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另一个著名命题是：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这是《大象传》对《泰》卦卦象的阐发。其中，“后”指君主。“财”通裁，裁制、节制。“辅相”意为辅佐、参赞。“左右”通佐佑，辅佐、佑助。全句原意为：天地阴阳二气交感融合，乃《泰》卦所示万物通泰之象；君主观此卦象，加以效法，因而裁节成就天地交流感通之道，辅助赞勉天地化生之宜，以便辅佐佑助天下百姓。
其中的“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后人概括为一个重要术语，称为“裁成辅相”，被认为是大力高扬人的主体性的神来之笔，它的深刻意蕴可以简略表述为：人在大自然面前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发挥其天赋的卓越主体性，积极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去进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以使宇宙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共同构成一个温馨宜人、完美神圣的和谐整体，从而使得异己的自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人生成为属人的自然，使得人从必然王国逐渐走向自由王国，逐渐达到价值理想和现实情状相统一的“天人合一”胜境。
实际上，全部《易传》乃至《易经》都洋溢着这种颂扬人主体性的浓烈意味。不妨再看《易传·系辞上》的两段话：
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其主要意思是说，有大才德之人通过充分发挥其天赋的卓越主体性，认识和把握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自然规律制作出许多物质器具，使之服务于广大人民；而且，他们还自然规律用语言符号（如《易经》中的“象”、“爻”）表示出来，以便让天下大众迅速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
这种竭力高扬人的主体生的命题在《周易》中比比皆是，使得《周易》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典范。
从“圣人成能”、“裁成辅相”、“立功成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充分肯定以至大力颂扬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思潮，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一股汹涌澎湃的强劲主流。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中国先秦典籍《左传》的“吉凶由人”；从古希腊人对人要征服自然以成为自然的主人的意识，到中国先秦墨子的“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和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从唐代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到西方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开山人物培根（F.Bacon，1561～1626）的人是自然的主人和解释者的主张；从明代王守仁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到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大声疾呼；从明清之际方孔熠、方以智的“圣人主天地”、“宰天”、“造造化”和王夫之的“相天”、“造命”说，到德国大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人就是人的上帝”……这些高扬人的主体性的闪光思想，一直在激励着人类文明凯歌高奏的前进步伐。
上述这些高扬人的主体}生的伟大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的，这个基础便是人以其智慧的双手创造的辉煌成就。从人类始祖采集狩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刀耕火种，从铁器的广泛使用到土地的大量开垦，……随着人的主体性水平的日益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自在的大自然便被人刻上了越来越多的主体性印迹。
尤其到了近现代，发生了四次规模空前的产业革命（亦称工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70年代，以纺织机、蒸汽机、用煤炼铁为主要标志；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19世纪40年代，以炼钢技术、铁路运输、有线通信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第三次产业革命从20世纪初开始，以电力、化学制品和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第四次产业革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遗传工程、激光、光纤、空间技术、海洋开发等高新科技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
这四次产业革命使得人的主体性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水平。航天技术可以使人在广袤的太空随意升降，自由翱翔；航海成就可以使人在浩瀚的海洋如鱼得水，乘风破浪；生物工程可以使生物按照人的意志进行演化……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人在衣、食、住、行、用、玩等许多方面似乎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遍布全球海洋的潜艇使得浪漫主义诗句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瑰丽想象不再只是想象；其他许多人类改天换地的巨型工程使得夸父逐日、盘古开罗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壮烈神话不再只是神话；人类童时代呼风唤雨、上天人地、千里眼、顺风耳等许多美好的梦想不再只是梦想。人类靠其主体性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类不禁日飘飘欲仙、趾高气扬。
但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中国伟大的哲的这句名言不幸由全人类作了证明。人类在以其天赋的主体性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就之时，却没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尤其是没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自己所具有的能功。他忽视了“三才之道”、“裁成辅相”在肯定人的中心地位和牲的同时，还有另二层更深刻的含义，即人是天地万物中的员，人的主体性只能在“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的范围内去发挥。
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使人类享受到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祉的同时，也使得人类日益夜郎自大，不可一世，以为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以为大自然真的只是一只温顺柔弱、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以为“上帝死了”，人就可以取代上帝而成为宇宙至尊、万物首长。
