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港，
历史与现实就这么神奇地不期而遇了。
在昨天即将消失的地方，
未来的身影飘然而至，
就像鲜活的生命一样，
历史也遵循着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
大中国的海上走廊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三月的闽越大地，花朵鲜亮，细雨阴柔，总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海子这句著名的诗。
我是为了寻访福建四大港而来的，我的足迹遍布泉州、漳州、福州和厦门。由于濒临太平洋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福建以它3300多公里长的曲折海岸线，从遥远的唐宋时期，就一步步成为大中国的海上走廊，以至于自古就有所谓“闽在海中”的说法。泉漳福厦，四大港口，如同一篇锦绣文章的起承转合，它们接力赛般的在上千年的时光里，此起彼伏地成为中国的海上门户。梳理四大港的兴旺与衰落，变迁与蜕变，基本也相当于重温了一回中国海洋文明史。——说是四大港，其实是个概数，因为每个大港下面，无一例外地都有众多的支港：后渚、法石、安平、月港、石码、马尾、江阴、福清……这些听上去平淡无奇的名字，都曾是赫赫有名的商埠，是中国率先走向全球化的桥头堡。可以这么说，辽阔激荡的海洋给福建人带来的，既是闽商书写的辉煌旧事，更是浸入骨血的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
泉州：中国海上零公里
黄昏时分的九日山一派静穆，雀鸟归巢，游人星散，站在山顶的微风中，我能看到晋江水面上若有若无的轻雾。我知道，如果时光往后回溯，我所看到的轻雾中，将会出现为数众多的高大帆影。九日山多岩石，“但有岩石处，无一不刻字”，在这些风格迥异的摩崖里，我要寻找的是一种叫“祈风石刻”的遗物。
那是泉州这座繁荣了几百年的海上巨港的遗物。所谓“祈风石刻”，乃是两宋时期，每年商船出海前夕，太守和主管贸易与港口的市舶使就会来到九日山，为那些被称做“番舶”的远洋商船祈祷一路顺风。每次祈风，都要勒石纪念。一路浏览，我从其中一方石刻上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这段文字描绘的是几百年前的祈风盛况，也是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又一佐证。
泉州港的兴起源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乱。它充分说明，他乡的灾难，很可能却是自身的机遇。那场战乱就是使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对西域失控，那条从长安出发经由西域再通向中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也随之中断。当北方因战乱而经济凋敝时，南方却保持了相对稳定。南亚和中亚的商人们，为了高额利润，不畏艰险地从海上穿越了马六甲海峡后抵达中国。因此，当“丝绸之路”式微并退出历史舞台时，一条以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形成。
历史上的泉州港，由3湾12港组成，这些星罗棋布于晋江和洛阳江入海口的港口中，最重要的当数后渚港、法石港、安平港和蚶江港。
宋元时代的法石港今天不复存在——由于河床淤积，过去千帆竞发的港口已抬升为陆地，昔日泊舟的江面，如今是一条通向后渚港的街道。作为泉州港的主港，后渚港背山面海，港道深阔，不仅利于避风，也利于停泊和起航。上个世纪，在后渚港出土的一条36米长、载重200余吨的宋代商船，再次证明了后渚港旧时的繁荣。这条宋代商船上，有13个水密隔仓。水密隔仓的作用在于，当商船某部分触礁进水，不会导致整条船只覆没。在中国，这种方法的运用始于唐代，比欧洲早了1100多年。1984年，前来参观的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它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安平港位于泉州南围头湾内，港内有白沙、石井两澳夹峙，港内海面开阔，加上陆路交通发达，安平人自古就有出海经商的传统。得地利之便与风气之先，安平商人向来和徽商、晋商齐名，但和徽商、晋商不同的是，他们的经商是外向型的，是通过包括安平在内的港口面向海外的，正如《安海志》所说的那样：“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南国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
