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业务人员尽快赶到，王光英提示公司抽出专人为他们办妥了全部的出境手续，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组织工作。采购小分队受命后，火速赶到南美智利，对一辆辆汽车认真地进行现场验货，在确认了质量令人满意之后，又经过一番高层次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1500辆7吨以上、30吨以下的载重汽车，由智利铜矿主以原价的38％低价全部卖给中国光大实业公司。仅此一举，光大公司等于一下节省了2500万美元的购车费。
所以，现代人都说信息就是金钱。如果王光英没有及时抓住这样的信息，那么千载难逢的良机就只能是失之交臂。利用信息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具有对信息高度的敏感性，能对掌握的信息快速地做出反应和决断，从而不致使战机贻误。
《孙子兵法》中，再三阐述了情报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同样，今日的商场上，各种商业情报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当今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十分高涨，许多人都说现在的市场是买方市场，只要你能够消耗掉，社会肯定能够生产出来。做生意，关注的不应该是生产多少东西，而应该注意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在激烈竞争中打败对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社会的发展导致信息的充斥，大量的信息出现在社会上，要求我们去分辨、去索取。只有充分利用每一条市场信息，从中去发现产品市场，进而才可能使生意成功。
7.远见卓识，源于对商机的准确预见
1991年10月，浦东市郊伊桥乡街头来了两个温州人，他们姓陈，是俩兄弟。
当时，从杨高路这头步行到那头，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还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投资热点，很多地方还都是菜地或农-田。杨高路如同一条机耕路，尘土飞扬。杨高路的两旁，多为一些门庭冷落冷清的单位或市办企业的库房。从表面上，任何人也没能看出几年后这里会出现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正因如此，这才体现了陈氏兄弟来这儿寻找商机的智慧与预见力。
在上海伊桥镇浦东伊桥乡，由于他们看中的竟是离杨高路有30米之隔的一间仓库，接待他们的上海人实在想不开，温州人租这样的闲房空地做什么用呢？
这兄弟俩只说是用来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以销售温州小商品。上海人虽然也知道浦东要开发，但他自己手头上握有的地皮的价值却不甚了解，既然这些房子和地闲着也是闲着，温州人要租，自己有钱不赚，何乐而不为？至于他们租去干什么，自己也不必多操那份闲心。
兄弟俩挺干脆，马上签定了租赁合同。这一下子就打消了上海人的疑惑，协议是这样的：上海方以地皮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人经营管理，收A八分成，上海方拿小头，温州IA拿大头，五年不变。
这样一来上海人高兴，两位温州人也高兴，都以为占了对方的便宜。
这对兄弟当时在上海人心目中虽然有点“憨”，但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其实他们搞活动房店面只是个幌子，事实上却是想在浦东大举开发之前抢占先机，先人一步在这里租下最有利地点，靠日后的转租赚钱。他们在深圳已有过成功的经验，有在深圳深南东路租下店面发大财的辉煌纪录。
第二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行视察浦东，出现在杨高路上，这时的上海人似乎看出了点眉目。
不久，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造被列为上海市头号重点工程，而杨高路改造竣工之日，也就是陈氏兄弟的店铺开张之时。这时在上海人眼中，温州人的精明便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来了。
对陈氏兄弟而言，杨高路两边的店铺的租金直线攀升，所改造的109间活动店面，以平均8000元一年的租金租出98间，还有11间年租金不断上涨，超过万元，甚至直逼2万元。温州人将活动店面转租出去，当年就将改造店铺所投的资金全部收回，还多赚回了40余万。根据合同条款，今后四年中他们将至少净赚300万元。如梦方醒的上海人不能不心悦诚服：怪不得说温州人隔水能看见湖底有鱼，这温州人对商机的敏锐竟如此神奇。上海人冲温州IA直竖大拇指，丝毫不责怪这对兄弟“抢”了自己的钱。人家能掐会算，有先见之明，你不服都不行。
预见力是一个商人的必备能力，人们说要心存远见，这远见就是对未来的预测，把握得好则财源滚滚，把握不住，则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自古以来，用兵打仗者要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这样才能巧妙地战胜敌人。诸葛亮赤壁大战，靠的就是对未来的准确估测，经商更是如此。
