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理学，体系浩大，不是短时间所能说明的。现在单提朱晦庵做代表，说明什么是理学，关于本讲的内容，分三部分来说明。
一、宋代思想发生的背景
宋代理学，固多可非议之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却颇重要，因为它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因此，我们对于这种思想与其发生的背景，实有探讨和说明的必要。我们现在先从这种思想的背景观察：第一，从历史方面来观察；第二，从环境方面来观察。
第一、从历史观察宋代思想的发生
中国全部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秦以前，是第一个阶段；从两汉到明，是第二个阶段；明末海通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是汉族文化产生兼发展的时期；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是印度文化输入兼融合的时期；在第三个阶段里面，是西洋文化侵入的时期。宋代思想的产生，正在第二个阶段，所以它的思想处处表现它一种不同的色彩。在这个阶段里面，特别影响或构成宋代哲学的条件有三种：第一，是属于民族方面。西北方面的异民族，乘着汉民族势力衰弱的时候，于是风起云涌地侵入黄河流域，构成中国史上一个极大的纷乱期。经过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的对峙以后，遂有隋唐的大一统；后来又经过了纷乱而黑暗的五代，又达到宋代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精神，是给予唐代延至宋代的哲学一个暗示。第二，是属于经济方面。中国本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联合成立的一个国家，由汉到明，这种经济形式并不曾改变。不仅如此，这种联合的经济形式，日见恶化。所谓农业经济，实际上是地主经济，便是土地集中。这种情势，自汉以后，日趋恶劣，以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至于家庭手工‘业，更败坏不可收拾，徒为有力者所垄断。以致中国的封建形态日趋于尖锐化，这也是推动中国哲学走上极端唯心论之一因。第三，是属于文化方面。两汉以来，代表中国学术思想的有两大派，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思想此兴彼伏，直达到西北民族扰乱中国的时候。那时中国的文化，另起了一个波动，便是印度文化的侵人。印度文化由两方面传人中国，一由西北方面传人，一由东南方面传人，自此遂与儒道两派，三分天下。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最初虽相互冲突，但结果，卒由冲突而进于调融。观于唐代李翱所著的《复性书》，便可证明。由以上三种原因，宋代思想遂完全走入观念论的领域，这样看来，宋代哲学的产生，绝非偶然的事。
第二、从环境说明宋代思想的发生
宋代虽继承隋唐大一统的精神，但其所处的环境，却与隋唐迥异。隋唐两代，为汉民族势力向外发展时期。宋代虽能统一中国本部，但实为汉民族势力缩小时期。汉民族势力缩小，在过去历史中，实以宋代为最。宋代与外患相终始，初则东北有辽人之患，继则西北有西夏之患，再继则有金人之患、蒙古之患。宋人处于外患继续的压迫之下，养成一种苟安旦夕的心理。对外则屈服忍辱，纳币称臣，以求和平；对内则专事敷衍，养兵虽多，毫无所用，设官虽多，毫无建树。于是由纳币而失地，由失地而亡国。宋代哲学，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下，遂不得不以含羞忍辱为涵养深沉，不抵抗为老成持重，而一切怪诞的道德原理、哲学教义都在这里发生。这也是宋代哲学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晦庵思想体系的概说
朱晦庵是宋代哲学一个集大成的人。他是继承周张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响最大，他提出一个“理”字说明他的全部哲学。他虽提到心性情欲，与乎心性的关系，却是特别尊重“心”和“理”的合一。
其次，便是说明“性”与“理”的关系。他虽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但他主张天地之性是理，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于是又认“性”和“理”的合一。他对于修养方面，则提出居敬穷理四字。居敬是涵养的功夫，属于内的方面；穷理是致知的功夫，属于外的方面。所谓居敬，所谓穷理，实际上都指理而言。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把晦庵全部的思想，叫做“理一元论”。现在分作三部来说明。
第一、心即理说
心和理这两个字，在晦庵的思想上，占着极端重要的地位。他说：
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学的》）
这一段话是说明“心”的体和用。心的体是虚明的，心的用是微妙的。可见晦庵是站在心的立场上去说明理。不过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我们须得进一步地去研究。晦庵说：
身在是，则其心在是，而无一息之离；其事在是，则其心在是，而无一念之杂。（《学的》）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于事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学的》）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学的》）在战国的时候，大约出了一部《道经》，可惜那部经早已亡佚了。只在《苟子·解蔽》篇里面留下两句，便是：“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于是“人心”、“道心”之说，成为哲学家聚讼之林。晦庵也是爱讲“人心”、“道心”的。他以为“人心”、“道心”，只是一个心，并不是两个心，不过“生于形气之私者”为“人心”，“发于义理之公者”为“道心”。晦庵当然是看重“道心”的，所以他说：
圣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日惟圣罔念作狂。（《学的》）
有人问晦庵，“人心”可以无否？晦庵给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他说：
如何无得？但以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道心区处方可。（《学的》）在晦庵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完全断绝那种“生于形气之私”的“人心”，事实上我们也没法能够断绝了“人心”。他的意思只是要我们能够做到“全是道心主宰”，“人心每听道心区处”的境地而已。所以他说：
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人心是人身上发出来底。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恻隐之心是。（《学的》）
人只有一个心，并没有两个心，其所以分化的缘故，是由于心有公私的不同。庵晦说：
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语类》）
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语类》）他所说的“道心”，是指“公”的心而言；他所说的“人心”，是指“私”的心而言。他对于公的心，又称为义理之心；私的心，又称为利心。
