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日“无为之事”。《老子》书中对这点是发挥得异常多的。《老子》说：希言自然。（《二十三章》）
“希言”即“无言之教”，“希言”就可达到“自然”的境地。孔子说“予欲无言”，这便是“希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便是“自然”。可见《老子》的重要观念，都从《论语》而来。《老子》既从正面说明“不言”之益，如云“天之道……不言而善应”；“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又从反面说明“多言”之害，如云“多言数穷”；“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对于“言”与“行”都作否定的说明，贯彻它的“无为主义”的主张。《老子》由“无为”又讲到“无知”。因为知识是一切造作的源泉，也是一切虚伪欺诈的源泉，所以极力说明知识之害。它提出一个口号，是：绝学无忧。（《二十章》）
本来一个人没有知识，确实可以减去许多无谓的烦恼，正是所谓“知识为忧患之媒”。一个人如果像小孩那样，过浑浑噩噩的生活，既可以减少苦恼，又可以保持天真，这不是很值得赞赏的吗？无怪《老子》要提出“绝学无忧”这个口号。因为这样，所以《老子》极力赞美“无知”的好处，阐述“智多”的害处，譬如说：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飓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三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智慧出，有大伪。（《十八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十九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七十一章》）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
从这些文句里面，可以看到不尊重“无知”的三层害处：一、在个人有“目盲耳聋”的危险；二、在国家有“贼国”的危险；三、在知识本身有“不博”且“病”的危险。如果在个人修养上，只“为腹不为目”；在国家治安上，只用“愚之”的方法；在知识修养上，只抱着“知不知”的态度，那就一切危险都没有了。《老子》处处赞美”无知”，但“无知”的思想，也见于《论语》。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这不是“知不知”的根据吗？我所以说《老子》一书，受《论语》启发的地方是很多的。
小孩子之所以可贵，就在他能够保持着原来的“无知”的态度，因此《老子》特别尊重小孩子的地位。譬如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圣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这是何等尊重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没有受到知识的渲染，所以能够保持天真，如果知识渐渐地启发了，那作伪的本领也就渐渐地大了，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尊重呢？
人们在未受知识渲染的时候，常能保持着一种朴素的面目，这种朴素的面目，在《老子》看来，是很可贵的。《老子》的自然主义，就以这朴素一点为其核心。如云：“道常无名，朴。”“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可见“无名之朴”，便是“道”的本质的要素。此外发挥“朴素”的地方还很多。如云：“见素抱朴。”“敦兮其若朴”，“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些都是他的“无为主义”的说明。
（三）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一书，都是发挥“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的，这句话颇难解释，但在《老子》书中，却是很重要的。《老子》处处发挥“无为”的精神，却亦可说处处发挥“无不为”的精神，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便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注解。“天何言哉”，是“无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便是“无不为”。《老子》以为自然界的法则，已经完全具备，没有一种事物不受它的支配。人也是自然界之一物，当然也逃不了这自然法则的支配。“道”便是自然法则本身，它是“无为”的，因为它是老早具备了的；但又是“无不为”的，因为一切事物乃至一切人类行为都须受它的支配。所以《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
