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蔡京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在形势对己不利的情况下，并不绝望潦倒，而是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想方设法向保守派讨好，表示拥戴。尽管他先后被贬谪到河北、四川、陕西、安徽偏僻之地充任地方官，条件非常艰苦，他却不露怨言，始终是一副诚恳勤奋的样子。公平而言，此时的蔡京完全是一个朝廷叫干啥就干啥的人，而且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人。蔡京的作为终于使司马光等保守派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并擢升他为龙图阁直学士。
但是，在北宋末年的封建朝廷，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较为激烈。官场的变化，可谓风云莫测。1093年，支持保守派的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正式当了皇帝亲政，他又是主张变法的人物。于是他一上台就积极推行变法，并且重新启用被高太后黜贬的变法派旧大臣，司马光因此把宰相位置让给了变法派人物章惇。这时已经钻进保守派行列的蔡京，马上又换了一层皮，把自己装扮成受排挤者，并以老变法派自诩，千方百计向新宰相章惇投靠。为了取悦讨好章惇，他一边大骂司马光的旧法，一边声嘶力竭地鼓吹新法，建议章惇立即废除旧法中的“差役法”，“取王安石成法施行之”。章惇对他十分欣赏，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一再向皇上推荐蔡京。蔡京得到章惇的推荐后，官运出现180度大回旋。1095年当上翰林学士兼侍读，并任户部尚书，次年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成了皇帝的左右近臣。
但蔡京是个中山狼，得势便猖狂。当时有人诬陷工部侍郎文及甫诽谤朝政，蔡京受命查办此案。可他事实上并没有认真办案，而是把过去几年中对其升官进行阻挠，因其在旧法和新法中变来变去而侮辱他的人，如内侍张士良、陈衍等都株连进来，借机谋杀异己。蔡京之弟蔡汴与之狼狈为奸、相济为恶：以至“被罪者数千人”。一个小小的诽谤案竟然牵连数千人，这多少让人觉得太过分了，蔡京也因此臭名昭著。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宋神宗皇后向太后在曾布等执政大臣支持下，立赵佶为帝，即宋徽宗。宋徽宗即位初年想树立公正形象，就把蔡京罢龙图西学士，贬到太原当地方官。蔡京觊觎朝廷重权非止一日，于是恳请向太后为其讲情，留他继续编修国史，拒不出京。过了几个月，谏官陈瓘指责他贿赂近侍，徽宗再将其派到江宁。蔡京心里很不痛快，迟迟不肯走马赴任，赖在京城里指望皇帝能收回成命。结果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又合伙参了他一本，历数他的恶行，徽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职提举洞霄宫，将其贬到杭州。
但变色龙总能重获生机，蔡京不甘心自己的挫折和失败，于是他在杭州反思这些年宦海沉浮，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其中蔡京总结的一条经验是：过去没有很好地与皇帝亲近侍臣搞好关系，以至于关键时刻没人替自己说话撑腰，此后应注意这一点。恰好不久，蔡京得知宋徽宗派他的庞信宦官童贯为钦差大臣，到江浙一带搜罗书画珍品，就想方设法结交。童贯，即是镇压北宋末年梁山泊等农民起义军的人物之一。见到童贯，蔡京感觉见到了救命稻草，立刻与他沆瀣一气，时刻陪在左右，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不分昼夜。他还向童贯献画献宝逢迎，把童笼络得感激万分。童贯知恩图报，带着宝物珍品回到皇宫后，便在皇帝面前百般夸奖蔡京，说得皇帝心动，巴不得马上召回“蔡爱卿”。
