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所以能开创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离不开副校长杨亮功的默默付出。
从1928年7月到1929年8月，杨亮功在中国公学担任副校长计一年零一个月，甘居助手，辅佐胡适，为中国公学的中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对于这一段经历，他后来回忆说：“我难得有这个机会追随胡先生在学校行政上获得了很多实际办学经验，尤其是经过这一番历练，对于我后来做人、治学、治事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1929年9月，中国公学副校长杨亮功受邀回皖，协助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处理日常校务。这本是临时性质，不料到了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不久，安徽政府当局改组，王星拱回武汉又迟迟不归，于是杨亮功只好给胡适写信，请求辞职。
对于杨亮功一直的盛情襄助，胡适心怀感激：“亮功任中公副校长事，已一年余，辛苦之至。他极有责任心，而能力不高，故极觉痛苦。此次我决心不再留他受苦了。”1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中国公学的中兴；但没有杨亮功，就没有中国公学时期的胡适。
偶然入中公
杨亮功，名保铭，1895年8月8日（阴历六月十八日）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柘皋镇，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杨亮功从小便沿着私塾、小学、中学的传统教育路径行进。祖父平时爱看《申报》，经常读到关于京师大学堂的一些新闻，便会喊着杨亮功的小名问：“你将来长大是不是要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啊？”杨亮功总是坚定地回答：“是！”
1915年夏，杨亮功从合肥第二中学毕业，带着祖父的遗愿，准备赴京投考当时已更名为北京大学的京师大学堂，但因考期已过，只获得了一个没有学籍的旁听生资格。一学年完毕后，由旁听生改为预科正科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对于投考文科中国文学系的资格特别放宽，杨亮功欣然报考，一举成功，正式进入北大本科就读。
在北大文科读到第三年时，杨亮功的求学兴趣渐渐由中国文学转移到教育学科方面。这可能是受了杜威博士来华讲学的影响。1919年4月，应胡适等人的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访华之旅，其间在北京大学、北京美术学校等校发表演讲数十次，推广“实用主义”的新思想。胡适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杜威的思想进行宣传介绍，并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程，提倡教育改革，在国内掀起一股新风。
正是受到这股新风气的影响，杨亮功开始对教育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北大尚无教育学系，但开设了一些教育课程，杨亮功毫不犹豫地选修了两门，从此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0年11月，应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张继煦的邀请，杨亮功回到安庆接掌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到校半年多，就遇到了震惊国人的“六二惨案”：当时，安徽教育界想申请增加经费预算，但这个权力掌握在军阀倪嗣冲操控的省议会手里，因而一直未能如愿。1921年6月2日下午，学生们听说多数议员将往蚌埠参加倪嗣冲的生祠落成典礼，便一边到码头劝留议员，一边到省议会请愿。省议会里，副议长赵继椿正在设宴招待倪嗣冲的侄子倪道烺，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作陪。听说有学生前来请愿，马联甲二话不说，立即打电话调来士兵，带着木棍、刺刀，追着学生，殴打乱刺，“当时省议会一带地方，遍路是血，哭声震天，惨不忍闻。居民见此惨状，莫不泪如雨下。而丧心病狂之丘八，尚追逐如故”2。
此事因有学生伤亡，激起全省教育界公愤，纷纷组织姜案后援会。杨亮功被推举为安徽教育界代表，赴北京联络同乡要求政府严惩凶手。经京中各大学皖籍教授多方呼吁，凶手虽未得到惩罚，但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的诉求总算是通过了。
整个风潮中，杨亮功积极参与，出谋划策，但他一直主张，“学校校长与学生打成一片搞政治，不是明智之举，结果势必自焚”。他本来就立志出国求学，便向张继煦申请出国进修，得到了张的同意。
