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1972年比上年国家拨款投资减少18.36亿元。适当改变了投资的重点，减少重工业的基建投资和非生产性基建投资，增加农业的基建投资。1973年国家用于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比上年增加19%。与此同时，压缩民工的人数，1971年基建占用民工达1100多万人，到1972年9月减少到390万人。
其次，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在下达职工计划的同时，必须一律下达职工工资总额计划，并抄送人民银行，据以监督支付；各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都要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核定，并送当地人民银行；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以及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
再次，积极解决粮食购售的差额问题。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17日，商业部召开了粮食工作会议。会议估计，当年粮食购销将有136亿斤“窟窿”，除进口30亿斤外，尚要挖库存106亿斤。会议还分析了产生粮食购销差额的原因。商业部根据会议反映出来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于11月23日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并书面报告国务院。主要解决办法是：(1)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2)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工作，压缩一切不合理的供应；(3)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1972年新增职工超过国家计划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要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4)力争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5)农村的合理的销量要核减，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要压缩，新办企业事业人员国家不再补助粮食，收购农副业产品奖励粮不得扩大范围、提高标准。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72年粮食征购争取完成820亿斤，销量尽量做到不超过880亿斤。国务院认为上述报告原则上是可行的，并于11月24日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2月10日，中央将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和商业部的报告转发各地执行。接着，1973年2月7日至3月30日全国计划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研究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首先强调要大力加强农业，争取1973年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做到当年粮食收支平衡，1974、1975年两年补上粮食“窟窿”，使国家粮食储备达到800亿斤以上。
经过两年的努力，“三个突破”的问题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解决。全民所有制职工1972年比1971年增长292万人；1973年比1972年增长148万人，增长速度大大下降；1973年全国粮食收购968亿斤，粮食销售956亿斤，做到了购销平衡。
2.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对外经济关系
首先，整顿企业管理。1972年2月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全国计划会议的要求，在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下，会议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等7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7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由于张春桥的干扰破坏，这个会议纪要没有下发。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对援外装配的“歼六”飞机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严肃的批示，他指出：“歼六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17.5%。只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引起警惕么！”他亲自同叶剑英一起，抓了军用飞机的质量问题。接着，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对援外汽车质量问题作了批示：“请秋里像剑英同志一样，把长汽、二汽、重汽、南汽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随后，在同年4、5月间，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抓了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反复强调要搞好产品质量。从抓产品质量人手、技术管理机构，加强企业的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随后，同年10月12日至11月14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农材部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当时发现的“三个一百亿”的问题，即同历史上较好水平比，工业利税少一百亿元，工业流动资金多占一百亿元，基本建设尾巴拖长了一百亿元。这是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造成经济工作混乱所引起的恶果。会议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明确地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会议研究和拟订了扭亏增盈的措施：(1)加强经济核算制。(2)通过整顿，确定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资金数额、原材料来源和协作关系；落实企业的生产计划，从利润中提取奖励基金，用于职工集体福利、宿舍修建和对先进生产者必要的奖劢。(3)改进国家对企业亏损的管理制度。
(4)严格财经纪律。
与此同时，注意纠正农村一些“左”的政策。针对当时农村存在“分光吃净”，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1971年12月2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解决好六个问题：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要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的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工分分粮相结合，做到既有利于调动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军烈属、职工家庭和困难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不能硬搬照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社队的集体福利事业，要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能增加集体和社员的负担。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注意农业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煽动极“左”思潮，使文教、科技、出版等方面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周恩来在这些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他还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周恩来特别关心教育事业，1972年7月，他曾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掉。8月，他还对当时的科教组和科学院负责人指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9月11日，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10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李政道时谈话指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为恢复我国招生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外，周恩来对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培养外语人才，鼓励大家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等都提出意见，为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家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发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等项目，实际对外签约成交总额为39.6亿美元。这些引进项目绝大部分到1977年底都已建成投产，这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批判林彪一伙破坏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1967年，毛泽东曾指出：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从1972年底开始，周恩来相继在一系列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上，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周恩来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批判林彪一伙破坏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的内容是：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批判林彪一伙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批判林彪一伙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叫嚷“我说的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批判林彪一伙反对抓生产，胡说“大干大坏，小干小坏，不干不坏”；批判林彪一伙破坏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乱害“资本主义尾巴”。
4.努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开始对一批被打击迫害的领导骨干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
自1971年9月以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条件下，保护干部的工作有明显的进展。最突出的是努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作了舆论的准备。接着，同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夺取新的胜利》。其中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周恩来着力于“解放”干部的工作，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通过提名建议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这样，让不少同志获得“解放”。有的同志在会后便委以任务，安排工作，这种方式采用较多，也较有成效。他还采用过点名询问某某同志的情况的方式，使一些干部得到“解放”。此外，他也曾直接提名安排一些干部的工作，直至他病重住院后，仍然关心着这件大事，他认真审阅参加各种会议的名单，增补参加人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周恩来等同志的不懈努力，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与此同时，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相继安排了工作，到1975年底，大部分被打倒的老同志都获得了“解放”，有的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重要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