同时，蔡京还结识了名不见经传却不同寻常的道士徐知常。当时天下正是道教盛行，宋王朝从皇帝到臣妾无不信奉道教，尤其是宋徽宗本人甚至被称为“道君”。所以自然而然，道士非常吃香。据说那个徐道士“道行”造诣不低，因此常出入皇宫行道讲学，交友甚多，特别是得到宋哲宗遗孀元符皇后刘清菁和太学博士范致虚的宠信和交厚。蔡京了解到这一点后，就重贿收买徐道士。请他在皇宫里到处吹嘘蔡京有肚量，是“相才”。 徐道士与宦官童贯密切配合，一唱一和，把个宫廷里里外外，妃妾宦官，统统都说动了，人人都称誉蔡京。其中说话最有分量的，当然包括元符皇后，因为宋徽宗比较尊敬这个嫂子，曾差一点就写出《嫂子颂》来。在众人吹捧之下，宋徽宗某一天早上起床时，也把平时听惯了的别人的看法当成自己的想法，竟然说：“我早就认定蔡京是个能为我所用的相才，我已经不能再让他等待了，我要马上任命其为相。”于是在公元1102年，宋徽宗提拔蔡京为右丞相，把朝政大权交给了他。就这样，蔡京利用童贯和徐道士两块敲门砖，终于闯进了皇宫，并攀上了至高无上的大靠山宋徽宗皇帝。
蔡京如愿以偿当上宰相后，知道宋徽宗皇帝执意变法，就在宋徽宗面前表白自己是响当当的变法派，大唱变法高调。他把王安石变法时设置的三司条例司这个从前只进行规划，权力单一的机构，改头换面变成“讲义司”，自任“提举”，而这个“讲议司”，几乎把全国政治大事都管了起来，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凡所设施皆由是出”。蔡京还借行“新法”之名，将一些“州”改置为“辅”，然后派自己的亲姻去充任要职，培植自己的势力；同时，他给禁军加饷，“月钱骤增十倍以固结之”，让其为自己效劳。蔡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一下子膨胀起来。蔡京同时还利用宋徽宗喜欢书画的特点，极力表示自己与皇帝有同样的爱好，是前生就注定的知己，于是地位更加巩固。蔡京甚至诱导宋徽宗微服出游花街柳巷，夜宿娼门。如此一来，蔡京把徽宗皇帝和满朝文武官僚，紧紧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之中。他那变幻莫测的变色手段，把昏君越弄越昏，乃至达到君臣不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地步，为历史留下了笑柄。
但与此同时，蔡京却大力打击保守派人物，将司马光、文彦博等120人列为“奸党”。据说这是因为当其投靠保守党时，虽得到司马光等人的帮忙保住了官，却未能提升重用，他因此含恨于怀。为了使这些人永远不得翻身，蔡京让皇帝亲自书写“奸党”名字，刻碑立于皇宫的端礼门前，碑身北面则刻有这些人的名字，让文武百官皆知。与此同时，凡是以前帮过他忙，并向他吹牛拍马的人，蔡京都给予封官或提升。于是他的一大批亲信很快都被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什么尚书、尚书右丞、中书侍郎等要职几乎全安上了他的党羽。他还十分重用宦官集团，与童贯等人结成死党。童贯在他的极力推荐下，一再出任军政要职，官职一升再升，直至封为国公，时人戏称童贯是“媪相”。因为他被割去了男人的标志，当年又没有人妖的称谓，所以只能称其是太太宰相。为了用钱笼络上下，填塞腰包，蔡京借新法之名，搞了一系列所谓经济改革，什么“方田法”、“增价折纳之法”、“和籴之法”、“免役法”、“铸钱法”、“盐法”、“茶叶法”等，名目之多，不胜枚举。但归结起来就是用来掠夺民财，“从侈靡惑人主”，以富裕肥自己，陷君臣上下于奢侈淫逸之中，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下。当时北宋都城汴梁流传着一首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筒”是指大太监童贯，“菜”便是指变色极快、唯利是图的蔡京。
当然，蔡京谋私最重要的一条是照顾好自家人。蔡京有八个儿子，其中攸、儵、翛三个儿子及长孙蔡行，皆官至大学士，儿子蔡鞗是驸马。据《清波杂志》一书记载，蔡攸作为童贯的副手率师北伐，在向宋徽宗辞别时公然讨要两位宠嫔，而且指名要念四（阎婕妤）和五都知。徽宗向蔡京说起此事，蔡京只得说：“小子无状（无礼）。”蔡京晚年老眼昏花，不能处理公务，一切托小儿子蔡绦办理。蔡绦每次上朝，皇帝侍从以下官员对他特别客气、亲热，又是作揖又是讲悄悄话。处理事务的吏员数十人抱着公文跟在他后面，那威风可想而知。于是蔡绦“恣为奸利，窃弄威柄”，很快将其大舅子韩梠升为户部侍郎。但奇怪的是虽然共同瓜分天下财富，这一家子内部却矛盾多多。《宋史》记载，蔡府之人“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长子蔡攸与蔡京各立门户，一度在官场竟然互相倾轧，如仇敌一般。蔡攸曾说动徽宗，让其父退休，实际上是把其父赶下了台。
