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自嘲
有一件事，我一直羞于启口，但我现在要把它明明白白说出来一一
今年我五十岁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算什么秘密，我们早已从你好几本书的作者小传上推算出来了。
不错，但是从我自己口中说出来就不一样。我一直心存侥幸：未必许多人注意到了我的小传。反正我希望知道我的年龄的人愈少愈好，人们把我的年龄估得愈低愈好。我自以为内心和外表都还年轻，就希望别人真把我看成年轻，反倒觉得真实年龄于我成了一种歪曲。
对于五十岁我真是充满委屈。五十岁，怎么就五十岁了？年轻时看五十岁的人，不折不扣是“半百老人”，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会这么看我。可是我还没有年轻够，怎么就老了？
据说在一些读者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对人生看得很透也活得很明白的哲人，现在他们该知道了，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对自己的年龄尚且遮遮掩掩，如此不成熟，哪里谈得上哲人胸怀。也许正是为了给我这种极幼稚可笑的虚荣心下一帖重药，我便大张旗鼓地当众报出了这个如同我的心病的五十岁。一言既出，有耳共闻，从此我没了吞吞吐吐的余地，或许就可以坦然面对渐入老龄的无情事实了。
好了，我不再讳言年龄，因此而更有权说一说我的真实感觉了。我确实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到了五十岁的人，对此我可以提出一些有力的证据。
五十岁的人大抵功成名就，在社会则为栋梁，在学界则为师长，肩负着指点江山、教诲青年的庄严使命。可是，我毫没有这种使命感。不必说我不具备治国经邦的能力，即使像当今精英们那样呼朋引类，聚而研讨事关文化存亡的重大课题，我也仅安于旁听，并无为天下立言立法的雄心。我的所学所思太不实际，没有可操作性，造不成什么势。所以我也不想当老师，因为我无以教学生。迄今为止我确实不曾招过一个学生，听人叫我老师是我始终感到很尴尬很不习惯的事情。
那么，五十岁的人总该久已成家立业，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吧？可是，在这个别人早就当父亲有人还当了爷爷的年龄，我却依旧膝下无儿，又成孑然一身。关于爱情、婚姻、家庭我说过许多貌似聪明的话，到头来自己却走不出困惑。历数平生的坎坷，也算得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了，但并未因此变得心如磐石，风雨不入。如今，我心中仍有太多的幻想，勘不破一个情字，有意无意仍在追求一种完美，而且至今执迷不悟。
按照某些东西方贤哲的先例，五十岁或不到五十岁就该是收拾行装准备告别人生的时候了。基于对生死大限的思考，我也早想着要把佛教留作晚年的一种精神寄托，但至少现在还觉得为时过早。我愿意在某种意义上归隐，远离喧闹的人世，可是我决不愿意远离可爱的人生。不过，我也不像眼下许多五十岁的人那样讲究养生之道。我抽烟喝酒，不吃素，不练气功。我承认我经常跑步和游泳，但那主要不是为了长寿，而是为了当下的身心愉快。
总而言之，在我身上全然找不到五十岁的品德，不威严也不稳健，不世故也不恬淡，对这个年龄实在当之有愧。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连四十的“不惑”、三十的“立”也做不到。硬要攀比，最多可以说沾点儿“志于学”的边，到如今脑里还在不断编织各种学习梦，买进也许永远不读的书，制订也许永远完不成的读书计划。然而，他老人家是“十五而志于学”，对比之下，我发现我枉活了多半辈子，在起点上就停住了。
不过，我并不气馁。我这么想：“知天命”固然是一种境界，“志于学”也是一种境界，其实两者并无高低之分。五十而志于学，不失童心，活得年轻，又有什么不好？这样一想，我就不但能坦然面对我的年龄，而且能坦然面对好像有负于这个年龄的我自己了。
1995年12月
奢侈品的不便
在巴黎时，友人送我一本精美的活页记事本，真皮封面，内芯是1996年度的记事页，纸质极佳，每日一页。他是为了祝贺我的生日，特地花了一百多法郎买来送我的。我很感谢他的这份礼物，却不知拿它作什么用。每到新年在望，我都会得到类似的年度记事本，当然远不如这本巴黎产的精美，但也一律使我感到华而不实，派不上用场。用来记事吗？我的日子过得很简单，不像商人、政客、明星，有那么多的事务和约会，需要精确地安排日程，详尽地记录备忘。用来写日记吗？可是，我并非每天都有值得一写的经历的，有时候又会心潮澎湃一泻千里，怎么能削足适履，按照每日一页的篇幅来分配我的生活和思想呢？所以，结果是，若干年下来，积压了好些这类废弃不用的空白记事本，成了一堆彻底无用的垃圾。
