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商业经过合理的调整，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城市工商户从6月开始，歇业的户数逐步减少，开业户数逐月增加。1950年下半年市场情况开始好转，到1951年以后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在调整过程中，国营经济有了发展，领导地位日趋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包括合作社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增长，1949年为26.7%，1951年达35.7%。社会主义商业零售额在整个商业零售额的比重也有显著提高，1950年为9.7%，1951年提高为15.5%。私营工商业通过这次调整，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克服了困难，并且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与1950年比较，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批发额增加了35.9%，零售额增加了36.6%。由于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使失业人数减少了。据全国的统计，1950年5月，全国失业人口达117万人，到1951年7月则仅余45万人。调整工商业的顺利进展，是我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调整工商业以后，我国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但是，历史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当时，有两个方面的情况特别突出。第一、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益严重起来。建国后，我们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方针，并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积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特别经过了工商业调整，人民政府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银行贷款等办法帮助民族资产阶级渡过难关，工人阶级也在这时候帮助资产阶级克服困难。这样就使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奄奄待毙的民族资产阶级，于解放之后短期内，不但喘过气来，而且获得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22年期间所从来未有过的利润。这说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说得上是仁至义尽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法分子，别具肝肠，另行打算。他们唯利是图，利令智昏，竟然反对国家的限制，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严重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第二、我们党内和政府内对待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必须预防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的炮弹对我们的攻击。建国后，我们党、我们的政府基本上是廉洁的、健康的，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股干劲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领导着亿万人民进行着治国安民的大业。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我们党内和政府内，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没有高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作用，有些同志甚至把糖衣炮弹作为滋补的圣药，被击中了，打了败仗。1951年11月30日，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中共中央批准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了抵制和击破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党中央决定发动和领导全国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同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接着，以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和事业单位、部队和各人民团体中迅速展开，整个运动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发动群众、打击贪污分子阶段、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展开，揭发出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是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的。因此，要抵制和击破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必须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铲除“三害”同反掉“五毒”一定要同时进行。所以，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党中央还要求“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党中央提出明确的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从2月起，“五反”运动最先从各大城市开始，迅速形成高潮。这样，党领导下的“三反”、“五反”运动同时在两个战场展开，并互相配合和推动，给近年来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有力的还击。
“五反”运动开始时，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揭发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驳斥他们破坏运动的谬论，使他们陷于孤立；与此同时，对工商业户区别对待，发动群众，对资本家实行政策摊牌，掀起坦白检举的热潮。接着，对严重违法重点户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同年3月以后，运动进入处理阶段，在搞清“五毒”的基础上，给各类工商业户作出正确的定案和处理。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政务院指示规定，根据有无违法行为，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违法性质恶劣程度及坦白悔改态度等基本标准，把工商户分类处理。“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城市的资本家属于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
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先后胜利结束。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一胜利，在政治上大大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从国家机关内部清除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选拔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这一胜利，在经济上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沉重地打击了资本家的不法活动，开始建立工人群众对私人企业的真正监督和管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运动还促进了增产节约运动，工农业生产到处涌现新纪录，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新气象。这一胜利，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批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树立新社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风尚，加强了国家机关和执政党的思想建设，使我们党和国家更加生机勃勃。
（五）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成就
建国后的头3年，我们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到1952年底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