当然，蔡京的作为也令许多人痛恨不已。据《挥麈后录》一书称，蔡京晚年曾要侄儿耕道为自己的孙子们找一位好老师，他的侄儿便推荐新科进士张觷（音学）。出于重视，蔡家特地选择吉利时辰开学。但几天之后，这位张先生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就对蔡京的孙子们说：“你们只要学会逃跑，其他就不必学了。”学生们问为何要学逃跑，张先生答：“你们的父祖奸骄，败坏国家，时局很快就会动荡，你们学会逃跑或可免于一死。其他何必知道！”孙子们哭着把老师的话报告蔡京，蔡京听了吃惊不小。他置酒酬谢老师，并咨询救弊之策。张先生告诉他：“事势到此，已无良策。眼下只能笼络人才改过自新，以补万一。不过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一席话说得蔡京落下两行眼泪。后来宋钦宗即位，果然将蔡京放逐到韶儋二州（分别在今广东、海南），蔡京行至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时死去。有人说，如果说宋钦宗一辈子只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将严重违纪的蔡京免职。不过宋代赵家皇帝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在于，蔡京死了30多年后，宋代朝廷又下了一纸诏书，同时为蔡京和被秦桧害死的岳飞平反诏雪。
人长大后，嬗变成为很多人的变性，殊不知这是谋略中的一个招术。根据风向和环境的变化决定说什么做活动，言谈举止以什么为风向标，穿哪个领导喜欢的衣服，做哪个领导喜欢的事，跟哪个领导臭味相投，提什么建议，做什么事，是关发迹要事。
时空对话
果然不出所料，蔡京穿越而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非奸臣。”他几乎以气愤的表情说：“我早年完全是朝廷让干啥就干啥，瞎折腾，变来变去的不是我，而是宋家皇帝和大臣。当然，后来我当宰相时使了些手段，报复了些人，让那些可能再次反对我的人如司马光之辈成为钦定的‘奸党’，但这也是为了保持政策稳定，不想再折腾，不想再被赶下台。”
听了蔡京的这一番表明，我问道：“我记得大观四年即1110年，宋徽宗曾问大臣侯蒙：‘蔡京这个人怎么样？’侯蒙说：‘要是蔡京心术端正，虽是古代贤相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可以说，大家都认可你的才能，但你当宰相时却私心太大了，结果奸心掩盖了才能，才能助长下的私心就更可怕了。你怎么就不能心胸开阔一点，放过那些个人的争斗，干一点正经的政事呢？”
“我这不也是被人整怕了吗？”蔡京继续辩白着。
“但历史上职位起起落落的人多了，并非人人都是一上台就使劲报复啊。”一直在旁边听着对话的祭仲这时既正色又开玩笑地说道：“也许是你的姓比我的姓多了一个草，所以你更容易变，也更容易想不开，呵呵。”
“我还有个问题”，我接着说道：“蔡京先生因善于变色而发迹，祭仲先生因善于变色而保全，但为什么同样有的人善于变色，却不但未发迹反而早早失败了呢？比如东汉末年的吕布，也是政治上反复无常，善于变化的人，但为什么却败亡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要看变色得值不值”，蔡京老谋深算地说：“当初吕布持方天画戟，骑赤兔马，头戴金冠，打败天下无敌手。据说，他是三国中最骁勇的战将，关羽、张飞、刘备三人围攻吕布亦未能将其战倒。他和他的坐骑赤兔马都曾是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人们心中的尤物，人称‘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但除了这身好武艺，吕布是谁强投靠谁，一心想发迹。他先后投靠丁原、董卓，当人义子。只可惜这两个人要么无足轻重，要么天下共怨，吕布之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甘于庸人之下，决定了他可信度必然为零，从而‘身首’都各自天亮以后说分手。变色而无益，令吕布在三国历史的天空像一颗流星一样划过，空留下一点亮光而已。”
看来，蔡京的心术虽可能有问题，但分析问题确实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