这样说来，人类的一切努力，根本用不着了吗？主观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变更客观的法则吗？在《老子》看来，人类的一切努力，是用得着的。人类应当努力学问，使学问增加，学问增加了，便会明了自然界一切事物发展的法则；学问愈增加，便会对于自然界的法则愈明了，愈觉得自然界的法则不过是那么一回事，不过是原来布置好了的客观的存在物。所以《老子》的“无为”，不是要我们不去努力而是要我们去努力，愈努力，便对自然界法则的认识愈真切。可是主观的力量，只能达到认识客观的法则而止，要想变更客观的法则，却是不可能的。主观的力量，一天天地增加，便会觉得客观的法则一天天地减少。因为客观事物是各各以大于己的法则为法则，而自己也各自有其法则，知道了这一点，久而久之，便会觉得没有什么客观法则支配着似的，实际上却是无一处没有法则。所以《老子》说：（《四十八章》）
严几道对“日益”“日损”作这样的说明，他以为“日益者内籀之事也；日损者外籀之事也；其日益也，所以为其日损也”。这种说明，与我上面的解释，正有互相发明之处。《老子》的思想都是根据“无为而无不为”观点去说明的。所以表面上像消极，实际上却都是积极的。譬如说：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这类的思想在《老子》书中是表现得很充分的，这是道家用自然法支配人为法的地方。关于这点，下面尚当论及。
总之，论“无名”，论“无为”，论“无为而无不为”，都是《老子》一书的特色。与《庄子》相比较，可以看到后者不如前者体系的周密。
《庄子》谓：“物谓之而然。”意思是说物由“称谓”而起，即物由“名”而起，“无名”便无物了，“无名”便达到“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之“未始有物”的境地了。然则“无名”的思想在《庄子》书中已有其端，不过到《老子》始尽力发挥，完成一种无名主义的主张。其次论“无为”，《庄子》书中已有“无为无形”之语，但将“无为”形成独有的主张，尤其是形成一种政治的思想，这又是《老子》书中的特色。至于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书中虽力言之，《庄子》却根本不曾有这种思想。由以上三点，可证《老子》书出《庄子》后，因为思想的体系，总是后者比前者完备周密，这证之西洋哲学，也往往如此。
三、道家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思想是在任何思想里面都潜伏着的，因为客观的世界，原就是辩证法的发展。当然，反映到思想界也就多少含有辩证法的要素，儒家的思想也多少含有辩证法的要素，这在第一讲中已有论及。至于道家的思想，那是在中国哲学中所含辩证法的要素最多的。《庄子·齐物论》中所包含辩证法的思想便特别丰富，至于《老子》一书，可以说整部著作都是用辩证的方法写成的。现在分作几点来说明：
（一）道是动的不是静的
《庄子》书中有这么一句精警的话：
道行之而成。（《齐物论》）
这便是说从“行之”之中见道。这已经把“道是动的，不是静的”一点说明了。在《庄子·秋水》篇中有一段话，也是说明变动的道理的。便是：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后来到了《老子》一部书里面，更用力发挥这层意思，譬如说：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三十四章》）
这就是说“道”是动的，是无所不适的。左右上下，都是“道”在那里流动转变，正犹如水一般。希腊哲学开祖达雷士（rnlales）喜欢拿水说明宇宙间流动转变的现象，和《老子》的用意正相类。《老子》认“道”是整一的，又是永远发展的，所以郑重地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二十五章》）
所谓“独立不改”，是说明“道”的整一性；所谓“周行而不殆”，是说明“道”是动的、变的、转化的；不是静的、陈死的。惟其“周行不殆”，所以成其为“大”。“大”便由于它是流动转变的，所以又叫“逝”。
并不是一时的流动转变，而是永远的流动转变，所以又叫“远”。但何以会永远地流动转变呢？这就是“反”的作用。关于“反”的道理，下段说明。
《老子》说明自然界，用“反”作最后的总结，所以说：
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二十五章》）
《庄子》书中除“道行之而成”一语，说明“道”是动的之外，还有一语也隐示道动之意，便是所谓“道未始有封”。又庄子也隐约以水喻“道”，便是所谓“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可是说来都不见真切，不如《老子》书中所主张之显明。可见《老子》一书是出于《庄子》之后的。
（二）动由于反
道既是动的，但为什么会动呢？这便是“反”的作用。《老子》有两句最重要的话，说道：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反”即是矛盾，即是否定。《老子》认自然界都是流动转变的，其所以流动转变，即由于矛盾，由于否定，否定复生否定，成为永远的否定，就成为“无”。《老子》说明自然界，归结到最后的“反”，也许便是这个意思。《老子》的整个哲学体系，都在发挥“反”与“弱”的道理。换句话说，都在发挥否定方面的道理。像他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这些话，都是着重“反”与“弱”的方面。《老子》根本认定宇宙是相对的，所以处处都从相对的道理立论。
