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穆的后院里有数十间房子，一间接着一间，里面住的全是粉面红颜的姣娘美女。说起公孙穆的近色来，可以说是到了无言描绘的地步。他抛弃了与家人的亲近，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躲到后院里，用白昼弥补晚上的不足，三个月才出来一次，仍然觉得不够惬意。乡里只要有姣美女子，他必定用重金去招聘，托媒人去说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一兄一弟的所作所为成了子产日夜焦心、欲除不能的心病。在万般无奈之下，子产秘密地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大法学家邓析讨教良策。
子产说：“我听说先修其身才能治好其家，先治其家才能治好其国。这是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的道理。可我的情况恰恰相反，国治的还说得过去，家里却乱了套。难道是世道颠倒了吗？
现在请您来出出主意，看怎么才能挽救这二位兄弟呢。”
邓析说：“这个事情我也老早就在思考，只是没敢说出来。
今天先生既然找我来商量，我看不如找个适当时机与二位兄弟好好谈谈，说明性命的重要、礼义的可贵，也许能把他们引上正路。”
子产采纳了邓析的意见，抽了一个闲空去看望他的两位兄弟。坐下来后叙了一段家常便言归正传。子产说：“人在万物之中是最优秀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有智谋。智谋用来做什么呢？维持礼义。只要按照礼义办事，名誉和地位也就来了。假如放纵自己的情欲，沉溺于嗜好之中，那性命可就危险了。你们如果能听我的话，早上改了自己的毛病，晚上就能吃上国家的俸禄。你们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这兄弟二人听了子产的话后都笑了。说：“你讲的那些道理，我们早就知道，而且也不知道斟酌过多少遍了，要等你告我们那不早就晚了吗？要知道，人生那可是难得遇到的事情，而人一旦出生后，死却是很容易的。难得遇到的人生来了，不去充分地享用，而在那里等待着极易到来的死亡，那还有什么可以盼望的呢？礼义是人为的一种虚伪装饰，饮食和男女是人的自然情性，你要我们除去人的自然情性而去披上虚伪装饰，以此求得虚名，得以在人的面前夸耀，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如死了的好。为了能够享尽一生的欢娱，穷尽当年的快乐，我们唯恐腹满肚饱而不能纵口于美味，唯恐体力不支而不能纵情于美色，哪里有时间为名声的丑恶、性命的危险担忧呢？假若你为了叫我们改变自己的主张，而以治国的本领夸耀自己，以美好的言词动摇我心，以荣华及富贵诱惑我意，那不也是很鄙俗很可怜的吗？你讲的那一套我们是不敢荀同的。实际上，善于治理外物的人，外物不一定能够治理好，而自己的身体却要受很大苦；善于治理内心的人，外物未必会乱，而自己的情性却能平静安逸。照你说的去治外，你的方法可能暂时在一个国家行得通，但是却不合人心；照我们的方法去治内，可以推行于天下，而且君臣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不要。
我们常常想要拿这样的道理来劝导你，不想你却用你的那一套道理来劝导我们了。”
子产听了这话，心中一片空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过了一天，他把这话告诉了邓析。邓析惊叹说：“唉哟！这是两位真人呀！先生每天与真人住在一起竟然不知道，谁说先生是聪明的人呢？看来郑国之所以治理得好只是偶然的，并不是先生的功劳。”
这个故事确实含有纵欲和享乐主义的成分，认为活一天就要尽情地享受一天，否则的话就没有盼头，就不如死好，而且把坚持这种观点的公孙朝和公孙穆称为真人。
需要我们说明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这种观点是有害的，因为它有损于社会的稳定和他人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个人的身体健康。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应由个人来选择，他人无须评头评足。这样也许大家都会生活得轻松一点。但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不能够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他人的正常生活，否则的话一既不能实现互不干扰个人生活方式的原则，也会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像公孙朝和公孙穆那样，用酒糟之气污染自然环境，依仗家财玩弄女性，都已超出了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界限，且不说对社会尽不尽义务和责任的问题。
