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吗？近来在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或“退出”的讨论中，学术界有人认为国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我认为把国债发行与通货膨胀划等号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国债发行规模与通胀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不等于扩张基础货币的超常发行。因为政府以举债方式吸收社会资金，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一般讲是社会购买力的转移，即把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的购买力转化为政府的购买力，不会直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不会引起通胀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债发行方式、承购主体、资金来源结构与通胀之间又确有一定的联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看到这一点也是片面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存款已达7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3.1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0.3万亿元，存贷差额高达3万亿元左右。在社会资金充裕的条件下，适度扩张国债规模不但不会引发通胀，而且有利于国民经济加快发展。
4.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近来也是理论界议论的热点，讨论中见解纷纭。我认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实质上是指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间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就财政政策本身的作用而言，既有放大的乘数效应，又有挤出效应。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如果投资领域选择不当，政策措施不配套，确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降低财政政策的效果。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的投资领域，一开始政府就做了严格规定，确定资金使用范围只能选择基础项目，如农林水利、交通、电信、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些项目具有投资额巨大、非盈利性，主要讲求社会效益的特点，社会资本无力介入，也不愿意介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会产生拉动效应。从实践结果看，1998—2000年，三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共安排了国债项目6620个，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约7500亿元，有效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表明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乘数效应、拉动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
三十五、积极财政政策不宜淡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如何评价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我国财政学家、西南财经大学博土生导师刘邦驰教授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近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动摇不得。
目前还不能“淡出”
主持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巳出现重大转机，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一种观点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明显减弱，提出“淡出”的主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邦驰：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这是因为：（1）我国经济回升出现转机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投资尚不活跃，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以及世界经济紧缩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2）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十五”计划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前期国债投资尚未建成项目等，国家只有采取增发国债和适度赤字预算才能解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会导致前功尽弃。当然，今后一个时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作用、方向和手段组合等，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需要，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
还有运作空间
主持人：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越来越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导致财政收支状况恶化，引发财政危机？
刘邦驰：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项怀诚的观点，我国目前不存在财政危机。从财政赤字的角度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的财政赤字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000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3％的警戒标准，但仍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000年的14.6％，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0％的警戒线。从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看，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空间，当前的债务负担水平是能承受的。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财政偿债能力日益增强，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财政风险。从长远角度看，当然也要注意把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主持人：学术界有人认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您怎么看？
刘邦驰：我认为把国债发行与通货膨胀划等号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不等于扩张基础货币的超常发行。因为政府以举债方式吸收社会资金，一般讲是社会购买力的转移，不会直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同时，也要看到，国债发行方式、承购主体、资金来源结构与通胀之间确有一定联系，看不到这一点也是片面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存款已达7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0.3万亿元，存贷差额高达3万亿元左右。在社会资金充裕的条件下，适度扩张国债规模不但不会引发通胀，反而有利于国民经济加快发展。
尚未产生挤出效应
主持人：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近来也是理论界议论的热点，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邦驰：就财政政策本身的作用而言，既有放大的乘数效应，又有挤出效应。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的投资领域，一开始政府就做了严格规定，确定资金使用范围只能选择基础项目，如农林水利、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些项目具有投资额巨大、非盈利性、主要讲求社会效益的特点，社会资本无力介入，也不愿意介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会产生拉动效应。从实践结果看，1998~2000年，三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共安排了国债项目6620个，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约7500亿元，有效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表明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乘数效应、拉动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
三十六、关于财政学属性定位的思考
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科学门类划分上，它的属性是什么？是经济学、政治学或其它学科。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一个共同观点，把财政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一流行观点是否准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无庸讳言，财政学与经济学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是财政学产生、发展的前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对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起着指导和方法论的作用。财政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又是经济学理论在特定领域的延伸和抽象，为经济学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提供了源泉。财政学与经济学两者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财政学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处处可见。把财政学定位为依托经济学，又相对独立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科学依据的，必须充分肯定。
但是，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仅仅局限在经济学视野范围，是有重大缺陷的。财政运行实践表明，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历史范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古今中外，既莫能外。任何社会制度下的财政活动，都是以实现统治阶级政治意图为导向的。奴隶制国家财政、封建制国家财政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尽管收支内容、表现形式各有特点。可是国家的财政政策财政措施，如赋税、公债和公共信用，则必须与其时代背景的政治学说相一致，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的工具。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历来都是为政府一定时期内实现政治经济任务服务的。财政理论与政治学说相结合，政治学说的更替，影响财政理论的更替，显而易见。
在当代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物质文明日益进步，财政学同社会学、法学的关系愈益密切。人类生活实质上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而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往往受到一国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任何社会制度都要有财政支持。国家财政运行必须充分研究社会经济与社会政策取向，解决社会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社会人口、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环境污染、财富分配。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财政。财政学与法学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国家预算的确立，审查批准要按照宪法规定及行政法规程序进行。财政收入必须遵守税法和相关法律规定。财政支出要符合预算、审计、国库，以及会计法规的规定，监督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
以上情况说明，财政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依托经济学又跨越经济学，兼及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几个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把财政学的学科属性界定为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是不全面的。
三十七、论财政在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中的作用
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为此，“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由于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是实现该奋斗目标的关键。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包括建立现代农业，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支持农村的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减轻农民负担等等，从而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只尊祟效率原则，对诸如农村小康建设这一类更侧重公平原则的领域往往无能为力，即存在“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因此，需要财政这只“看得见的手”运用财政投资、财政贴息、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多种手段发挥宏观调节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步伐。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我国农村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还有相当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农村经济不发达。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加上农业有机构成不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科技含量低等原因，生产增长受到制约，2000年全国农业增加值只比上年增长了2.4％。不仅如此，我国农业结构不尽合理，2000年我国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5.7％，而且，一般性产品和初级产品多，名优产品、特需专用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少。此外，乡镇企业发展缓慢。虽然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农民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34.5％，但是，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却比上年减少50万家，企业增加值比上年仅增长10％，成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