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一套“思想者文丛”，汇集具有思想者品格的作者的散文作品。在已出和将出的品种中，除了史铁生、韩少功、何怀宏、朱学勤和我的散文外，还有一本《韩东散文》。作为该套丛书的主编，我正在读韩东的这部书稿。坦率地说，我以前只读过韩东的诗，很喜欢，也知道他近些年写小说，颇出名，但从没有把他看成一个散文作家。向他约稿是丛书的责任编辑钟晶晶提出的，我虽然同意了，心中却不免存疑。凭直觉，我对他有一种基本的信任，相信一个作家的精神力度是一个常数，一般不会在另一种体裁中丧失。我担心的是数量，因为写散文是不能突击的，这要靠平时的积累。
事实上，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韩东散文的数量的确不多，仅二十余万字，并且其文字或思辨，或朴实，与所谓美文彻底无关，但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已足以令我击赏。这些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爱情的一种相当独特的研究，我想在以后有机会时再进行讨论。第二、三部分是对诗、小说、写作的思考，表达了一位写作者的一种相当纯粹的写作立场，趁着印象新鲜，我先来说一说我在这方面的感想。
我相信，凡真正的诗人、小说家、文学写作者都是作品至上主义者，他的野心仅到作品止，最大的野心便是要写出好作品。这就是我所说的纯粹的写作立场。当然，除了这个最大的野心之外，他也许还会有一些较小的非文学性质的野心，例如想获得社会上的成功。有时候，这两种野心彼此混杂，难以分清，因为写出的究竟是否好作品，似乎不能单凭自己满意，往往还需要某种来自社会的承认。然而，自己满意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把社会承认置于自己满意之上，社会野心超过甚至扼杀了文学野心，一个写作者就会蜕变成一个世俗角色。
写作者要迅速获得社会上的成功，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向大众献媚，通过迎合和左右公众趣味而成为大众偶像，二是向权威献媚，以非文学的手段赢得某个文学法庭的青睐。前者属于商业行为，后者则多半有政治投机之嫌。当然，世上并无文学法庭，一切自以为有权对文学作出判决的法庭都带有公开或隐蔽的政治性质。同样，凡是以某种权威力量（包括诺贝尔奖）的认可为目的的写作，本质上都是非文学的。这些追求的功利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文学圈中的人，韩东对之有着清醒的观察。在此之外，还有一些表面看来不那么功利、甚至好像非常崇高的意图，韩东的清醒更在于看出了它们的非文学性质。譬如说，有些人为了进入文学史而写作，他认为这是很可笑的，并讥笑那些渴望成为大师的人是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平庸的人生目标，其平庸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心要当科长局长的小公务员。另一种可笑是以神圣自居，例如把海子封作诗歌烈士，同时也借此确认了自己的一种神圣身份。他尖锐地指出，在这些奢谈神圣者那里，我们看不到对神圣之物的谦卑和诚信，看到的只是僭越的欲望。其实，进入文学史和以神圣自居往往是现实的功利欲求受挫后的自我安慰，在想象中把此种欲求的满足放到了未来或者天国。正如韩东所说，这些人过于自恋，宁愿使自己的形象更唬人些，也不愿把作品写得更好些。一个专注于作品本身的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不甚得志，也仍然不需要这类安慰的。
所谓传统的问题好像使许多文学青年（当然不只是文学青年）感到困扰。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是传统与创新的关系，由经典作品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如此强大，而后来者的价值却必须体现为创新，于是标新立异成了一种雷同的追求，因其雷同而又成了一种徒劳的努力。另一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关系，面对似乎在世界上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一些人以国粹相对抗，另一些人企图嫁接于其上。我觉得韩东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单纯而深刻的。他的立足点是生命现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具有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的空无，而任何一种传统，不论本民族传统还是异族传统，都只是这个生命所遭遇的现实之一。由于生命的共通奥秘，不同的传统是可以彼此沟通的，但沟通不是趋同，而是以阻隔相互刺激，形成想象的空间，从而“让目光落向彼此身后的空无或实在，那无垠而肥沃的绝对才是我们共同的归宿”。因此，对于纯粹的写作者来说，国粹、西化、标新立异皆非目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表达他对生命本质的领悟，这生命本质既是永恒而普遍的，又是通过他所遭遇的生命现实而属于他的。
