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关要不要管一管电影的问题，摆在哈钦斯新闻自由委员会面前时，聚在一块的几个学者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是无稽之谈”。他们认为，电影是转移注意力的、逃避现实的和无聊的。怎么会有人主张把电影看作现代新闻的一部分呢？
幸运的是，一个更有远见的观点占上风了。电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需要认真对待。这个委员会要求当时美国电影制作与发行公司（后来是美国电影协会——MPAA）的负责人威尔·海斯，把这件事交给行业自行调整。最终，好莱坞的规范模式和行业内规定被委员会采纳，作为民主社会里体现社会责任的最好方式。
关于娱乐表现方式的重要性及其对公众的责任，该委员会在其有划时代意义的1947年的报告中讲得很明智。新闻和消费信息对民主生活固然很重要，然而娱乐却占据了广播节目和电影银幕的大部分，也占了印刷品相当大的版面。从这些媒体我们接收有象征意义的东西，知道自己是谁，应该相信什么，怎么行动。娱乐，它虽然只有消遣价值，但对教育和使人适应社会需要也起了不少作用。
娱乐节目应该受伦理道德的支配吗？哈钦斯委员会的一员，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极力主张，我们所有的社会生产都应朝向一种思想与制度的“新整合”，朝向一种创造性的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我们表达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和习俗并遵循它们，产生一致的认识”，产生一个范式社会，这个社会“将指导各处其他自由民族的信心。”雷德菲尔德不是梦想的沙文主义者，他认为社会制度（像媒体）和社会信仰（像生命的圣洁）是互相依赖的。娱乐节目必须受到伦理道德的检验。
20世纪80年代，雷德菲尔德的基本原则成为道德理论化的前言，当时叙述性谈话和叙述性社区是杜克大学伦理学家斯坦利·豪尔瓦斯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斯坦利·豪尔瓦斯认为，文化是围绕区别善与恶、英雄与恶棍、成功与失败的叙述而构筑的，因为叙述的重要性，所以一个社区要想在其他利区中负责地生存，它要被迫把它的界限置于真实叙述之上，没有这个真实叙述，社会伦理规则就成为超然的智力活动了。
识别社会伦理问题的方法——就是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关系涉及社区的个体的意义与地位，自由相对于平等以及爱与正义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是社区的社会伦理学分析的重要范畴。社区的形式与实质是叙述性变量，因此，“社会伦理学”的关键是那种叙述内容的关联物……是良好和公正的社会所要求的一种叙述……帮助它们了解生点的真理，了解与自我欺骗的不断诱惑而进行斗争。
豪尔瓦斯用小说《沉船》（Watership Down）的一大段分析开始呼吁叙述性伦理学。小说讲的是一个野兔的故事，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帮助我们完善自己的虚构的叙述。构造新闻叙述、公关信息、广告和娱乐节目都包含着过程、层次、想象、制约、利润和权力。我们的目标是检查道德的范围，并促成正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一个全国首要传播研究协会的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中，乔治·博纳强调了这种检查的重要性，他说：“我认为，传播是指导我们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的叙述过程。”不久前，他还告诫说“孩子们出生在一个家庭，在这里，少数远离的社团在大部分时间里向大多数人及其家庭讲述大部分故事。”他鼓励这一领域的更细致的研究，主要是娱乐方面及其文化与道德基础。
20世纪90年代，哲学家和杂文家强调叙述及搜集要素的真实性，与之不同，理查德·罗蒂和温德尔·贝里开始探究社区是怎样形成的，人们怎样彼此联系，怀疑和不信任怎样取代了作为第一冲动的慷慨。
贝里写道，不明确的“公众”和私人的个体之间，是共同体，它形成于一种相互的利益，并因“信任、善意、忍耐、自制、同情和宽恕的美德而显得崇高”。但他又补充说，电子媒体本性上“把公众和社区之间所有的差别弄得模糊不清并最终破坏它们”。例如电视，它“是人们所见过的有关性行为自最大不敬者和利用者”。我们的叙述已经变得疯狂、自我毁灭和不人道了。