元明之交的兵乱使后渚港逐步衰落，安平由于离泉州城较远，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加之海岸曲折，有利于走私，从而慢慢演变为私商大本营，私商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与明政府和外来的荷兰商人及日本商人的博弈中，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郑芝龙与荷兰达成协议：郑的船队把生丝及中国特产运到台湾，再由荷兰人以相当价格收购后转贩日本。郑芝龙受招安后，安平成了半官方半私商性质的福建第一大港。顺治初年，郑芝龙已有部众3万，帆船千只，垄断了以安平为中心的漳、泉海上贸易。其中，一年内从安平至台湾的商船就达33船次，由台湾返安平的17船次。从安平运往台湾的是生丝、白砂糖、瓷器及各种纺织品，从台湾运回安平的是胡椒、鹿肉及日本白银。财源滚滚的安平港给郑成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多年以后，当他打下台湾，还特意把荷兰人修筑的热兰遮城改名为安平。
在今天的安平，有一座石桥，这座横跨于海湾之上的连梁式大桥，乃是当年从港口通往安平镇的必经之路。如今，由于泥沙淤积，许多桥洞下已不再是碧蓝的波浪，而是沉积的陆地，但它那2000多米的长度依然气象恢弘。站立桥面，还能想象得出当年安平作为泉州南港的富庶与繁荣。
蚶江港位于泉州湾南岸。1784年，清政府开放蚶江港与台湾鹿港对渡，8年后，又开放蚶江港与淡水河口的八里岔对渡。其时，福建与台湾的对渡共3处，蚶江港是最重要的中心港。在蚶江，集中了众多泉州及台湾的“行郊”在此做中转贸易。所谓“行郊”，“行”是指商行，“郊”是指各种商行联合的商会。当时，从蚶江港运往台湾的多为陶瓷、药材、茶叶、烟叶及日用品，从台湾运回的则是大米、樟木、楠木、蔗糖、水果等。在蚶江镇保存下来的那条通往古码头的老街，我看到狭窄的街道全由青石板铺成，一块挨一块的石板几百年来已被行人踩得光滑发亮。起伏的房屋间，偶尔会有一两座用牡蛎壳筑墙的老房子。据说，这些牡蛎墙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它们经受了从郑芝龙时代到今天的风吹雨打，却依然像精力充沛的老人那样神采奕奕。
自唐朝开始，在不到3个世纪的时间里，泉州港经历了4次飞跃：北宋时，赶上并超过宁波，仅次于广州；南宋初，赶上广州，与之难分伯仲；南宋末，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港口；元代，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
宋元及明初出版的地理著作和史书，如赵汝适的《诸蕃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周致中的《异域志》，以及官修的《元史》，凡记载我国与海外诸国的航线距离、方位和日程，几乎都以泉州港为基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泉州是中国的圆点和海上“零公里”。据统计，北宋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有30多个，南宋时增至50多个，到元代则增至90多个。众多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来到泉州，既有传教的，也有游历的，当然更多是经商的。那时候，泉州是一座五方混处、华夷杂呈的国际大都市。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使整个世界文明得以互相渗透和交融，那么泉州就是这种渗透和交融的中心。
在当时的旅行家眼里，泉州无疑是一座伟大的城市。马可·波罗曾奉蒙古大汗之命护送公主远嫁波斯，他的远涉重洋之旅，就是从泉州开始的。对这座东方巨港，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蛮子省的各地出售。这里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微乎其微，恐怕还不到百分之一。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马可·波罗所谓的刺桐城，乃是泉州的古称。刺桐是一种原产马来西亚的热带植物，五代时，留从效扩建泉州城，下令遍植刺桐，从此，泉州城便开满了红色的刺桐花，泉州被称为刺桐，泉州港被称为刺桐港。来自海外的刺桐成为泉州的市树，这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泉州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事实上，多年来，除了在这里大量进口来自大食、渤泥、三佛齐、门者婆、真腊、占城等地的龙涎香、丁香、沉香、降真香和胡椒外，波斯的菠菜，日本的瓮菜，暹罗的茄子，南亚的南瓜，荷兰的荷兰豆和葱，它们无一不由泉州登陆，踪迹渐遍中国。作为回报，泉州输出的是丝绸、茶叶、蔗糖，以及泉州生产的深为西方王公贵族喜爱的瓷器和刺桐缎——15世纪，当商人们把精美的泉州瓷器运到欧洲时，虽然贵重得与黄金相当，却仍然供不应求。