在古代诸多成功的商业经营者中，有一位是以善于预测而闻名的大商人，他便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圣贤”之一的子贡。
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最富有的一个，以善于经商、善于说辞而闻名诸侯，由于子贡善于“预测商情，待价而沽”，即对市场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每次都赚大钱，不几年就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富翁，史书上称他富比陶朱公。
后人推子贡为商业经营预测的祖师爷，其实，不止子贡善于预测．大凡成功的经营者，都善于预测。例如，秦朝将要崩溃的时候，那些有钱人都在存储金玉，以为这些东西最保险。只有宣曲一个姓任的小官吏却在悄悄储存粮食。后来刘邦和项羽在荥阳一带打起拉锯战，农民根本无法耕种，结果，粮食短缺，粮价飞涨，那些积攒了大量金银财宝的人为了活命，也只好高价买粮。这样一个机会，让任氏大富。
任氏的成功也是源于他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他就已经发财了：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利润了。战争的爆发不过是证实了他的预测，使他可以兑现自己的利润。由此可见，善于预测商机的子贡、任氏由于对形势发展的准确预见，在商业活动中才占尽了先机。
微软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预见了个人电脑在今后的世界将会大行其道。那时候的计算机都是些笨重的“大家伙”，一般都是用于工业、军事等，而微软却在那个时候开发出了用于个人计算机（PC）的操作系统。随着PC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发展，微软也越来越赚钱。比尔·盖茨也成为了世界首富，微软成为了世界500强企、在商品经济时代，谁能有远见。一步，获得的实惠便可以先人百步见！一定要有远见！
并能对商机有准确预测谁就能先人千步。微软的成功说明了什么？远神秘一点说，远见告诉我们也许会得到什么东西并召唤我们去行动。
这看起来很缥缈的，将可能现身于眼前；听起来很玄妙，将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呈现；甚至于想起来都似乎天方夜谭的事情，只要行动都会如奇迹般奔你而来。
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了远见对于做人、对于成功的重要性：据《圣经·箴勐》第四章第十八节记载，大约三千年前就有人说过：没有远见，人们就会放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来远见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可是，我们又能够想到多远，想到第几步呢？
凡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现实生活中，谁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也不是能掐会算，怎样预见到商业活动的未来呢？
“未卜先知”首先是建立在准确的商情预测基础上。世界银行行长伍兹的成功之路，会给我们的认识带来帮助。
1934年，伍兹创立了第一波士顿公司，它是一家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公司。从那时开始，伍兹善于抓住时机，表现出了超人的预见能力。20世纪40年代初，电子管收音机刚刚起步，伍兹就瞄准了这一区域，致力于大量投资，赢得巨额利润。后来，家用电器刚露端倪，伍兹觉得发财的机会又来了。于是，他投资于几家大型家电制造商。不出几年，他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了超级市场，伍兹认为，现代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超级市场内商品齐全，方便快捷，一定前途无量。结果，他又发了。非凡的预测力来自于广博的知识和经验。伍兹正是一个兢兢业业、勤学苦练的人。
“未卜先知”，还要获得相关信息，然后明白潮流趋向，弄清市场需求，对未来的预见便有一定的准确性了。
均瑶集团前总裁王均瑶也深谙此理。他说，“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他战略决策的准确与否，但眼光能看多远往往取决于他对信息的捕捉能力和悟性。”他曾对记者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请人吃饭，而每当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加入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样，人们聊着聊着就会有许多好的思路冒出来。他认为这些冒出来的“火花”对他的事业很有用。
总之，首先你必须善于发现规律，从善于观察开始，从小事人手，处处留心。万事万物都有联系，所以大可不必担心这些小事毫无价值，大事由无数小事汇总而成，而且大事的整体形态和性质跟那些小事一样，能够妥善解决它们，用宏观的眼光和冷静的心态去把握，培养思考的习惯，训练自己摸索规律的能力，久而久之，就能练就一副洞穿现象、找到本质的火眼金睛。