作为诗人和小说家，韩东对于诗和小说皆有独到的心得。例如，他强调诗的天赋性和纯粹性，诗人对于诗只能“等待和顺应”，反对长诗、诗意的散文等等；认为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其使命是面对生活按其本性来说固有的无限可能性，而不是现实主义地反映、浪漫主义地故意背离或者巫术式地预言“现实”，因为所谓“现实”只是生活的零星实现了的有限部分罢了。这些见解使我感到，他在文学上的感觉十分到位，而这大约不只是才能使然，和他坚持纯粹写作的立场也是分不开的。他的文论中贯穿着这一不言而喻的认识：作品是一个作家得以表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的唯一手段，也是他可以从文学那里得到的最高报偿，作品之外的一切文学名义的热闹皆无价值。在我看来，一个写作者真正需要的除了才能之外，便是这种作品本位的信念，谁若怀着这样的信念写作，便一定能够走到他的才能所许可到达的最远方。
1997年12月
都市生活与爱情
为一个年轻女孩写的都市爱情小说作序，我肯定不是合适的人选。可是，在那间幽雅的小客厅里，当这个安静的女孩那样信任地把她的绘画和散文作品一一拿给我看，并且告诉我，她从上大学开始就喜欢我的文字，那时我已经明白，我不能拒绝她的这个小小的要求。
应该承认，虽然我身居都市，但我对于都市生活是相当陌生的。我尤其不熟悉都市里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不熟悉他们那种嚼口香糖、听流行音乐、打保龄球、泡酒吧的生活方式，而《北京的独身男人》这部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不过，小说的内涵是古老而常新的爱情主题，我不能说对此毫不了解。读完整部小说，我的印象是，陈薇通过这部小说在探索一个她认为非常重要、并且多少有些令她苦恼的问题，即在现代都市生活条件下真正的爱情是否可能。我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正是这一思想内涵使得这部作品不同于通常的纯情小说。
故事的主人公可以说是一个纯情女孩，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爱情理想，即要寻找那样一个唯一的爱人，他在所有的轮回转世中都将与自己相伴。但是，与此同时，作者又清醒地看到，都市生活对于这一爱情理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方面，在普遍的金钱和物欲躁动中，一个年轻女性不可能完全不受诱惑。“她总是被两种力量控制着：一边是绵绵无尽的爱，另一边是滚滚而来的都市生活。”另一方面，喧嚣的商业化浪潮使得一切古老的价值包括爱情价值分崩离析，“看看周围的人吧，谁还会在乎什么。”在两性关系中，人们抱着谁也别认真的态度，成熟的男女直奔主题，婚外恋和家庭两不误的“后现代”模式盛行，到处都在上演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有迪厅有鲜花有微笑，却唯独没有真爱”。如果说，在过去的专制时代，我们曾经被爱情遗忘，那么，在现在的商业社会，则是我们遗忘了爱情。
可以想见，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寻求真爱的道路该是怎样地曲折了。因此，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终于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另两位年轻女性的寻爱经历也均告失败，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这样的安排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困惑。我相信，这同时也是许多年轻的都市女性的困惑。但是，作者的价值立场仍是坚定的。愈是在普遍的浮躁和冷漠中，真爱就愈见其可贵，唯有真爱才能给人以踏实的生命之感。作品中一位女性曾有同性恋的经历，女主人公对此的态度由反感而变为理解，作者藉此揭示了一个朴实而伟大的真理：“任何人任何事，只要真爱都令人感动。”