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讲，个人毕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个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体状况都直接或间接与社会的进步及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应考虑到是否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像公孙朝和公孙穆那样，对个人的身心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是应该劝导和禁止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文明的社会中，不但不允许蓄妾，而且禁止酗酒。
其次，这种观点以人生的自然情性为纵欲开脱，既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对自然情性的一种歪曲。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人除了具有社会属性之外，不可否认还存在着自然情性，而在自然情性之中，也确实存在吃好、穿美、身心娱悦的要求。不过，这些要求如果不被人为地扩大而从纯自然的需要角度讲，是有限度的，因为它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其一是人的生理的客观需要；其二是人的生活环境的条件。比如人在生理上需要饮食，但却有一定限度，一个正常人决不会以吃饱喝足之后的再吃再喝为舒服。又如人有吃好东西的要求，但对好东西的标准却有不同的衡量尺度，一般人的尺度都与其生活的环境相照应，生活在饥饿中的人决不会以吃上太空仓里培育出来的香菇为追求。曾有一位贫苦农民，他日夜盼望的仅是能像坐月子的妇女一样蘸着盐末一顿吃上十几个煮鸡蛋，在他看来，最好的食物只是煮鸡蛋。所以，无度的纵欲并不是自然情性的自然要求，而是一种变态的心理要求。且不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在很多情况下，人的自然情性会受到理性的制约，比如在必要的情况下，自己忍饥挨饿而把仅有的一口干粮让给别人吃。即使不讲理性制约，仅从自然恃性的需要出发，也不会导致纵欲。
其三，这种观点的立足点不是生死随其自然的理论，而是乐生恶死。这可以从公孙朝和公孙穆的答辩中明显看出。公孙兄弟认为，人生是难得遇到的，死是容易到来的，所以他们非常珍惜人生，要充分利用人生，不愿意在难得遇到人生之后白自在那里等待死的到来。利用人生去做什么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这里仅须认定，这种珍潜人生、勿等死至的观点与生死随其自然的观点决然是两回事情。可以说，珍惜人生、勿等死至的观点不一定必然导出纵欲，因为珍惜人生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而生死随其自然的观点则决然导不出纵欲，因为纵欲是一种人为，而不是自然的行为。
把意境挖掘得更深一些，“子产兄弟”的主旨并不是要宣扬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而在于嘲讽儒家的礼义。认为礼义不但不能用以治理好国家和社会，而且有害于人的自然情性；礼义是人为的一种虚伪装饰，推崇礼义连溺于酒色都不如。立足于此，所以故事专门设置了两个对立面，一个是推崇礼义的子产，一个是溺于酒色的公孙朝和公孙穆，并以公孙兄弟批驳子产、邓析以公孙兄弟为真人的评语为结尾。表达了礼义不抵酒色的蕴义。而生死的议题在这里只是引起论辩的一个引子。
“端木散财”的故事也出自《杨朱篇》。故事说：
