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合后的院系，在实力上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胡适尤其重视院系 “领头羊”的队伍建设，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并邀请高一涵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的人选，如政治学系主任罗隆基、数理学系主任胡耀楣、经济学系主任刘秉麟等，亦是一时之选。
1929年春，中国公学再度调整院系，变为三院六系，即“文理学院，属此者为文史学系，数理学系；社会科学院，属此者为政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院，属此者为普通商学系，银行会计学系”8。至此，胡适、杨亮功时期的院系调整基本到位。
在胡适、杨亮功的精心经营下，经历驱逐校长风潮的中国公学迅速恢复元气，声名远播。杨亮功到校后不久，即着手办理招生，但由于当时风潮刚过，一切尚未理顺，报考者仅有百余人，最终录取30余人。到了1928年8月底第二次招生，报名人数已逾千人，最终择优录取了300余人。等到1929年秋季开学，学生已增至1300余人，以至于原有的吴淞校舍已无法完全容纳，只得将社会科学院搬至上海闸北八字桥租房上课。
这场搬迁，还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由于远离大本营，且是租借民房上课，条件有限，设备简陋，导致很多师生情绪低落，甚至心生抵触。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当时就读于中国公学，也是坚决反对将院系迁往上海的一员。许多年后，他还记得在暑假里的某个夜晚，社会科学院全体同学召开大会，展开激烈辩论。这时候，学校秘书长丁鸟音走进会场，将胡颂平一把拉到旁边的办公室里，说了很多话，大意是让他劝大家别再闹了，否则可能会出乱子。最终，大会还是通过了搬迁的决议。
其实，对于胡适、杨亮功来说，如果不是学校经费困窘，无力营建新校舍，何至于非要搬迁校舍、租房上课。更多时候，也是一种无奈之策吧！
学生“挑”名师
胡适的好友、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究竟处在什么位次，最主要的就是看其聘请教授的素质。对于这一点，胡适与杨亮功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即便中国公学再穷，也要出高薪聘请名师！
在给教师的薪金上，胡适和杨亮功绝不吝啬：别的学校每小时讲课费5元，中国公学就开出每小时6元的条件，吸引名师加盟。加上胡适凭借自身在学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亦促动不少学人前来帮忙。
对于教授的聘请，胡适和杨亮功相当慎重，“我们认为一个学校的优劣，完全看它所聘的教师为准，故美国教育界曾有一句流行话：‘教师如何，学校如何。’一般学生上学，与其说是选择学校，毋宁说是选择教师”9。中国公学当时采取的就是自由选课制，凡不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根本就无立足之地。
据中国公学毕业生徐鸣亚回忆，胡适、杨亮功时代的中国公学，不像现在的大学，教务处把各班的课程表排好后，学生们就按照课程表上课。那时，教务处只负责把聘好的同一科的教授姓名和上课时间公布出来，由学生自行挑选。学校规定30人一班，超过了30人，系主任不签字，学生再去另选。达不到30人的课程，自然取消，开设这门课程的教授自然也就无书可教，只能走人。
即便设置的门槛如此之高，但在胡适、杨亮功的努力延聘下，中国公学还是在短时间内云集了大量教育界的精英，比如社会科学院院长由高一涵担任，主要教授则有张慰慈、刘秉麟、杨鸿烈、陈顾远、刘英士等人；中国文学系则由陆侃如、冯沅君主持，聘有沈从文、马宗霍、白薇等人；英文系则有梁实秋、袁昌英、蒯叔平、叶公超、谢子尧等人，“大致说来，全校所聘教授以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人选较为整齐”。
社会科学院院长高一涵，安徽六安人，生于1885年。1911年，自费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开始系统接受政治经济学教育。1917年7月，毕业回国，随李大钊搬至朝阳门内竹竿巷，专事《甲寅》日刊的撰稿、编辑工作。1927年1月，经陈独秀、章伯钧介绍，高一涵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政治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四一二惨案”后，高一涵避居上海，在上海法政大学任教，兼政治系教授。到了1928年4月，胡适接手中国公学，高一涵遂应邀到校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本科教授。于是中国公学里多了一份传奇。
