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经济增长速度大于投资规模的增长，从近期看，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投资效果。经济的发展要以投资作为动力，投资的效果越好，产生的动力就会越大，一定的投资就能推动起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过来又会提供更大规模的积累和投资，推动起新的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方面，四川既有基础，又有潜力。四川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经济效益不高。目前每100元固定资产原值提供的总产值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省内也不平衡，九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比其他地区又要高过一倍以上。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又存在生产布局，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等等不合理的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的潜力很大。只要通过一定的投资进行合理的调整，把蕴藏的潜力发掘出来，就会起到投资少，动力大的实际效果。
据此，我们认为四川的发展战略，在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指导下，应以经济基础和投资条件都比较好的四大工业城市为重点，逐步向全省推开，基本模式是：在全国总的战略目标统帅下，以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的重庆、成都、自贡、渡口四大城市为中心。组成合理的经济网络，建成全省的四大经济区，依靠它们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各自向四周展开（包括省内外和国际市场），推动全省城乡经济的发展和开发。
按照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二十年分两步走的战略布署，全省八十年代的投资和发展重点应放在四大城市和与四大城市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四周腹地。九十年代的重点是，依靠四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向四周扩展，组织经济网络，形成以四大城市为中心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即：（1）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南充、达县、万县、涪陵在内的军工、机械、化工、轻工业经济协作区；（2）以成都为中心，包括德阳、绵阳、乐山在内的机械、化工、电子工业经济协作区；（3）以自贡为中心，包括宜宾、泸州、内江在内的天然气，盐和盐化工业经济协作区；（4）以渡口为中心，包括西昌在内的钢铁工业经济协作区。这样，四大城市在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将成为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战略根据地。
我们提出以四大城市为中心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
1.四大城市几乎集中了全省主要工业和生产技术力量。目前全民工业固定资产占全省40％；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将近2/3；每100元固定资产原值提供的总产值，四大城市综合平均高出其他地区综合平均一倍以上。现有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合理等各方面的问题，主要也在这四大城市。据有关方面介绍的情况，目前内地工业平均生产能力利用率，军工企业不到一半，重型机械企业只有40—60％，有的电子企业基地设备利用率只有10％多一点。这类企业在四大城市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极大，只要把这些地方的经济调整好了，理顺了，潜力发掘出来了，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就大有希望。
2.四大城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便利，与四周经济联系密切，除渡口市外，都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全省经济中心，发展经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在这些地区投资发展经济，社会负担轻，能收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
3.四大城市集中了全省绝大部分大专院校和高中级专业人员，科研门类多，学科比较齐全，有进行各种科研的良好条件和消化，推广引进技术的能力，并有发展新型学科的基础。在这些地区投资发展经济，有利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四大城市作为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在全省，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那么如何发挥四大中心城市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呢？我们的看法是；
1.各城市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从现有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利用率不高的实际出发，八十年代应以调整为主，走内含扩大再生产的道路，重在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使现有经济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九十年代则重在发挥向四周扩展的能力，不仅要在物质技术上发挥战略基地的作用，而且要在筹集与供应资金上发挥财力的保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飞跃，转向能耗少，原材料消耗少，技术和知识密集度高的方向发展。
2.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自始至终坚持搞好三个结合。一是不同行业产业的专业技术结合，靠专业化协作提高生产力，生产出技术复杂的高精尖产品去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条件具备的可以按产品系列和技术组织不设专门厂的“皮包公司”，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协作产品。二是军用和民用工业的结合，充分发挥军工的生产技术优势和潜力，组织军工独立生产民用产品或军民合作协作生产军民产品。三是城乡结合，依托城市，发挥城市经济的辐射作用，把工业扩散到农村，组织城乡一条龙的生产或组织专业化协作和各种形式的城乡联办企业。
3.集中力量抓四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抓好面上的经济发展。四川人口众多，基数大，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人均占有量少，要实现“富民升位”，提高人均占有量，只重视点的经济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占人口85％的广大农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立足农业（作物栽培），面向林、牧、渔、副四业。从长远计，提高农村人均收入，很大程度上要靠发展“四业”，特别是副业生产。目前农村社队工业的产值是计算在副业之内，发展潜力很大。1982年全省社队工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只相当于先进省区水平的1／3到1／4。如果能够加快发展，使之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将为实现战略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设想，这样的发展战略由于基础好，潜力大，动力也大，既能使有限的财力、物力得到集中，做到量力而行，办几件大事，又有以四大城市为中心的各个经济区域较快的发展，积累必要的资金，实现战略目标就有必要的物质保障。
三
根据以上发展战略，要为实现全省1981—2000年战略目标积累必要的资金，我们认为，在国民收入的增长与分配上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1.工农业总产值中国民收入的比例要力争保持现有水平。
