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说，不管从哪方面看，所得的结论都是：“几龙治水”与旱涝灾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以“几龙治水”预测降雨量，这靠得住吗？古人已有这样的考虑，可见人们对于这一俗信并不都是盲从。宋代王巩《甲申杂记》说：“老人言历日载几龙治水，惟少为雨多，以其龙数多即雨少也。却大不然。崇宁乙酉凡十一龙治水，自春及夏秋皆大雨水。”所讲为北宋崇宁四年之事。崇宁三年岁次甲申，王巩始写这部笔记。第二年赶上“十一龙治水”的年份，又多雨，于是有如上记录。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也涉及这一话题：“尝闻老人相传历日所载，龙多治水即雨少，龙少即雨多也。又传云，夏潦则秋旱，理也。而《甲申杂记》记熙宁四年乙酉，十一龙治水，其年自春及秋，皆大雨水。今嘉靖丙申，十二龙治水，而雨水之多，亦如熙宁，冬则连晴二月也。”熙宁四年当为崇宁四年。郎瑛也说，“龙多治水即雨少，龙少即雨多”，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可是，有两个年份的例子，让他心生疑窦。一是书本上记的，《甲申杂记》记载“十一龙治水”年份的雨量，旱了吗？从春至秋，大雨成灾。一是郎瑛亲身经历的，一个十二龙治水的年份，从春至秋雨水多多。“龙多治水即雨少”的说法，显然并未应验。
这样的话题，说到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几龙治水”与年景旱涝之间，并无内在联系可言，由此在古人的著述，甚至还出现了龙多旱、龙多涝两种说法唱对台戏的情况。
在老黄历上，除了“几龙治水”、“几牛耕田”，还讲“几人分丙（饼）”、“几日得辛”。丙与辛，指干支纪日的天干，也是看其正月首次出现的日子。正月初五逢辛，就讲五日得辛；正月初十逢丙，即为十人分丙。古人在“得辛”之日祈谷，《宋史·礼志》：“景德四年以前祈谷止用上辛，其后用立春后辛日。”梅尧臣《愿嚏》诗，原注“上辛祈谷为献官”。这首诗写于皇四年。此年元旦戊申，戊、己、庚、辛数下来，上辛当为正月初四，也可以说“四日得辛”。
在新年的头几天，占测一年的年景，是一项古老的习俗。宋代《事物纪原》说：“东方朔《占书》：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皆晴明温和，为蕃息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岁首八天，每日主一物，可借以占测一年之光景。其日晴，所主之物无灾，阴则有灾。照此俗信，如果要占得六畜兴旺，就需要新年最初六天均为晴晴朗朗好天气；若占得五谷丰登，则正月初八这天万万不能阴云密布。将此俗归于汉代东方朔，似不足信。如明谢肇膌《五杂俎》所指出的，“此虽出东方朔《占书》，然亦俗说，晋以前不甚言也”。并且，本为七日，增出初八谷日，也是后起的风俗。
“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的风俗，从形式上看，虽与“几龙治水”、“几牛耕田”不尽相同，但其思路却是如出一辙的，那就是将岁首的某一天与这一年的年景联系起来，尽管这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同为岁首占测，与上述有所区别的，倒是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南、北盘江流域及右江上游山居民族的习俗：“岁首以土杯十二贮水，随辰位布列，郎火祷焉。经夕，集众往观，若寅有水而卯涸，则知正月雨二月旱。”郎火，指村民中的头面人物。人们在他的操持之下，用十二个土杯盛水，并按十二地支的方位摆放，过夜后，看各杯中水的有无，占测十二个月份里哪个月多雨，哪个月少雨。“几龙治水”与“一日占鸡，二日占狗”占的年景，而这十二土杯占的是月份。