卫国有—个名叫端木叔的人，是子贡的后代。他凭借祖上留下的产业，积累了万两黄金，从此不再从事什么事业，只管去做他所喜好的事情。凡是人生想做的事情，没有—件落下的；凡是人们想玩的游戏，没有—种不玩的。建筑起了高墙阁楼、园圃池沼，吃的喝的、用的乘的、看的听的、仆从嫔妾，都与当时称霸的齐楚君王不相上下。凡是他亡撕-喜好的、耳所想听的、目所想视的、口所想尝的，虽然是他国异方生产而中原绝无的，不得其手则决不罢休，好像那些东西只在隔壁—样。说到出去旅游，哪怕山川阻隔，路途遥远，不入其境则决不止步，好像习阶地方只要迈上一步就达到了—样。在他家住的宾客每天不下一百，只见那厨下的炊烟终日不断，厅堂的乐音永无息时。每年的收入，除了供养家人之外，余下的则散给亲戚；再余下的则散给乡里；再余下的则散给全国。
快到六十岁的时候，眼看没有什么力气了，连家里原有的财产也都散给了他人，包括金银财宝、车马服饰、仆役女佣，在一年之中全都散尽，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半毫。
后来他得了病，没有看病吃药的钱；到他死的时候，没有埋葬的钱。那些受他施舍的人，无论是同乡的还是异乡的，从全国各地赶来，合力将他埋葬了，把他散给大家的财物全都归还给了他的子孙。
著名学者禽滑厘听说了这件事说：“端木叔真是个狂人呀！连他祖宗的脸面都给丢光了。”
著名学者段干生听说了这件事说：“端木叔真是个通达的人呀！他的德性超过了他的祖宗。他的所作所为使众人震惊，但却合于事理。只因卫国的那些所谓君子们固守礼教，所以都不能理解此人的想法。”
这个故事与“子产兄弟”的内容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主要是纵欲，吃其欲吃，视其欲视，听其欲听，玩其欲玩；不同的地方是不自私，不但不损害他人，而且还施惠于人。
这个故事与“子产兄弟”的蕴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贬斥儒家礼教，所以借段干生之口批评卫国的所谓君子，说他们固守礼教，思想僵化，难以理解端木叔的思想品德；不同的地方是，它主要表现的不是乐生恶死，而是以死为空，以死为无，所以故事中的端木叔生前便把家财散尽，以表死后一无所知、无牵无挂，甚至子孙也不归己所有的思想。
死后一无所有，在列子生死随其自然的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并不必然导致纵欲。在这个故事里，之所以将纵欲与死后一无所有的思想联系起来，是为了将生与死鲜明地对立起来。
生是代表了“我”的存在，死是代表“我”的消失。“我”存在着，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很明显，所以以纵欲来突现；“我”消失了，所以什么也不需要了，不是一般的不需要，而是无一需要，所以以散尽钱财来突现。因此，这个故事里的纵欲情节不是为了用来宣扬纵欲主义，而是为了反衬死后一无所有的思想。正因为这样，所以故事中的纵欲行为不是贪婪无限的，而只是围绕“我”的需要，只要满足了“我”的需要，则不再占有，而是散给他人。这与“我”死后一无所需，所以钱财全部散给他人是上下相承、完全一致的。
这个故事还暗含了一种意义，这就是故事中讲述的观点并不都是列子的，有些观点是列子的，有些观点与列子的相近，而有些则与列子的相去甚远。之所以讲述出来，是为了说明学界对生死问题各持己说。所以故事的尾部虚构了两位学者的不同评述：
一位是代表墨家思想的禽滑厘；一位是代表道家思想的段干生。
不但他们二位对端木叔行为的评价大相径庭，而且段干生的话中又连带出了尊奉礼教的儒者。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子产兄弟”和“端木散财”分别介绍了两种对待生死的不同态度。它们与列子的观点有一定联系，但又有别。
除了上述之外，列子还讲到对待生死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生则相邻，死则相捐；一种是不私公身，不私公物。
4.生怜死损不私身物
中国古代有一种思想认为，人都有生死。生不可选择，死不可抗拒。既然如此，人也就不必在求生与免死上下工夫了。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度过人生和如何安排后事的问题。列子讲了四个故事，大体上属于同一种类型，下面我们一一道来。
《杨朱篇》中讲了一个“晏子问生”的故事。故事说：
杨朱对如何度过人生和如何安排后事的问题发表过这样的评论，说：“古代有一句话，说：‘生相怜，死相捐。’意思是说，人生在世，要相互体贴；一旦死了，则抛掉了事。这话可算是说到家了。所谓活着要相互体贴，并不仅仅是互有情感，而是要在实际上有所帮助，劳累了能使他得到歇息，饥饿了能使他获得饮食，寒冷了能使他得到温暖，困穷了能使他走上通达。所谓死了则抛掉了事，并不是无所悲哀，而是葬时不给他口含珠宝，不给他身穿锦衣，不给他杀生祭祀，不给他摆设用具。”
他举了一个春秋时期的例子，这就是“晏子问养生，管子问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