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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真理一直在我的心中寻找能够把它说出来的语言，我常常觉得快要说出来了，但是一旦说了出来，却发现仍然不是。
读许多前人的书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那么，世界的真理始终是处在快要说出来却永远没有说出来的边缘上了，而这就证明它确实是存在的。
2
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文字功夫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锤炼的。
因此，我主张写自己真正熟悉的题材，自己确实体验到的东西，不怕细小，但一定要真实。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到一定的程度，就能从容对付大的题材了。
3
海明威的启发。写景，要写自己真正看到的，如此写出的往往不华丽。那些写得华丽的，其实是写自己认为应该看到的，而非真正看到的，是用辞藻填补和掩饰自己的没有看到。
4
托尔斯泰说：在平庸和矫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那是唯一的正道，而矫情比平庸更可怕。据我看，矫情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于它是平庸却偏要冒充独特，因而是不老实的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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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作者，他的灵魂里有音乐，他的作品也许在谈论着不同的事物，但你仿佛始终听到同一个旋律，因为这个旋律而认出他，记住他。
6
好的作家生活在自己的韵律之中，因此能够不断地唱出自己的新的歌曲。那些没有自己的韵律的作家，他们唱不成调，唱得最好时是在模仿别人。
7
是否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一个真理，这不只是表达的问题，而是决定了说出的是不是真理。世上也许有共同的真理，但它只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心灵感受到的特殊的真理之中。那些不拥有自己的特殊真理的人，无论他们怎样重复所谓共同的真理，说出的始终是空洞的言辞而不是真理。
8
我们试图通过写作来把不可挽留的生活变成能够保存的作品，可是，一旦变成作品，我们所拥有的便只是作品而不复是生活了。
9
写作与思考的关系—
有时候，写作推动思考，本身是或者愉快或者艰难的思考过程。
较多的时候，写作记录思考。如果在记录时基本未做修改，则那些思考或者是成熟的，或者是肤浅的。
最多的时候，写作冒充思考。当然，这样一来，同时也是在冒充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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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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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写作，也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和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人写作，这是我所能想象的为人类写作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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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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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衷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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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来是最自由的行为，如果你自己不想写，世上没有人能够强迫你非写不可。对于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最让我满意的回答是：因为我喜欢。或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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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他们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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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时会翻开别人的文字，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启发，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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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达的晦涩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论。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因为内容过于艰深而造成的晦涩，也有因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维混乱而造成的所谓晦涩。同样，有蒙田、叔本华那样的既富有洞见、又显示了非凡语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内容苍白、让人一眼望见其浅薄的所谓明白。我相信，一个诚实的哲学家，无论思想多么深刻复杂，总是愿意在不损害表达准确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决不会把晦涩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和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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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标准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包括深度﹑广度﹑创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读懂。精神内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内涵好，在不损害这内涵的前提下，我认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给人以错觉，譬如说，有的作品的确非常难懂，可是你一旦读懂了，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读进去了，会发现其实离读懂它还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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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译家潜心于翻译某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出于真正的喜爱乃至偏爱，以至于终生玩味之，不但领会其神韵，而且浸染其语言风格，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汉语的对应物。这样的译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于是能够融入我们的文化进程，世代流传下去。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译家是越来越稀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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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与隽语的区别，在于它的异乎寻常的重量，不管你是否理解它或喜欢它，你都不能不感觉到这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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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必须写作，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真理，这真理是他用一生一世的日子换来的，他的生命已经转变成这真理。通过写作，他留下了真理，也留下了生命。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会感到，不管它的文字多么有分量，仍不能和文字背后东西的分量相比，因而生出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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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出于灵魂的需要而写作，当不当专业作家真是无所谓的，一个有灵魂的业余写作者远比那些没有灵魂的专业作家更加属于文学。文学接纳一切有灵魂的写作者，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拒绝一切没有灵魂的伪写作者，也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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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在官场而坚持写作的人，我一向怀有极大的好感和敬意。据我观察，这样的人往往是有真性情的，而且是极顽固的真性情，权力和事务都不能把它摧毁，它反能赋予所掌握的权力一种理想，所操办的事务一种格调。一个爱读书和写作的官员是不容易腐败，也不容易昏庸的。写作是回归心灵的时刻，当一个人写作时，他不再是官员，身份和职务都成了身外之物，他获得了一种自由眼光。立足于人生的全景，他知道了怎样做人，因而也知道了怎样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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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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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