还有那些漂亮的书签，据说是专供夹在读到一半的书里，作标签用的。然而，我虽然也有一些这样的书签，却从来想不到用它们。不，我宁可用随手抓到的小纸片，其标签的功能丝毫不亚于世上最豪华的书签，而且我在读书时可以在上面随意写点什么，也可以随意将它们丢弃。
诸如收藏精美的稿笺、信笺、笔记本、藏书票之类，就像收藏邮票、古币一样，不失为一种雅好，但是肯定和真正的精神创造活动无关。依我之见，一切奢侈品都会给精神活动带来不便。翻一翻文学史和艺术史，多少流传千古的文字和乐曲，一开始只是写在不起眼的纸片上的。灵感袭来之时，但求一吐为快，绝不讲究承载物的质地。当内容是妙手偶得的时候，承载它的物质材料就当然是信手拈来的了。唯其信手拈来，所以心态是自由无碍的。
推而广之，我相信物质上的简朴乃是精神上的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譬如说，我最不爱穿西服，就因为西服使我感到非常不自由。在我看来，穿前那熨烫的功夫，对褶缝的讲究，领带花式的配备，穿时那保养的功夫，对礼仪的讲究，举手投足的谨慎，都是对我的自由的粗暴剥夺。所以，我平生几乎不曾穿过西服，出国时也是一套不带，穿一身夹克和牛仔裤漫游欧洲，随地坐卧，那多自在。
那么，现在我使用电脑写作，岂非违背了我的上述信念？是的，在享受电脑所提供的种种便利的同时，我确实感觉到了它的诸多不便。例如，当我脑中闪过突然的感想时，倘若要去打开电脑把它们写下来，实在是不胜其烦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在我的案头、床头依然放着许多小纸片，它们在我的精神生活中继续发挥着电脑永远无法代替的作用。
1996年2月
侯家路
春节回上海，家人在闲谈中说起，侯家路那一带的地皮已被香港影视圈买下，要盖演艺中心，房子都拆了。我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从记事起，我就住在侯家路的一座老房子里，直到小学毕业，那里藏着我的全部童年记忆。离上海后，每次回去探亲，我总要独自到侯家路那条狭窄的卵石路上走走，如同探望一位久远的亲人一样也探望一下我的故宅。那么，从今以后，这个对于我很宝贵的仪式只好一笔勾销了。
侯家路是紧挨城隍庙的一条很老也很窄的路，那一带的路都很老也很窄，纵横交错，路面用很大的卵石铺成。从前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置身在其中，你会觉得不像在大上海，仿佛是在江南的某个小镇。房屋多为木结构，矮小而且拥挤。走进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便到了我家。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上海人称作亭子间。现在回想起来，那间屋子可真是小呵，放一张大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空余之地了，但当时我并不觉得。爸爸一定觉得了，所以他自己动手，在旁边拼接了一间更小的屋子。逢年过节，他就用纸糊一只走马灯，挂在这间更小的屋子的窗口。窗口正对着天井上方的小木桥，我站在小木桥上，看透着烛光的走马灯不停地旋转，心中惊奇不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爸爸妈妈可真是年轻呵，正享受着人生的美好时光，但当时我并不觉得。他们一定觉得了，所以爸爸要兴高采烈地做走马灯，妈妈的脸上总是漾着明朗的笑容。
也许人要到不再年轻的年龄，才会仿佛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父母也曾经年轻过。这一发现令我倍感岁月的无奈。想想曾经多么年轻的他们已经老了或死了，便觉得摆在不再年轻的我面前的路缩短了许多。妈妈不久前度过了八十寿辰，但她把寿宴推迟到了春节举办，好让我们一家有个团聚的机会，我就是为此赶回上海来的。我还到苏州凭吊了爸爸的坟墓，自从他七年前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上坟。对于我来说，侯家路是一个更值得流连的地方，因为那里珍藏着我的童年岁月，而在我的童年岁月中，我的父母永不会衰老和死亡。