商海风云诡秘，千变万化，让人难以捉摸。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对将来的趋势进行预测，再做出应对的准备，必然能增加成功的机率。大到宇宙，小至尘埃，如果你能通达规律，妙计自当了然于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准确把握影响市场变化的多种因素，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分析、判断，才能在复杂的市场变化中，战无不胜。
8.关注世事，用政策的眼光经商
中国现代的商人有着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传统。按理说，人的生存发展环境是由整个社会去维持的，人人都负有责任。但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政治是仕人的事，政治高高在上，这未免使很多商人有了这么一种想法：国家大事，与我何干？即使到了今时今日，仍有很多商人这么想，但这恰恰是商人不该犯的错误。
意大利人对商业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是：商人不能依靠任何政权，商人的活动应始终立足在一个“利”字上，做政治的永远的旁观者。政治的一个精神是牺牲，牺牲是为公，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体，是政治默认的行为。而商人的精神则是为私，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为了图利。
为私的商人不愿意自己牺牲，因此他们不介入政治，一如前文中的晋商。这是几千年来商人们的通病。
时间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切已经改变了。此时再坚持认为商业可以不依靠政治，就未免太固执了。
现代商业发展趋势要求商人将政治家的战略眼光运用到商业经营上来，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或者企业家，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眼光。
关心国家大事历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的要求。也许正缘于此。
现代许多商人就十分关心政治。
比如温州商人，他们对选举十分关心，对于他们来说，选举是自己当家做主的体现，替自己说话、办事，尤其不能马虎。在外地有很多经商的温州人，在选举期间都放下自己的生意，专程坐飞机回温州去填写属于自己的一张选票，并且还热衷于了解被选举人的为人和相关背景。
相比我国其他地方的商人而言，温州商人可能是中国最积极向政治靠拢的商人群体。他们主动地为营构能正确引导一方经济良好发展的政治环境出力，以参政议政为己任。这意味着，现代商人已经认识到了政治在商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现代商业发展还有一个趋势是，现代社会政界人士从商和商界人士从政的情形逐渐多了起来。
以温州乐清市柳市镇为例，全镇大小企业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1人，全国政协委员1人；温州全市共有浙江省人大代表89人，其中企业家13人，柳市镇独占3人；乐清市人大常委29人，其中企业家6人，柳市镇便占有3席。至于从县、市、省到全国乃至国际性协会、委员会的会长、执委、理事等等桂冠，在温州商人中更是举不胜举。
据有关资料显示，66％的温州人关心政治，其中91％的商人关心政治。从性别角度来讲，男性为69％，女性为62％；从学历角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为。76％，高中及以下学历为59％。这样的结果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温州人有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传统，他们更热心的是国家领导人又有什么重要讲话，以及国家的相关经济决策，比如加入WTO和申奥等等，因此他们在自身的商业活动中，往往以政治为准绳。
其实温州人关心政治要从怕政治说起，正因为是温州商人历史上受到过很多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认识到充分了解政治，使自己“合理合法”的重要性。曾几何时，温州人被看成在中国政治边缘上走极端的人，现在却成了迷恋政治的人。
事实证明，懂政治的人最会做生意，懂得政治的人最有捕捉商机的预见力。那些特别机灵的温州人，在经营活动中特别善于打政治牌。在任何地方，一个学问不高的普通温州商贩，竞比政府机关里的办事人员更早地领会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重要意义，更早地意识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起到的作用，这不正说明了温州人的精明和远见吗？
诚然，温州商人所关心的政治多是其外延，带有极强的功利和实用主义色彩，往往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政治。比如，60％的温州经营者因为某项国家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更有信心地做某项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