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善良的母亲想出这个荒唐的骗局也是有她自己的苦衷的：对方是无辜的，但是自己更是无辜的，何况自己还有更远大的理想在等待着呢！明天的婚礼大典又该怎样面对呢？怎样才能了结这个突如其来的事端呢……刘少奇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
第二天，刘少奇按着家里的安排和当地的风俗一一应酬完毕。洞房花烛之夜，刘少奇把自己的想法向新娘和盘托出：自己还有理想追求，封建礼教之下结成的婚姻是不能给彼此带来幸福的，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我走后你还是找一个理想的人家吧。
新娘周氏没有只言片语，只是默默哭泣。
新婚后的第二天，刘少奇费尽口舌向母亲和来参加婚礼的亲戚们予以解释，然后毅然离开了花明楼。
本来想要拴住儿子，没想到为了回避这尴尬的婚姻，儿子反倒更少回家了，而且把周氏的一生也耽误了。
何宝珍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虽然她对这个婚姻不满意，但是对一个经济不能独立的不满20岁的女孩来说，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宝珍在女三师带头闹学潮的时候，欧阳骏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突然想起了何宝珍的婆家。欧阳骏一面与教育厅勾结非法禁闭何宝珍，一面通知蒋家，让他们火速把何宝珍接回家严加管教。
欧阳骏的做法激怒了何宝珍，几年在外闯荡，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接触已经使何宝珍脱胎换骨，她已经是一个敢于和封建礼教对抗的勇敢的现代青年了。她马上给父母捎信，表明自己要与蒋家一刀两断的决心，希望父母想方设法把聘礼退还。父亲看信后，心疼自己的姑娘，只好把仅有的两间草房变卖，凑了六十块大洋，退掉了蒋家的婚事。几年后，何宝珍的父母因为没有地方居住，只好在沈家祠堂的一间破屋里栖身。再后来，由于生活困难，又没有何宝珍的消息，两位老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先后悬梁自尽。
“你们要补我一杯喜酒喽！”
1922年12月底，何宝珍完成了自修大学的全部课程，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她来到了安源，开始和刘少奇并肩战斗。
共同的革命事业，使何宝珍与刘少奇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两人心心相印。1923年春天，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做出了结婚的决定。消息很快就在工人们中间传开了，大家都议论着希望把刘少奇的婚礼办得热闹一些。但是刘少奇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并且把矿长、总监工、工商会长和同乡会派人送来的红包都退了回去。洞房就设在牛角坡的工人宿舍里，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再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了。婚礼在工人俱乐部的会议室里进行。新郎新娘步行来到会议室，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酒席，只在桌子上放了一些茶水和糖果，邀请了李能至、朱少连等几位同志参加。
何宝珍曾把婚期告诉了远在长沙的毛泽东，毛泽东因有要事缠身未能成行，但在信中祝贺她与刘少奇婚姻美满。后来，毛泽东在上海见到刘少奇与何宝珍，看到自己的心思没有白费，非常有成就感，乐呵呵地笑道：“你们要补我一杯喜酒喽！”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根据党的决定，何宝珍带着小儿子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此前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她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先后送他人代养。何宝珍任全国互济总会的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1933年3月，何宝珍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的身份暴露了。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1945年3月22日，刘少奇在延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亲密伴侣何宝珍，为她写了一篇小传：
“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矿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
生二子一女。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监狱执行。
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被发现，第二年判决在南京枪毙。”在这篇言短情长的传记里，刘少奇详细地记录了两个人在白区艰苦条件下并肩战斗的历程。
1923年初，安源路矿丁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新调来一位女教师。她2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干劲十足，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兼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这位教师就是何宝珍。
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何宝珍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她在工作中表现得那样热情、认真，在生活上又那样开朗、淳朴。没有教材，她找来李六如、陈清河编写的《平民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自己动手抄刻蜡纸，油印成书。
缺少纸笔，她就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运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有一次，给大家讲《农夫们辛苦了》这一课，她先让大家熟读课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黄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后她又把学生带到矿区附近的三号桥，直接听农民讲怎样种田耕地，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当年，曾听何宝珍讲过课的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许多课文。”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虽然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没有林阴道上的甜言蜜语，但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幸福感和充实感在他们内心深处洋溢，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为革命事业去共同承受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1岁．刘少奇就调离安源。为了工作方便，何宝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之后，刘步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宝珍随同刘少奇四进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当时，刘少奇在上海总工会1二作，何宝珍从安源来到刘少奇身边，负责通讯联络、管理文件、抄写资料等工作，同时细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刘少奇回湖南养病，不幸被捕入狱。何宝珍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先是找在长沙长郡中学任教的李治安，争取他的同情和帮助，后又通过关系找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让宁乡籍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北伐战争期间，何宝珍随刘少奇进入武汉。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文件收发管理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热情帮助派到武汉工作的同志解决困难。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武汉形势日趋险恶。当时刘少奇正在庐山养病，记挂着留在汉口的何宝珍，于是立即通过关系转告她马上转移到庐山。此时，他们的女儿爱琴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只有几个月。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家里。
1927年10月，何宝珍同刘少奇再次来到上海。那时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跟，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刘少奇正在工人宿舍里开会，一群流氓打手闻风赶来搜捕。刘少奇立即布置转移。这时，何宝珍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与敌人决一死斗！”拔腿就往外冲。刘少奇一把拖住她，严肃地说：“快走，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
1929年春，刘少奇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刘少奇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这次在上海期间，她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刘少奇和何宝珍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
英勇就义
1934年10月18日。深秋的清晨。天低云暗，秋雨绵绵。
荷枪实弹的狱警恶狼般地嚎叫着，前来押解“王芬芳”。
姐妹们深为小大姐担心，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何宝珍听到呼叫自己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从容地离开号子。走到门口时，她回转身来，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们告别。原来，敌人已决定枪杀何宝珍，这是她和姐妹们的永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宝珍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一个年仅32岁的妇女，把青春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雨花台。何宝珍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姐妹们都哭了，无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宝珍是被叛徒出卖的。出卖她的人，是互济会的一个女干部，曾经被捕关押在模范监狱。当时，这个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发生了动摇，何宝珍为此曾做过她的思想工作，对她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会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到生孩子时是可以取保释放的。”不久，她获释出狱，仍在互济会工作。
有一次，她来监狱探监，何宝珍还嘱咐她帮助一位难友家属解决困难。不料，这个女干部后来重新被捕，经不住严刑逼供，供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致使何宝珍重新被提审。敌人对何宝珍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审判官气得发疯，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选择。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则死路一条。”何宝珍响亮地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
何宝珍在敌人的法庭上，就像绝壁上的一棵苍松，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傲然屹立，宁折不弯，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帅孟奇在《一件永远不会忘记的事》一文中，称赞何宝珍“是一个模范党员……具备了共产党员优秀高贵的品质，对党一贯忠实，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当被捕之后，却忘记一切。她常说：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是光荣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辉，照耀了在狱中的同志们……更坚定了斗争的意志。”刘少奇和何宝珍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刘少奇在追念何宝珍时，称颂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1951年12月初，刘少奇到南京视察时，曾参谒雨花台烈士陵园，深切悼念何宝珍和其他烈士。何宝珍生前，对未来满怀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学习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何宝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