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里，他还特意嘱咐道：“新城所约诸贤，无论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处谋进展，其难亦正相等，天下岂有无风波之地耶？”事实上，他已预感到，大风波之后，必有人事异动。
叶圣陶去校的态度最为坚决，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干下去，国文一席只得改聘沈仲九担任。吴有训即须赴美，乃改周为群任数学教员。刘延陵、朱自清也先后离去，于是由王希和、孙俍工分任英文、国文等科目的教员。
尽管教职员“元气大伤”，但留下来的仍可堪大任。常乃德、陈兼善、周为群等人均毕业于北京高师，“意见特多，而主张也多”。平时没事，这些年轻的教员们就聚在一起清谈，由于各人所习的科目不同，所谈的范围也就漫无边际。
大家一致的观点，便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舒新城“那时在思想方面颇受了民治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影响，而又系从农村社会出身，所以倾向于改良主义与个性主义”。在地位上，由于舒新城的学校教育经验较为丰富，且教育新见解亦多，于是自然成为新教员的首领。
代理校长张东荪不常到校，且对于舒新城等人的主张又一向赞成，因此更是放手让他带着一帮年轻人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如舒新城所说，“于是我们把当时的学校当作实验理想的自由园地而自由试验”。
据舒新城的统计，这一年，他们做了许多教育实验，算起来至少有七项：一是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及选科制，二是行六年的新学制，三是训育采辅导制，四是体育采工作制，五是设分科教室，六是教学采用道尔顿制，七是实行男女同学。这七项事，今天看起来都稀松平常，即便是在当时稍晚一点，也都是很多学校普遍的做法，但在那时那地，却大多是破天荒的头一回，自然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不乏激烈的反对声音。
舒新城所进行的新教育实验中，最大胆的举措是引进道尔顿制。
道尔顿制，由美国教育学家柏克赫斯特女士创立于1920年2月，因计划所实施的学校系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市立中学而得名。根据柏克赫斯特女士的设计，道尔顿制有三大原则：一是自由，允许学生“自由创造其事业，自由组织其工作”，强调“学生对于某种学科或事业最有兴味的时候，一定要许他自由工作，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的精神较锐敏、较快活，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二是合作，强调“学校即社会”“学校中各种团体一定要时常相互活动，使学校成为实在的社会”，并在这种社会中建立各类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三是时间预算，即“知而后行”，让学生在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后，拟订计划，达到目标。
道尔顿制最大的特点是反对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而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己选择科目自由地学习；废除课程表，根据所选的课程确定学习时间的长短，具体由学生自己安排；废除年级制，让学生主动地学习。按照柏克赫斯特本人的解释：“广泛的讲来，旧式学校可以说是以文化为主；新式学校可以说是以经验为主。道尔顿制原来是调和并实现这两种目的的方法。”14
舒新城之所以关注到道尔顿制，是因为他在实施新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比如在实施学科制、选科制之后，班级增多，而专任教员反而减少，课表的排列很不容易，“开讲前两星期，即与教务股主任常乃德先生编制课表，费了十余日的时间，结果仍有五分之一的学生的功课冲突，并有数人同时有三科冲突，上一科必缺二科”。又比如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实行能力分组制，但实际上学生的学科水平参差不齐，即便是同一个学生，其学科发展水平也不一致，程度好的学科可能很早就达毕业水平，程度差的则要到两年后才能毕业，事实上造成新的两难。