当然，问题仍然存在，真爱的可贵并不能消除这样一个事实：面对无情的世俗，真爱往往得不到回报，反给自己造成痛苦。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每一个崇尚真爱的人面前。真爱不求回报，甘愿自食苦果，甚至甘冒受骗的危险，这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态度。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便是如此，她说得有理：“老是怕受骗，就永远得不到爱。”不过，作者好像并不满意这种解决的方式。她的主人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以实用主义来确保理想主义”。从主人公的行为看，这大致上是指在追求真爱的同时，不放弃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注意保护自己，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据我看，这两种方式都各有其道理，真爱就是不设防，但不设防并不是孤注一掷。我甚至觉得，哪怕有情人终成眷属，那陪伴着轮回转世的爱人也永在互相的寻找之中，在互相的寻找之中方有永恒的爱情。
所以，最后我要再说一遍，陈薇的这部小说不止是一部纯情型小说，更是一部思索型小说，她从一个年轻的都市女性的视角出发探讨了都市生活中的爱情问题，这个问题也在困惑着我们，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的。
1998年1月
超验的死和经验的死
去年十二月，应席殊先生之邀到南昌参加一个活动，其间结识了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晓江先生。郑先生慷慨地赠我以他在台湾出版的著作多种，皆涉及死亡问题的研究。我当时颇觉意外，因为我尚不知有大陆学人在此领域做了系统的研究，而其成果却未在大陆地区发表。所以，当郑先生告诉我，他的一本新作《超越死亡》即将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且嘱我写序时，我就欣然应允了。我自己虽然也常常思考死亡问题，但未尝对思想史上的有关资料作系统的梳理，在此只能就这项研究的方法论说一点想法。
据我之见，死亡问题的研究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一是形而上的层面，即宗教和哲学，另一是形而下的层面，包括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之所以分成这两个层面，则是因为死亡作为一个对象，兼具超验和经验这样两种不同的性质。
作为超验的对象，死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经验到的。如果说死就是肉体生命的解体，那么，没有人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确知人在肉体生命解体之后是一种什么状态。所谓濒死体验所涉及的仅是生命解体过程中的心理体验，而非解体完成之后的状态。不论医学怎样越来越精确地给肉体死亡下定义，也不能使我们向死亡的超验本质更加接近一步。诸如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灵魂归于何处，抑或死后只是绝对的虚无，这样的问题永远不是经验以及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所能回答的。在此意义上，死是永恒的谜，其真相永远隐藏在神秘的彼岸。
然而，正是死亡的这种超验性质使得它成了哲学和宗教所关注的重大课题。既然死是人生的必然结局，对人生图景和生命意义的总体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对这个结局的含义的破译。由于死的含义是超越于经验之外的，所以，对之的解释只能或者是玄思性质的，或者是信仰性质的。哲学和宗教都确认某种超验的不朽的世界本体之存在，而把死解释为个体生命向这一本体的复归，区别仅在于哲学是靠玄思来建构超验本体，宗教则以神的名义把超验本体规定为信仰的对象。在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那里，超验本体的性质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便是它的存在保证了生命的某种不朽性，使生命不致因为死亡而归于彻底的无。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把死解释成另一种有，甚至是比生更圆满的有。也许佛教是唯一的例外，佛教的本义是把生死都看作无的，教人在此基础上看破生死之别，从而不执著于生命之有的幻象。
除了超验的含义之外，死亡同时也是一个经验的事实。作为经验的对象，死亡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我们的确可以看见别人死去的样子，我们还可以依据这种经验想象自己死去的样子。我们甚至还必然要经验到自己死去的过程。在超验的死与经验的死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指死后灵魂的归宿，由之而驱动所谓的终极关切，属于哲学和宗教的领域，后者是指肉体死亡的现象，由之而产生临终关怀、遗属安慰等实际的必要，须靠医学心理学之类实用的学科来解决。我本人是把死亡的超验方面看得更重要的，认为唯有对这一方面的思考才是真正哲学性质的，而过于看重经验方面则很可能会损害死亡的精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