伊本·白图泰把泉州港和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是并驾齐驱的国际大港。亚历山大港在埃及，由于得地中海之便而在1000年的时间里稳坐世界第一大港交椅。当泉州港在东方兴起时，亚历山港已然走向没落。从某种意义上讲，泉州港正好取代了亚历山大港，成为当时全球的航运中心和世界第一大港。
在蚶江港附近的一个村庄，我意外地看到了番木瓜、番石榴和火鸡，在当地农民眼里，这是几种普通之极的东西。但事实上，它们全都是不远万里而来的舶来品。有趣的是，在这里，火鸡也入乡随俗了：农民们食用时，不像西方人那样烧烤，而是清炖或红烧。
月港：一个政策型港口的兴衰
其实，我的关于福建四大港的寻访，早在距离大海还有上百公里的华安山区时就开始了。在福建最大的土楼——二宜楼，我惊奇地发现，这座建于清代的土楼，竟然画有半裸的西洋美女，还照猫画虎地描着几行无法拼读的英文，墙壁上，糊着上个世纪初的《纽约时报》。土楼所在的地方是典型的福建山区，在一般人想象中，它往往和阻隔、闭塞之类的词语纠缠不清。但西洋美女和《纽约时报》使我顿悟：这个丘陵起伏的山区，一定有一条和外界交流的秘密通道；这片群山围困的大地，其实和世界并不遥远。后来，当我从华安前往漳州时，我看到了那条秘密通道——那就是水量丰盈、江面宽阔的九龙江和九龙江入海口的月港。
到达漳州后，我先后向几个出租车司机打听月港，他们有的告诉我在龙海，有的告诉我在石码，还有的告诉我在海澄，总之，说法各不相同。后来，当我真的来到码头，我才明白，他们说的其实都不错。因为，位于九龙江下游的月港，原本就是一个沿江布局的内河港，它曲折蜿蜒，形同月亮，因而得名。
九龙江是福建第二大河，这条从闽南山区流出的河，水量大，落差小，自古就是沟通漳州和闽南山区的要道。至于月港，它的港道从海澄镇起，顺流而东，经过海门岛后到达九龙江口的圭屿，并经厦门岛入海。据记载，从月港到厦门，无动力时代的船只需要航行差不多一个晚上。属于内河港的月港，港道不深，出海也不方便。当地人介绍，以前，由于九龙江水浅，大船装满货物后从月港出发时，必须得用几条小舟拖曳，大船才能航行。如此说来，月港并不是一个适合建立港口——至少并不是一个适合建立出海大港的地方。考察历史，不难发现，月港是一个政策型的港口，它的崛起和繁荣，纯属阴差阳错。
元末，泉州因饱受战乱而衰落，但对内对外贸易的需求并不会因泉州港的衰落而终止，这种需求必然会刺激人们在另一个地方建设一个“泉州港”，于是，距离泉州只有几十公里的月港闪亮登场了。
月港的出现，同时也和明代海禁政策密切相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止张士诚和方国珍残部与倭寇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当然，更主要的内在原因，在于小农意识对于开放的海洋的恐惧——从而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但是，福建沿海不仅有多年的海外贸易传统，而且由于地少人多，农耕不足生计，必须以舟为田，才能生存。这种情况下，即便有被抓获后充军乃至斩首的风险，海上走私仍不绝如缕。对此，福建学者郑有国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总结说：“明朝扼杀了一切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把一切海外活动视为洪水猛兽，无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大环境的急剧变化，在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下，民间商人可以选择的就是海盗式商人活动，以背叛的形式反抗这种制度。”
15世纪，葡萄牙人打通新航道，并在占据马六甲后，与中国沿海接触。但是，葡萄牙人面对的乃是闭关锁国的海禁；1522年，当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广州后，他们开始寻找沿海的偏僻小岛为基地。其中，最主要的基地是宁波附近的双屿和厦门南边的浯屿以及漳州的梅岭。在双屿和浯屿，不到一年的时间，葡萄牙人就设立了行政机构，修建了1000多间房屋，常住人口达3000多，其中葡萄牙人就有1200多，俨然事实上的国际贸易网点。
如火如荼的走私招来了政府讨伐。朱纨就任浙江巡抚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后，派兵围剿了双屿、浯屿和梅岭。在浯屿，一次就逮捕并处死葡商数名，闽商90余名。他还采纳俞大猷的建议，用上万根修长的松木钉入航道，封闭了3个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