1922年6月1日，杨亮功自上海乘轮船赴美，入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莱，并深受其学术观点的影响，认为“教育本身的进步乃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杨亮功说，他后来从事中西文化教育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与克氏的教育与著作不无关系。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杨亮功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先是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后从获得学位的便利角度出发，于1925年秋转入纽约大学教育学院。此时，杨亮功更多考虑的还是教育报国问题。这一年，他与余家菊、舒新城、左舜生、章伯钧等39人发起国家教育协会，并开宗明义阐明其缘起：
救国之道多端，而其根本则在教育，此考诸历史而可信，质之理性而无疑者也。惟是教育之途径甚多，教育之议论亦杂，吾人果欲以教育之力，救国家之危，则吾人于教育之措施应决然以国家为前提，殆无犹移之余地，于是则国家主义的教育尚矣。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乃以拥护国权，发扬国光，陶铸国魂，燮和国民为宗旨之教育也。信仰此主义而服膺此宗旨者，现已遍于国中，且各就其力之所能及而宣传并实行之，实为中国前途之一线生机。3
1927年12月，杨亮功在纽约大学教育学院参加博士论文口试，顺利通过。他的论文题目是《美国州立大学董事会之组织功能及权责》，乃是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探寻美国经验对于中国教育的价值，同时又有理性的思考：“中国固然有其特殊的背景和问题，但在对其问题寻求解答时，他国的经验仍深具参考价值，尤其是中美两国在情况上确有若干显著类似之处。不过美国的思想制度又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而必须经过逐渐的吸收与同化，始能保证成功。”4
教育报国，是他一直的梦想。1928年1月中旬，杨亮功由西雅图起程回国，一开始在河南第五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前身）担任文科主任，兼授教育概论、教育行政和教学辅导等课程。
离开河大后，杨亮功本拟赴广州第一中山大学任职，偶然因事经过上海，听说胡适正在那里，遂到其府上请教博士论文事宜。关于这一次见面，胡适在1928年5月7日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两人谈论的多是冯玉祥治下的河南财政、教育经费等问题，并未细谈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等深层问题。
不过，杨亮功在美六年的教育学背景，似乎引起了胡适的格外关注。一个多星期前，胡适刚刚被一帮朋友“架”上中国公学校长的位置，正值四顾茫然、百般踌躇之际，一下子遇到这位教育学博士，心里自然打起了小算盘。
几天后，杨亮功第二次去见胡适，二人谈到了中国公学改组的事情。胡适提出想邀约杨亮功到中公，负责行政事务。杨亮功以“已有广州之约”为由，欲作推辞，但胡适很坚定地说：“这不难设法解决。”两人遂约好先赴吴淞参观学校，再做定夺。
中国公学给杨亮功的第一印象极差，“耳目所接，嚣杂零乱”。杨亮功用了“深感失望”四个字来评价他参观中国公学后的内心感受，尤其是学生漫无纪律的散漫状态，更是让他这个教育学科班出身的人无法接受。
在从吴淞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杨亮功壮着胆向胡适表达了担忧之意，并劝胡适也不要接手，否则将来可能会无法办理，白白地影响一生的清誉。
尽管胡适自己也是赶鸭子上架，此时倒生出几分热心，殷切地回应道：“你既是研究教育的人，又以从事教育为职志，不妨以此为试验。”
1928年6月10日，在胡适的操持下，中国公学重开校董会，通过校董会新章程、学校组织大纲等议案。经胡适提议，校董会同意请高践四或杨亮功担任副校长，协助胡适驻校处理日常事务。
高践四，即高阳，1892年2月生于江苏无锡，早年曾在中国公学学习，后毕业于东吴大学，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1919年，受暨南大学之聘，回国任教务长兼商科主任。一年后，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历任教授、教务长等职，后来又回无锡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一生极力倡导民众教育，曾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组织全国乡村建设会，重实践，励创新，提倡手脑并用、坐言起行，颇具声名。
不过，与高践四相比，杨亮功的教育学科班背景，显然更吸引胡适。于是，杨亮功成了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最佳人选。
啃下“硬骨头”
1928年7月初，杨亮功接过中国公学校董会的聘书，正式出任副校长之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虽然自己已有治理安徽省立一中的经验，但大学跟中学毕竟不同，此番所要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棘手。更重要的是，胡适接手时的中国公学负债累累，经费入不敷出，基本靠教职员垫款维持日常运行。换句话说，需要杨亮功做的，只有四个字：白手起家。