国民收入是积累资金的源泉。根据总的战略目标和“六五”计划作出的安排，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国民收入要求在2000年达到90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在1981一200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7.2％，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6.5％。
四川与全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都是翻两番，年平均增长速度7.2％。但由于国民经济结构差异甚大，四川实现目标却要困难得多。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四川是1：0.76，全国是1：0.42。四川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高于全国80％以上。实现翻两番，工业年总产值全国只需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8％，而四川则需增长4.8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8.5%；农业年总产值全国只需增长2.4倍，年平均增长速度4％，而四川则需增长2.9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5.57％。工农业的增长速度，四川都要求高于全国水平。
国民收入的增长，四川与全国的目标也大体一致。年生产额全国要求增长3.3倍，年平均增长速度6～6.3％，四川要求增长3.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6.5％。但是，实现目标四川比全国同样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在工农业总产值既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1）总产值的结构。我国过去三十年的情况是，农业总产值中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于工业一倍以上，而农业的发展速度一般低于工业，因此从发展上考察，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所占的比例越大，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就会越慢。如前所说，1980年四川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要高于全国80％以上，这就必然要减慢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过据我们测算，一些同志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分别按工业农业总产值中国民收入应占的比例来计算的，这就消除了结构因素的影响。（2）总产值中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有机构成的提高，产品结构的改变和原材料的改进等，总产值中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将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据测算，四川与全国目标在这方面的要求大体一致，均接近于过去三十年的平均水平，工业为35%（过去五个五年计划期平均为36—34％），农业为70％（过去五个五年计划期平均由76％降到69％）。由于种种原因，只是农业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这就给四川实现战略目标增加了难度。但是，也要看到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不正常现象，其中大的波折就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损失和浪费了大量物质财富，导致了物质消耗的增长，总产值中国民收入的降低。吸取过去教训就可变为潜力，今后一面避免类似损失浪费，一面十分注意提高经济效益，以降低物质消耗的因素去抵减增加物质消耗的因素，从而实现既定的目标，还是有可能的。
2.国民收入分配，要保证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积累基金
国民收入在使用上，经过分配与再分配最终形成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消费基金用于满足人民当前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积累基金则用于发展经济实现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两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有一个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适当安排的问题。这在全国和省的发展战略中都有明确的目标。在消费上要实现人均消费水平成倍增长，在生产上要实现翻两番。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增加，积累就要减少，反之亦然。要实现一定的积累，就要限定消费。在消费基金增长一定的条件下，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取决于人口的增长，要求消费提高得快，人口增长就必须要慢。因此，控制人口的增长，就成为迅速提高人均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党中央的号召，把全省人口在本世纪末控制在1.2亿以内，那么在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6.5％的条件下，就既有可能使全省人均消费水平实现成倍增长，又有可能保证必要的积累水平。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财政分配对积累与消费的形成影响极大。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积累率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综合平均大体是31％，34％。其中有的年份由于积累过高挤了人民生活，引起经济比例失调。前几年调整比例，又出现积累下降，生活上得太快，积累分配中生产性积累下降，非生产性积累上得太多等不协调现象。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没有必要的积累就难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在研究发展战略中，一般都认为，过去虽然积累偏高，但今后也不能太低，应当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把积累定在适当的比例，使之随着生产的发展，相应的应有所增加。我们根据全国和全省的战略目标，确定均以综合平均31.5％进行预测，计算出1981—2000年间积累总额和财政收入均可能达到3400亿元，再低了，实现战略目标就会缺少必要的物质手段。
3.积累分配，要保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投资及投资结构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国家财政，国营企业单位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分配与再分配形成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经济成份统一的投资和投资结构。这种分配的总量是否适度，结构是否合理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仅必须保证必要的投资总量，而且要求实现合理的投资结构。我国过去三十年国民收入分配中，投资的总额与主要结构大体是，国民收入总额中，31%用于积累，69％用于消费。积累总额中，87％是国家积累，13％是集体和个人积累。国家积累中，74％用于固定资产投资，26％用于增加流动资金和后备。集体和个人积累中，63％用于固定资产积累，37％用于流动资金和后备。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基建投资约占80％，更新改造措施投资约占20％，其中工业投资约占基建投资的54％，约占更改投资的70％。今后二十年内，如果全省国民收入能够做到按这样的比例进行分配，则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经济成份实现的投资总量就有可能达到前面所预测的2500亿元左右。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有可能达到2200亿元左右，国家财政投资有可能达到1500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