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那一带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一个巨大的工地。遭到覆灭命运的不只是侯家路，还有许多别的路，它们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当然，从城市建设的眼光看，这些破旧房屋早就该拆除了，毫不足惜。不久后，这里将屹立起气派十足的豪华建筑，令一切感伤的回忆寒酸得无地自容。所以，我赶快拿起笔来，为侯家路也为自己保留一点私人的纪念。
1997年3月
启蒙的契机
走在街上，常常会遇见三五成群的少年，你呼我吆，开口必带脏词，嚼着口香糖，喊着流行歌曲，喧嚣而过。当然，他们是中学生。至少在一部分中学生中，这好像是一种时髦的做派，是他们心目中的潇洒。我不禁回忆起自己的风格迥异的中学时代，愈发感觉到了岁月的遥远。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身体和心灵中无不涌着一股莫名的骚动。不过，在我们那时候的中学生身上，这股骚动似乎更多的是内敛而非外扬的。当时，从学校到家长，从报纸到各种读物，期待于一个中学生的都是好学上进。我永远忘不了贴在我们中学阅览室墙上的高尔基的一句话：“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扑在书籍上的形象无比光辉，仿佛代表了人生一切美好的价值。我甚至因此而蔑视读书之外的任何快乐，譬如说，看见男女同学彼此调情打闹就心生鄙夷，走过琳琅满目的闹市则目不斜视，这种种姿态都巩固着我的自信，使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志气的少年。用现在的眼光看，我当年这种“唯有读书高”的志向当然未必高明。然而，不管幸与不幸，这种看重书籍和精神事物的价值观念是在那时扎下的根，后来几乎影响了我一生的道路。
在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中，少年时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谁没有体验过青春的魔力降临时的那种奇妙的心情呢？突然之间，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一片隐藏着无穷宝藏的新大陆。少年人看世界的眼光是天然地理想化的，异性的面庞，两小无猜的友情，老师的一句赞扬，偶尔读到的一则故事或一段格言，都会使他们对世界充满美好的期望。从总体上比较，少年人比成年人更具精神性，他们更加看重爱情、友谊、荣誉、志向等精神价值，较少关注金钱、职位之类的物质利益。当然，由于阅世不深，他们的理想未免空泛。随着入世渐深，无非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把理想当作一种幼稚的东西抛弃，变得庸俗实际起来；或者是仍然坚持精神上的追求，因为实际生活的教训和磨练，那会是一种更成熟、更自觉的追求。一个人最后走上哪一条路，取决于种种因素，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他年少之时那种自发的精神性是否受到有效的鼓励和培育，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无庸讳言，对于处在精神成长起点上的少年人来说，当今社会所提供的环境并不有利。他们被流行文化包围着，小小的年纪难以抵挡市场大规模炮制的趣味的侵蚀。但是，尽管如此，少年人天然的理想主义并非那么容易扼杀的。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一些便出自中学生之手，信中表现的性灵之纯正，思想之敏锐，见地之不俗，常出大读者之右，令我惊喜不已。这使我相信，今日关心少年人精神成长的人们仍然大有可为，便是做他们的朋友，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流，让他们听到另一种声音。这另一种声音一旦被他们领悟，便足以抵御来自市场的噪音。
1997年4月
录音电话
我一直为电话的干扰而苦恼。潜心写作时，突然响起的铃声令人惊心动魄，而倘若半天内接到五个以上的电话，那半天的计划就破产无疑。歌德之所以能够成为大文豪，我相信原因之一是他的书房里没有安装电话—电话是在他死后四十四年才发明的。不过，由于电话的明显便利，安上就不想拆了。假如歌德在世，他一定也不肯舍弃这种便利。
朋友们劝我：安个录音电话吧。录音电话的好处是，既能享受电话的一切便利，又可避免它的干扰。说直白些，即是掌握了主动权，想给别人打就尽可以打，别人打进来不想接就尽可以不接。这是个好主意，我采纳了，安装迄今已有一年多。然而，事实是干扰依旧，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