当时胡适唯一的指望，是王敬芳任校长期间领到的40万元公债票，但这笔公债票未经指定款项付息，在市面上几乎等于一张废纸。杨亮功说，胡适常笑称这些公债票为“无价之宝”，每到寒暑假青黄不接、无法给教职员发薪俸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这个“无价之宝”作幌子，向银行抵押借款，作临时周转，等到下学期开学时，再行偿还。而同时，王敬芳任内的中国公学欠下了北京金城银行、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升和煤号等3万余元，真正是“欠了一屁股债”。
胡适到任以后，立即着手处理债务问题。经过协商，浙江兴业银行答应停止索要息金，不过本金要每学期支付一次。至于北京金城银行、升和煤号的借款，因负担太重，一时无法偿还，胡适就代表中国公学承认这些欠账，只等将来经济宽裕时再行补上。
债务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学校经费来源问题迟迟没有着落。此时已没有了福中公司的常款补助，唯一的经费来源就是学生的学费。据1928年的学校预算表统计，学校岁入包括学费2.1万元，其他杂费2.16万元，合计4.26万元，除此无任何收入。而岁出这一项，仅教职员薪俸就达3万元，加上其他日常开支，合计5.8万元，收支相差上万元之多。5公学日常的运营，只得依靠熊克武、但懋辛等董事四处挪借垫款支撑。
因经费困难，杨亮功将学校职员数压缩到了最低额。秘书长及总务长均由校董兼任，其中总务长不支薪，另有教务长、秘书、书记、会计、事务、斋务各一人，注册组4人，图书馆2人，加起来不过14人，平均每44个学生仅有一个职员。到后来学生人数激增到1300人的时候，职员人数依旧如此，平均约100个学生才有一个职员。每当学校招考，注册组4人无法应付时，就动员所有职员全体上阵，苦中作乐，众志成城，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胡适身先士卒，校长薪金每月仅支100元车马费，兼课每小时4元，缺课还须按照钟点扣除。这一度连其他校董都感到过意不去。1928年7月24日，朱经农写信给胡适，很是挂念他的个人经济状况：“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弟意兄可将家眷迁校内居住，从前的校长，本有这种权利的。薪水也应加高些。校中经费如不足，宜从他项节省，不应专请校长尽义务，下一次开校董会，等我来提议吧。此话你或不愿听，但我的感想如此，照实写出，请你原谅吧。”6
对于薪金待遇，胡适、杨亮功其实都没有特别在意。当时，他们更多考虑的还是中国公学的重整问题。当务之急，有三大校务问题需要处理：一是院系调整，二是聘请教授，三是整顿校风。可以说，件件都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没一件是个轻松的活儿。
好在有胡适的支持，杨亮功“初生牛犊不怕虎”，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啃硬骨头”——重整院系。这也是胡适的意见。
在何鲁担任校长期间，中国公学仅有学生300余人，却设有文、商、法、理工等四个学院，十七个学系。胡适认为，“何鲁先生任内所定的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所能担负的”，于是决定裁撤合并。
1928年7月8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早上亮功与舒谟两君同来，商量中公课程。我主张把法律系废去，把理科三系合为数理学系。”根据胡适的意见，杨亮功等人自1928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和法学院，其余院系也一律裁并，将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将法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之前的商学院并入社会科学院商学系，其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这样，何鲁时期的四院十七学系便变成了胡适、杨亮功时期的两院七学系。
这样的撤并，一是从经济负担角度考虑，二是从学科建设角度考虑。据杨亮功说：
胡先生将理学院与文学院合并而成为文理学院，意在打通文理两科，使学理科者有人文科学之修养，学文科者有数理科学之训练。并且文理两科分开成为两院，在排列科目上有时亦感到困难。例如心理学科从前列入文科，现在有列入理科的。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列入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应列入理科，这皆是困难问题。胡先生将法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因为法学院这个名称并不能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