他认为义理之心，为人心所固有，利心，则非人心所固有。他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语类》）又说：
义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复之。富贵，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纵使得之，于身心无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义理求则得之，能不丧其所有，可以为圣为贤，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两端体察，若见得时，自须猛省急摆脱出来。（《语类》）
在另一个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问答：
问：“横渠说：‘客虑多而常心少，习俗之心胜而实心未完。’所谓客虑与习俗之心，有分别否？”曰：“也有分别。客虑，是汛沈思虑，习俗之心，便是从来习染偏胜底心，实心是义理底心。”（《语类》）
所谓客虑，习俗之心，利心，都是指私的心而言。所谓实心，义理之心，都是指公的心而言。公的心晦庵称之为天理，私的心晦庵称之为人欲。关于天理和人欲，等到后面，再加讨论。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道心人心说是与他的天理人欲说有密切关系的。他以为“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心虽只是一个心，却可以因天理人欲的消长而呈现为两个心。他说：“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治一个心，所谓存，所谓收，只是唤醒。”（《学的》）又说：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将不是底换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将好底换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长如何尔。（《语类》）
晦庵所说的“只是一个心”，究竟是一个什么心呢？他称之为“本心”。他说：“常人之性，因物有迁，惟圣人为能不失其本心。”（《学的》）“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语类》）又说：“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体无不仁。”（《语类》）所谓“存”，所谓“收”，所谓“唤醒”，都是指“本心”而言，都是指“心之本体”而言。
所以他说：
学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月之方升，群邪自息。（《学的》）晦庵对于心，何以要看重“收”，看重“存”，看重“唤醒”呢？这是由于他看重“用”的缘故。他说：
心有所用，则心有所主。只看如今才读书，则心便主于读书，才写字，则心便主于写字。若是悠悠荡荡，未有不入于邪僻者。（《学的》）
天下虽大，而吾心之体无不该；事物虽多，而吾心之用无不贯。
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学的》）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而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随物赋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学的》）
又说：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来，如求放心是也。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如扩充四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阖一辟，道理森然。（《学的》）
“心有所用，则心有所主”这一句话，关系非常重大。人之所以人于邪僻者，正由于悠悠荡荡心无所用而失其所主的缘故。举凡喜怒忧惧，妍媸俯仰，无一不是“心之用”。天下虽大，事物虽多，然而析之其所以能“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其所以能“尽其大而无余”者，则因心为一身之主宰而能“有所用”之故。心之用，在外的求所以收，在内的求所以推，一收一推，而后心之用显，而能有所主。晦庵说：
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语类》）
心者，身之所主也。（《学的》）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学的》）又说：
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其动时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则混然体统自在其中，心统摄性情，非僦侗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语类》）
心既是一身的主宰，所以有“心统性情”之论。“心统性情”，本是张横渠的主张，不过晦庵却给了一个详尽的解释。晦庵说：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语类》）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恁地者，情与才绝相近……要之，千头万绪，皆是从心上来。（《语类》）
又说：
心，譬永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才者．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语类》）
意、志、性、情、才这许多东西，各有各的作用，他们与心既不同，而彼此之间亦复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从心上发出来的。晦庵更进一步地说：
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学的》）
心主乎身。其所以为体者，性也；所以为用者，情也。是以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焉。（《学的》）
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寂然不动者也。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静而常觉，动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学的》）
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
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学的》）
性是“寂然不动”的，是心之“体”，是“天下之大本”，所谓“中”也。情，是“感而遂通”的，是心之“用”，是“天下之达道”，所谓“和”也。性和情，都是属于“天理的自然”。总之，心是性和情的主宰，有一种“静而常觉，动而常止”，“寂而感，感而寂”的作用，能够做到“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的地步，因为心是天理的主宰。晦庵把心看得这样重要，说得这样周密，遂建立了宋代观念论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