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尽管江青一伙继续干扰破坏，但由于采取了上述四个方面重大的决策和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在实际工作中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1972、1973年的国民经济在困境中逐步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其中农业增长8.4%，工业增长9.5%。主要农产品中，粮、棉、麻、糖、烟的产量都是历史最高的一年。工业产品中，钢达到2522万吨，比上年增加184万吨；原油5361万吨，增加794万吨；原煤4.17亿吨增加700万吨；发电量1668亿度，增加144亿度；棉纱1084万件，增加45万件；铁路货运量8.1294亿吨，增加2461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83亿元，加上预算外部分，共完成338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627个，建成投产的有168个。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比上年提高3%，基本建设投资效果比上年好。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148万人，比上年增长数减少144万人，相应工资总数也有所下降。全年全社会的粮食收支平衡，财政收支平衡。这一年对外贸易有大幅度增长，进出口总额达225亿元，比上年增长34%，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应该指出：不可避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有少数企业生产建设任务完成得不好；部分地区重点煤矿生产没有完成计划；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地方和企业的亏损比上年有所增加等等，这同“文化大革命”这一左倾严重错误占支配全局地位是有密切的关系。
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抓住了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扭转时向的关键，在各个领域作了重大的努力，使工作出现了转机。这是为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上来的又一次重要的斗争。因此，必然引起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大的恐慌和仇视，由于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干扰和破坏，所以，从1972年9月下旬起，批“左”和反批“左”的斗争日趋尖锐，使全国形势再度恶化起来。
（四）在动荡中起伏的中国经济（1974—1976年10月）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他们竭力反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1974年初，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全国趋向好转的形势急转直下，动乱的局面再度出现。毛泽东及时发觉并批评制止了江青一伙组阁的阴谋。
1975年，周恩来病重，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又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并把整个国民经济几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和忍耐下去了。同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第一，“批林批孔”运动，使经济建设急转直下。
在周恩来努力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影响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出于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他仅仅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一定限度范围内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而绝不容许触及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因此，他反对批判极左思潮，错误地主张“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并认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从此以后，全国的中心工作由批判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这样，使全国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再度出现不上班、不劳动、搞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的动乱局面，国民经济建设从有所发展的势头出现新的逆转和半瘫痪的状态。
1.交通运输严重堵塞
江青一伙制造借口反对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上海港五区自1973年3月开始试行的定额制度，否定广州的黄埔港自1973年10月起在装卸工人中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度。在这股“左”的逆流影响下，许多港口不敢再抓装卸和疏运的指标，劳动效率大幅度下降，船舶停港时间不断延长，在港船舶数量经常保持二百四、五十艘，其中压港时间有些长达100天，特别是外贸租船因压港而损失巨额租金。尽管1974年4月间，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交通部、外贸部《关于扭转当前港口严重压船情况的请示报告》，决定采取措施组织突击装卸和疏运，要求把在港外轮和远洋船压到170条以下，由于采取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港口压船现象暂时有所好转，但不能持久，情况又重复出现。
与此同时，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下，铁路运输堵塞。凡是拉山头、闹派性、打内战严重的地方，铁路运输严重受阻。当时铁路运输堵塞主要在津浦线上的徐州、京广线上的长沙、京包线上的包头、贵昆线上的贵阳。由于这些区段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1/3左右，直接影响到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地区。据7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指出：1至5月累计，铁路货运量欠运2100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2.5%。由于上述铁路干线堵塞，直接影响到山西、河南等地的煤炭和其他物资及时外运，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工业生产集中和人口密集的上海等地，煤炭告急。
2.生产急剧下降
1974年6月18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决定于7月1日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了本年度的生产勉强做到逐月略有增长，但从4月份开始出现了急剧下降，同4月份相比，4、5两个月的平均日产值分别下降6%和3%，甚至还赶不上1月份的日产水平。1月至5月累计，全国重点煤矿欠产835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6.3%；钢欠产188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欠产185万吨，比去年同年同期下降3.7%。煤炭生产的急剧下降，严重地影响到整个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使不少工厂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生产秩序相当混乱，工伤事故猛增。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一直延长至7月份。到8月份，工交生产有些回升，但仍未根本好转。
3.财政出现赤字，外贸出现逆差
由于生产建设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直接影响了财政收入，从1至5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5亿元，财政支出却比去年同期增加25亿元。收支相抵，支大于收3.5亿元，而去年同期是收大于支27.4亿元。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这一值得重视的情况不仅不能得到及时扭转，而且不断恶化，到8月份出现27.2亿元赤字。
自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对外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因而为对外经济交往、技术交流、对外贸易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几年来，在这些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江青等人对此蓄意攻击和诋毁，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加以恶毒攻击，给中央领导同志横加“洋奴”、“爬行”、“崇洋媚外”等等罪名，甚至胡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说政治局对此“应该有个表态”，“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责成国务院、交通部等进行所谓“路线教育”等等。在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之下，加上“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1974年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数额较大的外汇收支逆差。年初安排进出口计划时就有5亿多美元，到前九个月达到约12亿到14亿美元的逆差。
4.市场商品供应紧张
由于“批林批孔”运动打乱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工业交通运输极不正常，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和商品供应，消费品不仅品种大大减少，连数量也不能满足需要，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生活。
面对着这样的经济形势，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4月、7月、10月召开了会议，对经济工作逆转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在半个月内必须返回工作单位，其他擅离岗位的人，也要求迅速返回，否则按旷工处理；号召党团员要发扬骨干作用，严格遵守劳动纪律；要求各级党委检查计划执行情况，订出增产节约措施；农业方面在今冬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扩大各种面积，抓好化肥、农机等支农产品的生产；轻工业生产要优先安排，要增产40亿元以上的产品；要求商业部门拿出20亿元商品库存投放市场，外贸部门拿出5亿元库存商品转为内销；确保京广、津浦、浙赣、京包等铁路干线的畅通，重点把山西存煤抢运出来；努力增加财政收入，节约支出，等等。以上措施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经济状况的改观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的局面。
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大部分计划指标没能完成，相当部分商品质量水平有所下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计划要求比上年增长7.1%，其中农业增长4.3%，工业增长7.1%。但是，实际上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其中工业只增长0.3%，农业为4.2%。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外，其他均减产。棉花4922万担，比上年减少202万担；钢2112万吨，减少410万吨；原煤4.13亿吨，减少400万吨。铁路运输量下降5.3%。基本建设投资完成近348亿元，比上年增加10亿元，但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64个，比上年还少4个。外贸逆差13.4亿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此外，文教、科技、卫生等项事业都受到严重的破坏。
1974年经济建设的急转直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意愿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所以，他不能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周恩来、邓小平与“四人帮”的对立状况，这就必然使他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采取了有利于党和人民的某种变化。一方面，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江青等人的篡权活动。1974年7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宣布江青等人为“上海帮”、“四人小宗派”。批评江青设两个工厂（“钢铁工厂”、“帽子工厂”）。毛泽东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随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的批评和揭露对挫败“四人帮”组阁篡权的阴谋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为扭转新的混乱的局势，于1974年8月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接着，同年11月，他在听取李先念等汇报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时。指出：“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上述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变化，鉴于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考虑，所以在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亲自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工作，并支持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对于把局势引向好转的变化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接着，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了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样就为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铺平了道路。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周恩来带着重病坚持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毛泽东提议的三届人大肯定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今后10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10年。据此，国务院将分别制订十年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会议重新强调实现“四化”宏图，无疑是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深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会议选举朱德为委员长，宋庆龄、董必武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利用四届人大组阁夺权阴谋的胜利，也为消除“批林批孔”再次造成的严重动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