正当百般愁苦之际，舒新城看到了国内杂志上对于道尔顿制的介绍。较早系统地将柏克赫斯特的这一理念介绍进中国的，是中国学者鲍德征和余家菊。1922年6月20日，鲍德征在《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六号上发表《道尔顿实验室计划》一文；同年7月，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一号上发表《道尔顿制之实际》，由此掀开中国的道尔顿制热。宣传和推行最力的便是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舒新城。
舒新城当时正对新教育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一筹莫展，而问题的关键便在于班级上课制的难以突破。“虽然常常回想书院讲学的风味，然而决不敢倡言打破现教育制度，更不敢倡言回复书院式讲学方法，只想在西洋的新方法中求得想象的天堂。”15而道尔顿制的出现，让舒新城如获至宝，“觉得这种办法在事实上可以解决我们困难的大部分，在理论上也可以答复我们疑问的一大部分，于是我们很高兴地研究，并敢大胆地试验”16。
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1922年秋，舒新城开始在中国公学中学部试行道尔顿制。最初只在国语及社会常识两科试行。根据柏克赫斯特教育思想的指引，不用旧日的班级制及钟点制，而使学生按照自己的能力与同学共同研究、自由学习，实现途径主要有三种：
一是设立作业室。将各科教室重新进行装备，使其能兼备旧日教室、自修室、图书馆、实验室等的功能。每间教室由教师一人或数人为指导员，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自由入室研究问题。
二是指定功课。由教师将学生对于某科应学习的进程，分成段落，指出应研究的问题、列出参考书目及笔记与记忆、讲述、实验、练习等工作，令学生自行学习。
三是成绩记录。制定记录工作进度表格，交由学生自己对其各科学习进程及所费时间进行记录，看看自己成绩如何，再由教师考验以决定其是否达到某种程度。
道尔顿制的实验，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年级制、学科制难以解决的许多难题，为在校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平台，反响强烈。经过一个多月的实验，中国公学中学部很多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都大幅度提升，以至于到了快放假的时候还有学生咨询“作业室开放不开放”。声名鹊起之后，更引来全国多所学校参观学习，带动一股采用道尔顿制的热潮。据统计，到1924年，全国试行道尔顿制的中、小学校多达110余所。
道尔顿制，给中国公学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校园风气。曾在中国公学就读的阮毅成，曾撰文详述“学校中自由活泼的空气”：
最可以代表当时师生的活泼精神的，是童会的组织。这个会完全是以趣味为中心，最初由陈兼善先生与我发起，获得师生共同参加，每次由一人轮值为干事。没有章程，没有经费，也没有选举。每次推定下一次的干事，排定节目，定期欢乐。要在遵守秩序中，流露出活泼的精神，与天真的特性。陈先生是对童会始终最为热心的一位，如果没有他的指导与支助，可能不会维持得那么长久。曾先后担任过干事的师生，曾投票互选成绩卓著的干事，陈先生在九人之中，得八票当选。17
而在中国公学毕业生葛克信的记忆中，舒新城主政期间，还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大事，那就是沈仲九先生组织发起的“新生社”：
记得当时日本的新村运动正在兴起，“新生社”的成立可能受到它的影响。这个组织并没有什么规章，却抱着一种社员们都能够相喻于心的天真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自己的劳动生产供自己的生活消费。在校舍的左侧有一个小操场，就在小操场的边缘辟地若干平方米，由沈先生带头，每当日课既毕、夕阳西下的时刻，全体社员就在那儿翻土、种菜、浇水、锄草。这小小的一片土地被称为“新生园地”。舒新城每天从学校回宿舍，必须穿过小操场。他经常看见我们在这园地里“邪许交呼”，老是带着满意的微笑缓缓走去。社员人数不多，包括沈先生在内（教师中只有他一人参加）不过七八个人。18
当时，舒新城还亲自出马，在学校里开了一门很有意思的课程，叫“自由讲话”。上课的形式不拘一格，有时是舒新城谈办学方针、谈人生哲学；有时则是他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由他点评。
舒新城仿佛又回到魂牵梦萦的书院时光，没有约束，无忧无虑，听凭个人的兴趣，相习成风，自由翱翔。这正是他多年来一直努力想象并不断实践着的“教育天堂”。
情书一天能接十数封
舒新城在中国公学的另一大胆改革，是实行男女同校。