根据雷德菲尔德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关注，我们最好引用斯蒂芬·卡特的近作，他在书中力劝我们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得更好些。（1）辨别是非；（2）按那种辨别行动，即使以个人为代价；（3）公开表明我们遵循道德原则。他把他的书命名为《正直》（Integrity）。
以下章节只提出了一些疑问并建议一些接近答案的方法。暴力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它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是直接的并令人瞩目。美国每星期都有差不多500人死于枪伤，有许多起是自我造成的，还有就是悲剧性的意外。这些死亡中有许多是由于朋友和亲属间的一时冲动。
一些人认为，媒体暴力的威胁是，动它一步带来强它百倍的影响。珀杜大学研究者格伦·斯帕克斯认为，电视暴力使社会失调，尤其使儿童中的失调成为可能。当研究者辩论受众的影响时，伦理学家却问，即使只有一人受到影响或没有人受到影响，那么有多少暴力是可以忍受的。
如此说来，大媒体的巨大财政利害关系所产生的问题又怎么办呢？财富和事业的发展要依靠节目收视率。那么，娱乐业中很多人怀疑，伦理道德还有什么话要讲——惟独金钱重要。
娱乐节目中的其他问题明显少于暴力或贪欲问题：它们或者是种族群体、年龄群体、地域群体及信仰团体的一成不变和角色固定；或者通过非实质性叙述来表达对我们社会中较小文化的偏见；或者由我们的电视节目故意猛烈地探究性经验、淫秽语言、亵渎及美化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犯罪问题。
正如我们所要继续讲下去的，娱乐业的每一级——制片人、演员、撰稿者和观众——都更多地遭遇由伦理来作决定的情况，这已越来越清楚了。
【注释】
1．参见Robert Redfield著“Race and Human Nature，”Half a Century—Onward（NewYork：Forel‘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tica，1944），p．186。
2．参见Stanley Hauei’was著A Community of Character（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Nol：re Dame Press，1981），pp．9—10。
3．参见George Gerbner，“Telling Stories：The State，Problems，and Tasks 0fthe Art，”
Fortieth Anniversary Program Highlights。Institute of Communieations Research，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4．参见WendeH Berrv著Sex，Economv，Freedom and Communit~一（New York：Pantheon，1993），p．124。
5．参见Stephen L．Carter著Integrity（New York：Basic，1996），P．7。
6．参见Glenn G．Sparks，“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Reports of Fear Induceby the Mass Media，”Chil Study Journal 16（1986）：55—66。
7．参见Cliffbrd Christians and Kim B．Rotzoll著“Ethical Issues in the Film Industrv。”iCurrent Research in Film：Audiences，Economics，and Law，v01．2，ed．Bruce A．Austi（Norwood，NJ：Ablex，1986），PP．225—237。
§§§第14章 暴力
几乎没什么争论能像电视和电影暴力那样博得媒体改革家的注意。当然，有些暴力在任何一部戏剧里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甚至在喜剧和情节剧中都有，如贾斯迈尼公主与恶魔般的雅法打斗的场面。但现实的暴力犯罪当中有许多是青少年犯罪，它们的抑制不住的增长已经常常与德泰·哈里、兰博的杂乱无章的生活与那些好打架斗殴的无赖和由活跃的超级英雄们组成的不断增长的马戏团联系起来了。人们的争论很容易地由青少年看什么变成了青少年做什么。既然社会不能容忍刑法秩序的混乱，那它必须推动消除犯罪的原因。