据中国公学毕业生江厚垲回忆，中国公学时代的高一涵“喜欢剃光头，高高的个子，戴副金丝眼镜，穿着长衫，国语不离合肥音”，“教我们欧洲政治思想史，因为讲解清晰，材料丰富，选读这课的人很多，而且听得津津有味，真佩服他的精力过人，他能自早晨九时上课，直到十二点多钟下课，接连四堂，一气呵成，虽休息时间亦不停止讲授。而且不看书本，讲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他站了四个钟点倒毫无倦容；我们坐在底下听讲的，反有些‘吃勿消’，真是说来惭愧”10！那时，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上、中、下册已经出版，各大学开设这一课程的，均相率采用，一时间洛阳纸贵。
而在中国公学毕业生倪思榖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高一涵的政治学课程和他的大板烟斗：“高教授一手拿着粉笔，一手拿着大板烟斗，器度轩昂的走进教室，室内虽有一百多学生，但是鸦雀无声，静悄悄地等待他。高教授的这门政治学，既没有指定课本，又没有发讲义，完全是口授笔记，他先把纲目写在黑板上，然后按照纲目的次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授，他讲完一节，便走近窗口，吸几口板烟，休息一会儿，正好让同学们利用这一点空隙，把笔记整理完毕，再听他继续讲下去。那一股悠闲的情趣，或许在今日的各大学中已经不能看到了。”11高一涵的政治学课程，是把政治学和政治思想综合起来讲授，条分缕析，贯穿古今，自然深得学生的青睐。
如高一涵般在学生中享有较高声望的教师，还有张慰慈。有学生回忆张慰慈的政治学课程，“条分缕析，清楚异常，所以颇易记忆”。在当年，他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和北京大学最早的政治学教授，一度声名远播，堪称风云人物。
张慰慈，1890年出生，字祖训，江苏吴江人。他进中国公学担任教员，应该缘于他与胡适的少年情谊——1905年前后，两人就一道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后来，两人又同在美国留学，并一道学成归国进北大任教。
在胡适写于中国公学时期的日记里，有很多与张慰慈往来的记录。比如1928年6月14日，胡适刚担任中公校长不久，“与孟和、慰慈同吃饭，谈了许多时候”；1928年9月28日，“今日中秋，与冬秀、祖望、思杜同到杭州去游玩；同行者，慰慈夫妇同他们的大儿子”。由此可见，张慰慈与胡适私人关系非同一般。
张慰慈很早便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撰写政治学类文章，如《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等，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制度、国际政治和妇女问题。在中国公学，一开始使用的课本是他编著的《政治学》，后来他又编了一本《政治浅说》，深入浅出，文字生动，学生们人手一本。
除了自身著述之外，张慰慈还勤于翻译。比如他曾翻译过叔本华的《妇女论》，是以男性社会的视角去评价女性，还曾引起过鲁迅的不满：“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女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而让中国公学毕业生江厚垲印象深刻的，是张慰慈翻译的《骂人的艺术》这本书：
有一次上课，中间休息，坐在我前排的女同学忽然看书而拍起课桌来，我抬头一望，便觉得此书有一看的必要，为欲研究拍桌的原因，下课后立即设法买到一本，一口气读完，深觉颇有至理。例如其中有一段，大致说：“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立刻回骂，要忍得住气，在那里等机会，等到他说错了话，有了漏洞，你立刻抓着他这句话反驳，气得他要死。别人看来，他很凶恶，骂个不停；而你却一表斯文，态度安详，因而产生好感，批评他不是。”又如：“夫妻吵架，最难对付的是你岳母大人出来帮腔，她是长辈，你要让她三分，岂不是骂输了？不要紧，你把你的母亲请出来对付岳母，你就可以不吃亏了。”诸如此类的骂人艺术很多，无怪这位女同学看了要拍案叫绝呢！12
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就是想不受学生欢迎都难。遗憾的是，高一涵、张慰慈在中国公学任职的时间都不太长。离开中国公学后，两人都先后走向了仕途。1931年初，高一涵接受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邀约，到南京出任监察院委员，后历任两湖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国民大会代表等职。差不多稍晚一点时间，张慰慈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任秘书，后历任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铁道部参事和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事等职。