然而，这毕竟只是人类虚构的童话，无知的幻想，天真的错觉，幼稚的奢望，而人类却可怕地把它当了真，其后果则是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一大堆参痛现实：日益猖獗的环境污染，越发严重的生态失衡和资源匮乏，不断增强的都市喧嚣，响彻云霄的人口、信息大爆炸，硝烟弥漫的残酷冲突，令人窒息的核威胁和文明压榨，等等，等等。
人自身在不断向大自然掠夺的同时，却不幸失去了自我，残害了自我，人性遭到了异化文明极大的摧残扭曲，人不再是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人，而成了一种死的工具，一种僵化的机器，一种荒诞的存在，一种无奈的叹息，成了罗丹的那个“行走的人”，没有了智慧的头颅，没有了灵敏的双手，却仍在迈着“矫健”的步伐茫无目的地走着，一步步走近那足以吞噬一切的可怕深渊。
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人类以其卓越的主体性取得的文明成就反而成了窒息围困人类生命的“铁笼”。人在这自制的“囚牢”、“铁笼”中，戴着亲手制造的枷锁和镣铐，痛苦地呻吟着，可怜地乞求着，恐惧地颤抖着，绝望地呼救着。在自作自受的苦果的重压下，在自取灭亡的深渊的虎视下，他在反思着，悔恨着，觉悟着，盼望着……其实，敏感的现代文学艺术乃至深邃的哲学，早已开始以其各自独特的方式，愤怒地控诉着工业文明对人的残酷压榨和巨大摧折。
文学上，英国大诗人拜伦（G.G.Byron，1788～1824）曾有诗日：“想一想你不曾痛苦的日子，算一算你有几个小时的欢笑，你就知道了，无论你曾经怎样，化作虚无会比活着更好。”这种对人生的悲观绝望，既显示了对异化文明的严厉批判，也表达了对生命尊严的强烈向往。奥地利作家卡夫卡（F.Kafka，1883～1924）在其大作《变形记》中，描述了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的荒诞事件。这种事件虽然怪诞无稽，荒谬绝伦，但它却是真正的“事实”，是人性遇到巨大摧残的“事实”，是心灵已经严重扭曲的“事实”。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J.P.Sartre，1905～1980）的《苍蝇》、《恶心》，以及他那“他人就是地狱”的著名格言，充分表明现代人的绝望心境，无聊透顶。
绘画上，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我的朱丽叶》、《亚威农的少女们》，乔治·布拉克的《伟大的裸体》和费尔南·莱热的《三个女人》等对现实玩世不恭、愚钝呆板的摹仿；马塞尔·迪尚的《I，HOOQ》，给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用铅笔描上了小胡子，表现了现代人的无聊空虚，怪劣变态；奥托·狄更斯的《玩牌的战争残废人》，亨利·马蒂斯的《舞蹈》，安迪·沃霍尔的《自杀》，奥斯卡·科柯施卡的《风暴或风中的新娘》，阿尔努尔夫·赖纳的《身体语言：扁桃腺》等，以狂癫的线条，笨拙的风格，表现了现代人疯狂拙劣、灵气全无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
雕塑上，也是以表现人性扭曲为主题，以愚蠢狂野、拙劣谬、支离破碎、矫揉浮躁为特征。如乔治·西格尔的《肉店》布尔代勒的《阿波罗》、《贝多芬·崇高的悲剧面孔》，罗丹《行走的人》、《夏娃》、《无上的呼诉》，李谢夫人的《暴风雨》查德金的《站立的女人》等。
音乐（如果还可以称之为音乐的话）上，则有著名的33秒》，其中并没有什么音乐，而只有嘈杂的人声，混乱的喧闹；还有风靡全球、狂躁不安的摇滚乐；它们一方面表现了现代人创造力枯竭却仍然绞尽脑汁地在“创新”，另一方面也控诉着文明）关于人生像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的悲观论调，德国哲学大师尼采以躁动疯狂的“超人”作为人的理想，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人是恐怖、厌烦、忧郁、绝望的孤独个体，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以烦、畏、死作为哲学的核心主题，法国哲学家加缪以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孤独的，现代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把死亡本能与生存本能并列为支配人的一切行为的两种本能，“新弗洛伊德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弗罗姆（E.Fromm，1900～1980）把“爱死”与“爱生”并列为人的本性中的两种潜能，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以流浪者式的思维建立的，以哲学的终结、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理性的殒落、人的沉沦、结构的颠覆、视角的多元化、解释的游戏、反对方法、哲学史的破产、博物馆的沦毁为特征的非哲学思潮、非中心化思潮、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多元主义方法论、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后现代美学思潮……所有这些光怪陆离、令人头晕以至“恶心”的东西，实质上都在倾诉着同一个声音：这是最后的警钟！这是“此路不通”的路标！人啊！悬崖勒马，浪子回头，此其时也！
《易传·系辞下》日：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入毕竟是人，他有强烈的求生本能和卓越的主体智慧。这使得他不会在任何严峻的困境中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而能够迅速警醒，奋发图强，以超越困境，走向光明。这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其实，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许多敏感睿智的思想家、科学家，一直在对文明对人无情摧残的异化倾向提出批判，希望唤醒陶醉于文明进步的人类，使人类文明走向健康发展的光辉大道。尤其到近现代，随着文明的加速进步，文明的异化倾向也日益严重。于是，反抗文明异化的思潮成为波及全世界的强劲主流，一大批思想家、科学家投入到其中，他们各自提出了解决文明异化问题的许多策略、方案，有的已被付诸实践，并产生了巨大成效。这也是人类发挥其“裁成辅相”的主体性，以反抗文明异化而取得的伟大成就。
早在两干多年前，中国大哲学家庄子，即已在其思想先驱老子“绝圣弃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等自然无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人类发出了“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的呼吁，要求人们不要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自然，而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提醒人们要“物物而不物于物”，不要为身外之物所累；希望人们“能胜物而不伤””，“不以物害己”，“处物不伤物”，以审美的态度和行为对待大自然，而不要损害大自然的完美至善，以免自食其果。反之，如果人们刚愎自用，肆意妄为，对大自然无限征服，一味索取，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置之民”，成为文明异化的牺牲品，此等严重后果，脆弱人类将何以堪！？这大概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全面、彻底、深刻、敏锐地反抗异化的大声呐喊和保全人性的振臂高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