三、龙蛇年·白鸡年
湖北农谚“蛇年不收花，龙年光塌塌”，讲龙年蛇年收成薄，并有“丙好吃，丁难过，龙蛇无粮要挨饿”的谚语。龙、蛇年并举，往往指欠佳的年景，宋代苏舜钦的诗，一首写到《吴越大旱》，就有“吴越龙蛇年，大旱千里赤”的句子。
“龙蛇年”，可以实指逢辰逢巳之年，称年份以外，兼含凶岁的意思，则源于汉代故事。
东汉时通儒郑玄，弟子数千，他对前代典籍的注释，作为一种很有文化价值的解读，流传下来。关于郑玄的辞世，留下“岁在龙蛇”的典故。《后汉书·郑玄传》：“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由这段历史故事开始，“岁在龙蛇”，人生多蹇，传为典故。宋代苏轼《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注：“公辰年冬末，罢知密州，正在辰巳之间。”南宋陆游《人日雪》诗：“非贤那畏蛇年至，多难却愁人日阴。”上一句用“岁在龙蛇贤人嗟”之典，意思是自己并非贤人，所以逢蛇年不必有“贤人嗟”的忧郁；下一句，古时有岁首八日占，正月一日为鸡日，占鸡，二日占狗，七日为人日，占人———按东方朔《占书》，“晴明温和，为蕃息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正是陆游“却愁人日阴”的取意。清代蒋士铨《桂林霜·归骸》：“念爷娘妻子敢丢开，恰遇着岁在龙蛇劫遇该。”都是用龙蛇年的典故。
此外，还有所谓白鸡年之说。《晋书·谢安传》记其晚年患病，自知好景不长，讲到了“白鸡之梦”，有“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之语。谢安卒于385年，这一年岁次乙酉，属鸡。
白鸡之白，是在以民俗习惯的符号语言敷色———丧事用白。白鸡梦不被当做好兆头。唐代李德裕《怀崧楼记》“才叹止舆，已协白鸡之梦”，全用谢安之典，“才叹”二字正可体现白鸡梦并不招人喜。李德裕的这篇记，刻石于滁州。宋代方勺看到那石刻，并记于《泊宅编》书中：“唐李一品贵极当时，尝为滁州刺史，作《怀嵩楼》西城上，刻文于石，以怀嵩、洛，有‘白鸡’‘黄犬’之叹，后竟以谪死。”“白鸡”本有桓温之典，“黄犬”出自李斯临刑前的哀叹，李德裕两典并用，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白鸡之白，倘若以天干地支论，当为辛酉———这是以五行五色之说为酉鸡敷色：十天干之中，庚、辛属金，色白；六十花甲相配，庚与辛，只有后者能与酉配合，辛酉之鸡可以说称为“白鸡”。宋代陆游《辛酉除夕》诗：“衰境遇白鸡，自分堕幽墟。”这白鸡，正合辛酉年。陆游生于1125年，那是乙巳蛇年。他十七岁时逢辛酉，写这首《辛酉除夕》在他的第二个辛酉年。这一年，他还有一首《绍兴辛酉予年十七矣距今已六十年追感旧事作绝句》。岁月不饶人，“迫耄期，凛凛无根株”，《辛酉除夕》开篇“衰境遇白鸡”，记了年份兼记老翁心境；紧接下一句，“自分堕幽墟”，表明白鸡不祥之说对陆游也是有影响的。
有宋一代，言白鸡最多的名人，当属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生于1021年，这一年为辛酉鸡年，恰逢“白鸡”。因为自己属鸡，又因熟悉谢安———谢安，字安石，———王安石对《晋书》“白鸡主酉”的典故津津乐道，诗中多次使用白鸡之典。这在宋代已引起旁人的注意，朱翌《猗觉寮杂志》就说“荆公多用晋白鸡事”，并一一举例。如《酬许奉议》：“后会敢期黄？日，相看却度白鸡年。”又如《游斋安院》：“老值白鸡能不能，复随春色破寒来。”再如《次张唐公韵》：“君骑白凤今何处，我适新年过白鸡。”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生于白鸡之年，对白鸡的典故安然用之，似乎也能体现其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