譬如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
这是很明显的例子。此外如强弱、得失、曲全、枉直、洼盈、敝新、多少、重轻、静躁、壮老、张歙、废兴、与夺、贵贱、损益、坚柔、成缺、生死、祸福、大细、有余不足之类，举不胜举，几乎没有一处不是讲的相对的道理。它从相对、对立的道理说明自然界，但它所特别看重的却是“反”与“弱”。因为“反”是推动“道”的，“弱”是运用“道”的，都是说明否定的作用的。刚才说过：永远的否定，便成为“无”，便是说自然界的本身，即是永远的否定。《老子》的“无”，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无”，便是永远的否定；狭义的“无”，便是否定的作用，便是负的方面的作用。譬如说：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
照上面所述的几点看来，如果没有“无”，没有否定作用，便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表示作用了。
从费希特到黑格尔都用正反合的方式说明辩证法。道家的辩证法也取着同样的方式，不过内容有不同。这是因为辩证法本身必然地要依照这方式而推演的。《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道”本身为本质的同一性，扬弃一切有和无的规定，消失一切即自和对自的关系，仅为绝对的否定性之自己关系之同一，是为“道生一”。
但所谓同一性，即伏着绝对的不等性，正是《庄子》所谓齐物者齐其不齐之意。在同一性之中，潜伏着一切差异、对立和矛盾，是故为“一生二”，矛盾为一切运动的主因，有矛盾（正、反）就有矛盾的统一（合），是故为“二生三”。一度统一，便发生一度的突变，万物便从这里面发生，是故为“三生万物”。万物的发生，都经过矛盾而达于统一，是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可见《老子》的宇宙观是包含着辩证法的原理的。
像这样丰富的辩证法的思想，决不能产生于《庄子》以前，更不产生于《论语》以前。《庄子·齐物论》有一段很重要的议论。也是用辩证法说明万物之发生的，不过没有《老子》说得那样显明切实。文日：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老子》借“名”与“无名”说明“道”，《庄子》便借“言”与“不言”说明“道”，其用意是相同的。关于这点，下段详说。所谓“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便是说空间时间都是相对的。大小是说空间，长短是说时间。大之外有更大的，小之内有更小的，长与更长的比较，则长反觉短；短与更短的比较，则短反觉长。
如果用绝对的眼光去看世间，便“天地与我并牛，而万物与我为一”了。
没有什么长短大小之分了。不过《庄子》讨论宇宙发生的问题，总是着眼在概念，着眼在名言，不像《老子》由自然界归结到人事界。《庄子》所谓“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是说明宇宙的同一性；“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是说明宇宙的差异性。前者是《老子》“独立不改”的张本，后者是《老子》“周行不殆”的张本。《庄子》以为世间一切的差异、对立和矛盾，都起于言说，所谓“一与言为二”。既有了差异、对立和矛盾，便会随着宇宙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差异的得了融合，对立的得了调解，矛盾的得了统一，是谓“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继续发展，无有止极。不过庄、老的思想，都是排遣名言的。《庄子》说：“无适焉，因是已。”意思是说宇宙尽可依自然法流行，不用人间的名言去推动，所以主张“无适”而“因是”。《老子》说：“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意思是说“名”虽是不得已而使用的，但也不可以听其流衍，致发生许多是非纷扰，所以主张“知止”。这样看来，庄、老的辩证法，都是着重在遣“名”遣“言”。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辩证法，完全是概念的。
不过《庄子》所发表的辩证法，更完全是概念的。这也许是因庄子正当名家诡辩极盛之时，庄子本人又与许多的名家相往来，故不觉完全走于概念一途。若《老子》的辩证法便丰富多了，表现法也不同了。还有，《老子》能见到道之动由于“反”，《庄子》只能见到道之动由于“言”，即由于分别，分别仅是“反”中之一含义。这些地方也足证《老子》后出于《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