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变易思维不仅反映在它的书名上，更体现在它的全部内容中。《易传·系辞下》日：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这是《易传》在论《易经》，而《易传》自身同样充满着浓烈的变易气息。我们在读《周易》时，时时处处都会被它那“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健动、变通思想所感染，使我们不禁产生“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程颢语）、“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毛泽东语）的强烈动感。可以说，“变易”是《周易》的典型性格、精微灵魂和深邃奥秘之所在。不懂“变易”，也就不懂《周易》。
《周易》的变易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周易》认为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永远向前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易传·系辞上》日：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易传·序卦》日：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大自然以使天下万物高度富有、无所或缺为其伟大事业使天下万物日新月异、不断变化为其盛美德行，只有不断有所造更新才可谓是变易，宇宙万物处于永无休止的运动变化过中。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将这种思想概括为“太虚本动”、“变倦日新”。
《周易》还指出了事物的变化是由渐变到突变，最后走向反面的过程，提出了“物极必反”的运动规律。《易传·文言·坤》日：
这里指出，事物的变化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变坏，一种是变好。变坏者，为《易传-文言·坤》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乍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传．系辞下》的“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经·乾》上九爻辞的“亢龙有悔”，《象传》解释说“盈不可久也”，意为事物发展到传·系辞下》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彖·革》的“革而当，其悔乃亡”，《易经·否》上九爻辞“倾否，先否后喜”，都在说明否极泰来、革故鼎新的道理。
《周易》全书都在提示着“物极必反”的运动规律，尤其在《易传·彖·恒》日：“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这说明，《周易》以为，生生不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等作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特性、规律，是永远存在的。
其次：《周易》揭示了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乃是阴阳两种相互对待势力的相互作用。《易传·系辞》日：“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天地纲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传·彖·咸》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其中的“刚柔”、“天地”、“男女”均指阴阳。这就是说，阴阳两种相互对待的势力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运动变化，并将存在于宇宙及全部事物运动过程的始终，没有阴阳的矛盾运动，就没有这个气象万千的宇宙及绚丽多彩的万物。
《周易》更详细地论述了阴阳的矛盾运动，如《易传·系辞上》的“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传·说卦》的“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等。《周易》认为，阴阳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它们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即《易传·系辞下》所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正是阴阳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变化，此即《易传·系辞上》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是说“又阴又阳”，即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阴可变为阳，阳可变为阴，这就是宇宙万物之大“道”。这是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看作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变化规律。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被认为是《周易》以至中国辩证思维极有代表性的重要命题。
《周易》认为，一切对立的两个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易经·泰》九三爻辞日：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易传·彖·丰》日：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易传·系辞下》日：
刚柔相易。……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这是在说，宇宙万物以至社会人生中的所有阴阳两种事物可以相互转化，而这种转化不是无规律、无条件的，而是棚律、有条件的，这规律便是“物极必反”，这条件便是“时”“位”。“物极则反”是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概括易理的用语，它有两种情况，即阴至而阳，阳极生阴，前面论及的事物向好、向坏两种方向的运动变化是其具体表现。阴阳相互转化的条件是阴至行”的行为准则，认为凡事得时则吉，失时则凶。《易传》还注重“位”的重要性，《易传·系辞下》日：“圣人之大宝日位。”它指出凡事当位则吉，失位则凶。
《周易》还指出，相互对待的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是极为复杂、高深莫测的，即《易传·系辞上》所说的“阴阳不测之谓神”。而正是阴阳这种变幻莫测的矛盾运动，推动了宇宙万物变化日新的历史进程。
再次，由于《周易》认为宇宙万物处于变动不居的永恒运动过程，因而作为模拟和把握这一宇宙的《周易》符号系统也必然是变化多端、丰富多彩的，即《易传·系辞上》所谓的“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提示性的符号，我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能拘泥于其符号的表面提示，而要根据具体问题随时加以触类旁通、引申发挥，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其变幻莫测、丰富常新的深刻内涵，才能正确指导我们在这变动不居的大自然中泰然自若、游刃有余。
我们前面已经了解了《周易》符号系统的一些基本内容和丰富变化，并已知道康熙解卦、穆姜筮例都在说明《周易》之“凶”不为凶，“吉”不为吉。可见，《周易》的符号系统是极为复杂的，我们千万不要被它的表面提示所迷惑，而要努力把握其深邃内涵。
