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毛泽东同志的财政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财政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状出发，对我国各个革命时期的财政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作了完备的、系统的论述，以独创性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财政经济学说。
毛泽东同志究竟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呢？对这个问题，要完整地准确地回答是有很多困难的。根据我学习的粗浅体会，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财政与政治的关系
财政从来就是维护和巩固国家机器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结合我国革命具体实践，提出了财政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核心在于财政政策必须体现党的阶级路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党的政治经济任务服务的理论。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正确地解决了财政同无产阶级革命、财政同党的政治经济任务的关系，为党制定财政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们党从各个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情况出发，确立了一整套正确的财政政策。比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制定了重担归于剥削者，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的财政政策，解决了工农革命政府筹款、筹粮问题，满足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取得了几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指导下，党制定了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财产的财政政策，为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粉碎国民党的疯狂进攻，保卫解放区，最后解放全中国。根据这个任务，党制定了减租减息和进一步贯彻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一方面使广大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地主富农多出钱，把打击对象只局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少数极端反动的反革命分子，这样，既保证了解放战争和几百万军政人员的物质需要，又联合或中立了一切可以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关于财政政策的独创性见解，不仅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我国社会主义的财政政策，就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时期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任务来制定的。比如“一五”时期，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任务，当时，在税收方面，我们制定了对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财政政策，在公私经济之间规定不同的征收比例和不同的征收办法。对国营商业批发工业品不征税，对私营商业批发工业品征税，合作组织给予减税，免税优待。对不同行业的产品规定差别税率。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严格的征收管理等等。这些财政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保证了国营经济的优先发展，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阶段，我们在税收上，即使是对同一经济成分，如全民所有制的工业部门内部的轻重工业，生产生活必需品和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行业，也是实行区别对待的。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在任何时候也不能脱离为党的政治经济任务服务的指导原则。
二、关于财政与经济的关系
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实质上是分配与生产的关系，它是财政理论研究和财政实践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种关系，是财政工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说过：“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深刻地研究和分析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提出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理论。认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是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毛泽东同志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不注意动员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思想。并且强调指出，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观点是保守的，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中，毛泽东同志强调经济的主导地位，十分重视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这是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必备条件。如果没有社会产品的生产，离开了物质财富的创造来谈分配，这种分配必然是毫无意义的。我国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生产和流通搞活，是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出路。财政工作只有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才能源远流长，根深叶茂。
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财政，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并不意味着财政完全被动地从属于生产，消极地反映经济。恰恰相反，财政也有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反作用，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起着决定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例如国家建设规模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民经济出现的两次大折腾，都同财政投资分配不合理有关；而两次国民经济的调整，各部门重大比例关系的矫正，都是通过端正财政投资分配方向逐步实现的。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中，前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不可能很快，主要就是受到国家财力不足的制约。反映经济规律客观要求的财政政策、财政制度，对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经济规律的财政政策、财政制度则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显然，把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财政的理论绝对化，是不符合财政与经济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的。
毛泽东同志这么明确地提出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财政经济学说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财政与经济关系的思想。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要求各行各业都要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特别是要把国家宏观的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明确提出财政工作的生财、聚财、用财之道，而且“三财”之道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财政必须立足于生产、着眼于经济的理论，从而把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思想提到新的高度。
三、关于财政收入
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筹集资金，是我国财政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组织财政收入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再次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是我们能够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使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立足点。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把依靠自己力量为基点进一步概括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泽东同志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观点，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的高度，这在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思想，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艰苦奋斗，克服了历次出现的严重财政困难，为保证战争供给，改善人民生活，战胜强大的敌人创造了物质基础。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主要兵力进攻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实行军事、经济封锁，使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之下，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党领导解放区军民，依靠自己的双手，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战胜了困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路线，顶住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国际反动派的巨大压力，没有向任何国家乞求，解决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资金需要，建立了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我国拥有40多万个全民所有制的工、交企业，5，000多亿固定资产，3，000多亿流动资金，而这些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立足于自身的力量，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解决财政资金需要与供给矛盾的正确途径。
财政收入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决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拒绝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外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集团”。国际上一切有利于我国四化建设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物力和财力，我们都要利用。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同苏联签订过两次长期经济贷款协定，一次为3亿美元，另一次为5.24亿卢布。这两次借款，对于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对于推进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现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规定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理论。近几年来，我们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吸收了数十亿美元的外资，补充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了一些关键性的先进技术设备，加速了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比如我们利用日本能源贷款进行七个煤矿的建设，建成投产后，可增加年产煤量二千一百万吨。我们在广东、福建两省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试办了几个经济特区。广东省实行开放政策的1980—1982年三年期间，这个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7.4％，超过全国6.7％的平均增长率。事实证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利用有利的外援加强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捉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削弱或损害民族经济的发展。那种锁国主义观点，同自力更生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