正视暴力检查员的是身经百战的自由论者，他们坚决要求保护所有的言论。他们认为，暴力节目也许产生暴力行为，也许不能，但言论的减少确实表明了从民主向封建的倒退，回到了中世纪的修道院，在那里，言论受到控制而政治选择也是按程序进行。他们声称这样的命运比所有其他的都要糟糕，而避免这样的命运，要冒失去太多自由的危险，但这是值得的。
当前娱乐暴力的许多问题成了米斯委员会及其坦率的反对者们争论的焦点。该委员会是1985年由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组织起来的，负责“确认美国色情文学的性质、范围及对社会的影响”，还向司法部长介绍色情文学怎样才能“被控制，并与宪法保证相一致”。’米斯委员会的研究包括内容分析、参与观察、个案研究、访谈和实验研究。它的发现支持了由乔治·格布纳和其他人提出的培养假设，并中肯地提出在某些人身上色情文学与性犯罪行为之间有一种更直接的联系。该委员会的92项建议几乎都支持现行淫秽法律的较艰难的实施，甚至采取严厉的施反对儿童色情文学。控制与执行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广泛共有的结论，观看和阅读性方面的暴力资料有引起暴力性犯罪的动机倾向，并在人们头脑中发展成一种全社会的具有破坏性的性与暴力之间的联系，在某种件下这些人可能把他们的这一新想法付诸行动。
根据最初的委员会听证会，反对者指责有伤风化的作品（一个轻蔑的儿，让人回忆起19世纪80年代安东尼·康斯托克的反淫秽改革运动）。
国全民自由联盟（ACLU）发表了该委员会的一篇“摘要与评论”；娱乐业的业人士组织起来抗议委员会减少电影艺术的含蓄号召；记者追踪委员会报道有关委员会一些证据的奇异性；而专栏作家指出了在委员会报告中出表现的“无知的疯狂行为”和“潜在的危险”。许多反对意见概述为以下点：
1．艺术自由与审美完整需要一种不干涉态度。政府无权控制作家和导演。
2．没有直接影响能被证明或被证实。间接影响是在传递信息的界里人们生活的结果，而不能被当作刑事诉讼的基础。
3．暴力是社会和历史问题，不是暴力性的电视节目或电影的结果否则，思考就同因越南战争而责备约翰·韦恩一样了。
4．媒体暴力的担忧实际上是我们害怕改变社会体制。抑制电视电影是要在一个家庭、友谊和婚姻的传统观念这些社会安排正经历本变化的社会里，强制地维持它们。
5．新闻和娱乐节目的分界线正快速削弱。电视新闻杂志节目很望节目素材，以至于任何可视性的东西（即使它必定会重复）都转变为一个重要的“调查”。传统新闻已享受的所有自由市场观点，现在必须同样地适用于娱乐节目。公众有知情权。
本章中的案例提出了这些议题，并与相反的观点较量。第一个案例“听见、感受、实践”，引出效果论点，即一个人听见具有暴力性的歌曲，就会有暴力行为；播放一个暴力节目，就发生一次暴力犯罪。对效果论点的一个权威反响是电影标级制，它提醒有责任的成年人注意有潜在危害的节目若标级与检查都不起作用，那谁来负责呢？这是第二个案例“恐龙公园里的声响恐惧”中出现的问题。第三个案例是受害最广的那类。如果暴力是悲剧性的，那么许多暴力的悲剧性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据报道，为了给西扩张和经济利益开辟道路，土著美国人像牲畜一样被追捕和平定或者被杀戮。条约上的承诺也被第二批采矿者和军队破坏了。如果我们不能与土著美国人的深重损失交换看法，我们不就是使不公平永存吗？第63例探讨了这种可能性。在我们所疑问的另一案例中，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忘记了他们贡献给文化的暴力吗？几乎不会忘记的。“说书人”探究了这个业内问题。最后一例，“连环漫画的怪诞”，我们看到印刷媒体和电视上持续不断的暴力问题。电子游戏也引起了类似问题。
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对像“致命的Kombat”和“午夜陷阱”这样流行的电子游戏中的残杀场面十分恼怒，他呼吁国会取缔它们。他说：“我们所谈论的电子游戏赞扬暴力，并教儿童欣赏尽可想象的最可怕的残酷。”同时，利伯曼又承认这种游戏按宪法规定是受到保护的。一项禁止暴力电子游戏的法案将面临一个适合于娱乐编制者们的悠久而政治性强的艺术自由的传统。面对这种符合宪法的障碍，伦理观点占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