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财政支出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关于“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的原理运用到分配领域，提出财政支出必须贯彻节约的方针，讲求经济效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节省时间是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经济规律的学说。
节省时间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表现。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讲求节约，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积累的意义容易被人理解；而分配领域的节约却往往容易被忽视。毛择东同志从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出发，全面系统地提出增产节约并重，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要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的思想，他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把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规定为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1942年，毛泽东同志把“精兵简政”作为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指出：“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的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1946年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告诫我们增产和节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并举，如果重视增产而不注意节约，增产的成果就有可能化为乌有。1957年，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他把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浪费，提到了国家富强之道的战略地位。可见，节约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针，是一切国家机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必须遵守的原则，它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大厦能否建成的大事，对财政工作来说，尤为重要。
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通过预算集中起来的资金分配得合理，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合理化，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财政支出严格遵循节约的方针，力求节省每一文钱为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用之得当，充分发挥它的经济效益，对于推动各部门全面地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地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关于财政管理体制
毛泽东同志依据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结合实践，对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作过许多独创性的论述，为在不同时期正确处理上下级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管理体制，指明了方向。在革命战争时期，鉴于革命根据地大多是被敌人分割的，又是游击战的农村环境，地广人稀，战争频繁，交通不便，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分散，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的财政管理必须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以加强政策原则上、工作内容上的中央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检查，消除各自为政，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等恶劣现象，同时又放手让各地红色政权自力更生地发展生产，允许地方党的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就地解决自身的需要，正确处理了财政分配中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随后，毛泽东同志又说，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但要注意我们国家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在巩固中央统一的前提下，又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管理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管理”的方针，就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想，在总结民主革命阶段财政管理体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建国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正确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和各主管部门的财政分配关系的准则，有利于把集中领导同分散经营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次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整，都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实现的。1979年以来，配合国家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党和国家在预算管理、税收制度和企业财务管理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方针的进一步具体化，目的在于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六、关于财政工作方法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的一条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极端重视财政工作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教导我们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好办。毛泽东同志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他严厉批评了财政经济工作中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注意组织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去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错误观点。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财政。财政上的一收一支都包含着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直接涉及到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只有把财政工作置于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充分调动千百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显然，离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要发挥财政应有的职能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财政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学说，正确地解决了我国财政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财政工作规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进一步指示，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研究四化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财政工作的群众路线规定了新内容。
以上六个方面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财政基本理论是我国财政工作的指针，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它，在实践中应用它，使财政工作在促进国民经济高涨和提高经济效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毛泽东财政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的财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我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财政思想体系的形成，是毛泽东同志和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原则而又灵活地解决中国财政问题的楷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从新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财政面临的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财政思想，使毛泽东财政思想更加完备、更加系统和更加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今天，重温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学习和研究党对毛泽东财政思想的新贡献，对于搞好新时期财政工作，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一届三全会以来党对毛泽东财政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多方面的，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点粗浅体会。
—、关于经济效益与财政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浩如烟海的著述中，精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的实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并对社会主义财政作过纲领性的科学预见。他们总是把财政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财政是为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列宁、斯大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建立苏联社会主义财政采取了许多重大的财政政策，把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推向了前进。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财政问题的众多论述中，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到财政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虽然全面论述了社会再生产统一体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仍然没有直接提到财政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的研究。他在总结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财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经济到财政，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的著名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
但是，我国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财政工作只着眼生产、重视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核心问题是要把财政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如果不抓住经济效益，特别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效益这个根本，即便是生产上去了，财政收入也不一定能上去。有鉴于此，三中全会后：党作出了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明确指出：“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赵紫阳同志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各部门、各地方和所有企业一定要牢固地树立提高经济效益的观念，不论调整也好，整顿也好，技术改造也好，体制改革也好，都必须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标。”上述决策和论述，为新时期的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解决了财政与经济关系中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使毛泽东同志关于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的理论进一步全面、完整和系统化。党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和一切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在马克思主义财政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实践证明，我们的财政工作只要认真贯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一指导思想，讲求“三财”之道，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能够走出一条速度与效益统一，生产、利润、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新路子。
二、关于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
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陈云同志根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陈云同志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财政思想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它反映了基本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稳定是极为重要的。三十多年的事实表明，建设规模适合国家的财力物力，不留缺口，国民经济发展就生气勃勃，欣欣向荣。比如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快，效果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反之，脱离国力，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就会出现经济上的混乱。如三年“大跃进”期间，建设规模超越了国力的可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人民生活困难，最后还得退下来，欲速则不达。由于陈云同志的独创性见解长期没有引起全党足够重视，建国以来曾出观过1958、1970和1978年三次基本建设投资失控，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国力，经济比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的局面。1979年陈云同志再次指出：（“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1981年6月党中央又尖锐地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随后，党又重申了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物资分配、财政信贷平衡和投资方向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从而基本上纠正了建设规模失控的状况，使之与国力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