们孙辈的负担的一般话当作笑柄，而受到蔑视的观点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