中国新式教育初期，男女学校是绝对分立的。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改订学制，允许初小男女合校，高小及中学规定分校，大学则无明文规定。五四运动之后，男女平等思想逐渐被国人接受。1920年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首开先河，决定正式招收女生入校读书。一时间，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纷纷仿效，蔚成风气。
据舒新城回忆，当时教育界对于男女同校有三种观点：一是中学生正当身心发育最盛之时，知识尚不完善，意志又不坚定，一旦男女朝夕相处，接触过密，难免不发生问题；二是男女性能不一、需要不一，不必或不可施以同样的教育；三是一般男子中学的设备不适宜于女子。
不过，在舒新城看来，除了第三种观点有点道理外，其余的都是无稽之谈。他早年在福湘女学校待过，深知“女生的精细很可以补男生的粗暴，男生的勇敢可以补她们的畏缩”，因而他认为“男女生在一起或者反有益处”，况且欧美各国中学都是男女同校，也没听说有过什么问题。
当然，他的这一思路更多只是学理上的根据，真要落实到实践中，心里也没有什么底。1921年10月，在公学大起风潮之际，舒新城北上报告学校情况，顺便到北京等地参观，看到孔德学校实行的就是男女同校，从小学到中学，行之多年，一无问题。这坚定了他决定招收女生的决心。
风潮平息后，舒新城重掌中国公学中学部实际教务。他将吴淞校舍教员宿舍边一间闲置的房子腾出来，改为女生宿舍，并面向全国招收女生。刚好，当时有四川女生童国希等数人向南京东大附中请求入学遭到否决，转而向中国公学求助。经过校务会议研究，中国公学决定正式招录女生，并请来曾在长沙周南女学任教的陶斯咏女士担任女生指导。
陶斯咏，又名陶毅，1896年生于湖南湘潭，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誉。1915年冬，毕业于长沙周南女中本科第二班，在校时与向警予、蔡畅并称“周南三杰”。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加入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任新民学会评议员。
中国公学的邀请，对于陶斯咏来说，既是一次主张女权的绝佳机会，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因是初次实行男女同学校，女生只有十余人，自然“鹤立鸡群”，成了校园里的“焦点人物”，“不论在教室上课、图书馆阅览，以至在走廊走路，都为多数男生注意，黠者之评头论足、丢字纸、投情书是事实上不能免的”19，因而女生在学校里的活动大受局限，外出只能结队而行，或者由陶斯咏亲自相伴。
当时，中国公学商科尚未开放女禁，但学生中不少人在经济程度上明显优于中学生，自视甚高，经常给中学部的女生写一些肉麻的情书，甚至强约女生到上海游玩，若是在火车站遇到这些女生，则狂追不舍，言行大胆。这一度让舒新城十分头痛。幸好陶斯咏颇有经验，不仅现身说法，约他们谈话，还请教授们出面开导，并让代理校长亲自训诫，总算让这些 “浪荡少年”归于平静。
只不过，情书问题是“永远弄不清”的。中国公学的女生，几乎每人都收到过大把不相识者的情书，有的女生稍微活泼一些，一天就能接到十余封情书。信中所写的，都是些述身世、述志愿而后大谈风花雪月的文字；有白话，有文言，有散文，有骈体，有中文，有英文，有的痴情者还在信中夹带一些物品或画片。一些男生久不得女生回信，便乱造谣言，谓某女生与某男生相好，甚至有以自杀相要挟者，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女生们初接到来信，颇觉新奇，还会拆开来细阅，但时间长了，便不胜其烦，于是请求学校实施书信检查。凡是寄给女生的信件，都先送交女生指导员，除去各女生的家信或朋友来信外，其余的信件都交还写信者本人。对于一些信中充斥陈词滥调、肉麻情话的，就直接付之一炬。舒新城本来是不主张进行书信检查的，但唯有这个办法才能阻止男生们的捣乱行径。久而久之，一些识趣的男生便知难而退了，不过，也还有一些不甘心的，甚至写信给舒新城、陶斯咏，辱骂他们“横刀夺爱”。
男女生之间的问题刚处理好，舒新城又面临着一件头痛的事情：沈仲九与陶斯咏的结婚问题。沈仲九本是鳏夫，陶斯咏亦是单身，在当时的“恋爱神圣”潮流下，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由于中国公学是男女同校，很多人看到教员们如此开放，便以此作为谈资，甚至大肆渲染以至于不堪入耳。中国公学中学部一度被人诬为“恋爱传习所”，并不断有人给舒新城写些无名的辱骂信。
舒新城一直觉得，恋爱结婚是个人的私事，没有必要向别人报告，对于外面的风言风语本不愿理会，但鉴于两人的婚事已严重影响到中国公学的办学，遂邀请两人于某次周会在全体学生面前报告恋爱经过，并请沈仲九说明恋爱与结婚的意义。如此一来，倒轻松化解了外界的不实传闻与各种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