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四大公子各养门客数千人，以应付各种事务。曾国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薛福成说曾门幕府是“播种之区”，“众流之汇”，“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和谋士之间首先有合作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曾国藩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尊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查，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罗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
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壅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需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乐，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辛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仅以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一个湘军支派“曾湘军”为例，这支军队连下安庆、江宁两座省城，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军中最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其比喻为一个人的话，曾国藩及其幕府恰如他的头和躯干，作战部队则恰如他的四肢。四肢不仅靠头脑支配其行动，还要靠躯干供应其营养。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
自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六月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人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数十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末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同曾国藩之间已是双峰对峙，高下难分了。
试想，如果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按察使实缺亦并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兵困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心不能堪，决心离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官职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
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造成私怨。记住“学人长，补己短。。
人总有长处和短处，再伟大的人物也有不足。识人者，不仅要识人之长，而且在识人之短时要见短中之长；识人者不仅要自知己之短，而且要识己之长中之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成为识人的真知者。
识人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古已有之。翻开中国历史的长卷，其中楚汉相争，人所共知。无论个人的武功，还是军队实力，刘邦都远不及项羽；刘、项之间历经百余战，起初刘邦屡战屡败，后来终于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夺取天下。究其原因固然种种，但其中有一条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刘邦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项羽虽有过人的武功，但不过是匹夫之勇。
刘邦与群臣议论战胜项羽的原因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就是说：在出谋划策方面，我的能力不如张良。在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筹措粮饷方面，我的能力不如萧何。在统帅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方面，我的能力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物，我能够恰当地使用他们，这是我能夺取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呢？手下只有一个范增是个人才，还不能发挥他的作用，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载：曹操将出征袁尚及三郡乌丸，其麾下诸将担心刘表会趁曹操远征使刘备偷袭许都，郭嘉却料刘表不会有所作为，他说：“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后果如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