一代风流人物，空余后人慨叹。
传奇“夫妻档”
有大学的地方，就有传说。
大学里的故事，总是别有风味。在中国公学里，教师队伍中还有一对独具传奇色彩的“夫妻档”——陆侃如和冯沅君，他们的故事与胡适、杨亮功也有着不解的缘分。
陆侃如，原名侃，字衍庐，笔名小璧，祖籍江苏太仓，1903年11月出生于江苏海门一个士绅家庭。父亲陆措宜，读过师范，精通中医，办过学校，推行新学，给陆侃如带来较大的学术影响。但对陆侃如一生影响最大的学者，无疑是胡适。
据陆侃如回忆：“五四运动的第二年，我考上北大，我到了新文化的策源地。和当时的其他青年一样，我马上便成了胡适的崇拜者。我熟读他每一篇文章，甚至模仿他的字体。他家里挤满了青年学生，我几乎天天去和他谈话。”13这里陆侃如的记忆或许有误，他于1920年初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后才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不过，他到了北京后不久就开始给胡适写信请教读书、学术等问题，目前可见的最早信件写于1920年9月29日。
在胡适的指导和自身的努力下，陆侃如大一时便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屈原》，引起不小的轰动。陆侃如出众的才情，很快便吸引了同校国学研究所女生冯沅君的目光。1923年11月24日，在胡适的一次演讲会后，两人相识。
1900年，冯沅君出生于河南唐河县一个书香门第，受大哥冯友兰、二哥冯景兰的熏陶，从小便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表现出惊人的天赋。1917年，她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考入北大国学研究所深造。从这一年开始，她以“淦女士”为笔名，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先后发表《隔绝》《旅行》《卷施》等小说，深得鲁迅的赏识，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与冰心、丁玲、凌叔华等齐名的“五四”以后新一代女作家。
关于两人的爱情，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1924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毕业，曾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陆侃如则留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天南地北，朝思暮想，两人只能靠鱼雁传情。有一次，陆侃如给冯沅君拍了一份电报，电文是“兔儿永在你笼中”。因电文晦涩难懂，类似暗语，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警员找到冯沅君，要求她解释电文的真实含义。冯沅君听了，莞尔一笑，回答道：“这是私事，不便解释。”警察局还不死心，又派员北上找陆侃如对质，结果引来一阵怒斥：“沅君是我女友，我是属兔的，和女友开开玩笑难道也犯法么！”
与陆侃如的相遇，改变了冯沅君的命运。在陆侃如的影响下，冯沅君的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史研究领域。1928年5月27日，陆侃如曾致信胡适，谈到他与冯沅君合作撰写文学史的“奢望”：
每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我们开始认识的纪念日。今年，我们想在这日前做点成绩出来。侃有《古代诗史》旧稿，沅有在中法讲文学史的讲义，合起来整理一下，做成一部《古代文学史》。（此后依此计划做下去，成一完全的文学史。这固然是个奢望，我们学力还不足，不过借此策励自己，使研究有个系统罢了。）预计九月中脱稿，十一月中即出。14
这就是1931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中国诗史》。后来，他们还联手写出了《中国文学史简编》等著作。从此，这对学术伉俪开始了并肩钻研古典文学的人生历程。
正因为此，胡适一到中国公学后，便写信邀约陆侃如和冯沅君到校任教，并聘请陆侃如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那一年，陆侃如25岁，冯沅君28岁。胡适看中这一对青年人，并非完全是出于私谊，而在于两人的非凡才情及其在文坛和学界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