最后，《周易》既然认为宇宙万物（包括社会人生）永远处于运动过程之中，《周易》也是一套变幻莫测、深奥精微的提示性符号，那么，它就必然要求我们在运用《周易》指导人生的实际过程中，要善于通权达变，触类旁通，而千万不要泥古不化，囿于文字。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这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从容不迫、左右逢源。
我们再看一个在运用《周易》时能够不拘泥其辞而通权达变的事例。清代大才子、我国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总编辑纪昀（字晓岚，1724～1805），年轻时参加科举前占得《易经·困》六三爻：“困于石，拓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他的老师看后说不吉。但他自己以为自己还未娶妻，谈何“不见其妻，凶”。因此，他推测自己可能考不上第一名，第一名可能是姓石的，或姓带石旁的。后来果如纪昀所测，遂功名显赫，成为一代文宗。
《周易》告诉我们，“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这就是说，在运用《周易》时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高超悟性，准确把握《周易》与特定情境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否则，《周易》便不会发挥其正确指导作用。而这又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漫长过程。
《周易》的变易思维启示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世界上，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主体性，以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避免其不良的运动倾向。《易经·乾》九三爻辞日：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即是说，有才德之人能够始终勤勉刚健，谨慎戒惧，从不放松警惕，好像有什么危险一样，如此自然不会有什么灾咎。《易经·否》上九爻辞日：“倾否，先否后喜。”这是说，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挥主体性去消灭否运存在的条件，就会迎来否极泰来的喜人局面。《易传》则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及时“进德修业”，处处敬慎戒惧，即使暂处困境，也会安然渡过，此即《易传》中“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果行育德”、“反身修德”、“敬慎不败”、“惧以终始”等格言的有益启迪。
《周易》的变易思维与《老子》“反者道之动”、“物壮老”、“周行而不殆”之“道”等思想有一些相通之处，但它们在同样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却采取了迥然相异的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周易》崇尚刚健有为，积极进取，革故鼎新，通权有度，则会使我们在纷纭世事中无往而不胜。
对于身处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来说，《周易》变易思维所启示的通权达变思想更显出其重大价值。试想，如果列宁不能通权达变，拘泥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胜利的论断，他能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建立的著名理论，并付诸成功实践吗？如果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不能通权达变，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们能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缔造伟大国家吗？如果我国新时期的领导人不能通权达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决策，他们能使中国人民迅速走出“文革”阴影，更加自信地塑造新世纪的壮丽前景吗？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通权达变，因循守旧，拘泥陈规，我们能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不被淘汰，并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吗？
四、直觉思维与灵感把握
《周易》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秩序严谨、完善和谐的有机整体，而且是一个永远处于运动变化过程之中的有机整体，作为模拟和把握这个变幻无穷的完美整体的《周易》符号系统，当然也是变幻莫测、神妙精深的。而要认识和掌握这样一个宇宙和符号系统，显然不能只通过逻辑思维以分析的方式逐渐进行，而必须在认识积累的基础上，以综合的方式在一刹那完成整体把握，即要以直觉思维一朝顿悟，完成对整体的灵感把握。
直觉思维是以积淀着理陛的非理性方式把握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以认识客体在意识中的意象（知觉形象与主体意念的统一体）为中介，以豁然开朗、一朝顿悟为表现，以直觉、灵感、悟性直接对认识客体进行整体把握。
直觉思维在《周易》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这是《周易》象数思维、整体思维、变易思维的必然要求。
首先，《周易》本身即是一部直觉思维的典范之作。中华古人在改造自然的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对宇宙人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他们以直觉思维的方式创作了《周易》。
《易传·系辞上》日：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这说明，《易经》是中华古圣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探赜索隐、极深研几的基础上，运用直觉思维创作的一部典籍，以用它来象征和把握宇宙万物纷繁复杂的运动变化过程。
《易传》在阐发《易经》时也用了直觉思维。由于《易经》只是古人一些经验事件的积累，其卦爻辞极为简略晦涩，因此不易为广大民众准确运用。《易传》则对《易经》蕴涵的深刻义理进行了阐明。《易传》从《易经》首卦《乾》所象征的天（阳物之极）的变化日新、健动不已，悟出入应“自强不息”、“刚健中正”、“进德修业”、“与时偕行”；从《坤》所象征的地（阴物之盛）的能容万物、柔顺沉默，悟出入应“厚德载物”、“含弘光大”；从《中孚》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悟出“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也，可不慎乎”；从《同人》九五爻辞“同人，先号眺而后笑”，悟出“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些显然都是直觉思维的成果。
其次，由于《周易》是一种以直觉思维创作而成的古代典因而我们理解《周易》时也须以直觉思维去进行。这就要我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悟性，根据不同的情境去涵咏体察周易》原理，以正确指导实际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