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字从“人”从“二”，在字面上讲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孔子把它变成一个道德范畴，认为只有道德极其高尚的人才能称得上仁人。他曾从不同角度论述过仁人的标准：
其一是说“仁者爱人”，有广泛爱心的人才是仁人。实际上，孔子所说的“爱人”，并不是毫无区别地爱一切人，而是根据周礼的规定，根据各种人不同的身份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国君的爱与对一个奴隶的爱是有“等差”的，对国君自然要毕恭毕敬，对奴隶只不过是爱让他劳动而已。他曾经毫不隐讳地说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至于说到广泛地为人民带来利益，帮助众人解除危难，这已经超出了“仁”的水平，而达到了“圣”的境界，恐怕连尧舜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其二是说要讲忠、孝、恕，只有忠君、孝亲、为人宽厚才叫做仁。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他要求人们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孝、恕都属于道德范畴，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笼统肯定。一心忠于封建帝王，不值得提倡，但忠君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时，对忠君又不能一味否定，比如苏武和岳飞；其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忠于职守等，则是应该提倡的传统美德。一般来讲，子女应该孝敬父母；只有当需要大义灭亲时，有人还一味地强调孝道，那才是需要予以否定的行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笼而统之地讲宽恕，那是一种人性论。在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的人们之间，可以提倡这种精神，但对于敌对阶级，对于各种敌人则不能提倡这种精神。实际上，压迫者、剥削者对于劳动人民向来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因此，不分场合，不分敌我，笼统地号召人们讲究恕道，只能成为对劳动人民的欺骗与麻痹。
其三是说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希望统治者徭役赋敛要有节制，反对竭泽而渔，反对过分的压迫剥削。这种思想拿来对付剥削阶级的暴政，可以起到一定节制作用，后来孟子发展为仁政学说。但剥削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向来是暴力统治，“苛政猛于虎”是一般规律，从根本上讲没有什么仁政可言。但这种主张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在一些稍微清明的人掌权时，也能使剥削压迫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从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其四是说“克己复礼为仁”，人们只有克制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周礼，努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努力使社会回到周代去，这才叫做“仁”。
其五是说，“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又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巧言令色，鲜矣仁”。
总之，只有具备了儒家提倡的各种美德，才能叫做“仁人”。
由此可见，所谓“仁人”，其主要标准是高于一般人的道德品质。
荀子也多次提到圣人、仁人与君子。他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又说：“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圣人是集天下一切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人，是“积善而全尽”的人。
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们经过不断努力，可以成为圣人与仁人。但现实世界中较多的却是贤人、君子与小人。对贤人、君子与小人的看法，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标准。荀子主要从思想品德方面来衡量，他说：“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主诚听之，天下为一海内宾。”什么叫贤人呢？就是那些明了君臣上下等级关系，对上尊重国君，对下爱护百姓的人。君主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天下就能统一，海内就能服从。
什么叫君子呢？荀子列举了几条标准：第一，“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君子之勇也。”为了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君子不为强权所屈服，不为重利所引诱，甚至宁死也不低头，这才是君子之勇。第二，“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言之有理，处事得当，是君子的主要长处。第三，“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君子主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小人才一，亡，追求个人私利。第四，“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_不能，不耻不见用。”即君子修身自强，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总之，在荀子看来，君子是现实社会中具有各种优良品德的人，这种人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经过努力、不少人都能做到的。
那么，什么叫小人呢？从阶级、阶层划分，在商周时代，小人是指从奴隶主或领主贵族下降为平民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贵族，但却高于奴隶或农奴。他们分得一小块私田，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同时承担劳役与兵役，其中的优异者也有机会进人各级政权机关，捞到一官半职。孔子将小人作为君子的对立面，在《论语》中曾24次提到过“小人”；在《墨子》、《孟子》、《荀子》以及《国语》、《左传》中，“君子”与“小人”都曾大量出现。先秦诸子一般认为，小人是道德品质低劣的人，是只讲利不讲义的人，是不顾廉耻，不守信用的人，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则说：“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孟子将君子说成是“劳心者”，将小人说成是“劳力者”，认为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概括，正反映了先秦诸子对“小人”的轻视与厌恶，也主要是从思想品德方面区分君子与小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先秦诸子特别强调“德”，即思想品德在人才划分与人才成长中的作用。其实不论哪个历史时期，何种类型人才，尽管“德”的内容有很大区别，但几乎所有的阶级都要求自己的人才“德才兼备”。事实上，道德素养确实在人才的成长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人才不可缺少的内在品质，在人才成长的每个环节几乎都渗透着它的作用。首先，它是确定成才活动目的的依据。一个人选择什么对象作为实践目的，直接受道德的控制。而坚定的信念又能使人们在成才活动中，对选择的目标充满信心，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可以高度集中精力，不畏艰难，甚至甘愿牺牲一切。其次，从成才活动的手段看，思想品德高尚的人，对社会与人类有高度的责任感，因此他们所选择的成才道路与手段，符合社会的规范，恪守道义的责任，从而也有利于他们的成长。第三，在成才活动的结果中，道德还起着一种评价成才活动成败的作用。一个人才的成败、作用的大小，主要是看他是否对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人民或者本阶级、本集团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活动结果是否满足了当时人们的功利需求。凡是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的活动，便会被认为是成功的，会受到舆论的肯定；相反，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正因为如此，先秦诸子才推崇所谓圣人、仁人、贤人、君子。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定人才。
4.根据职位高低定人才
先秦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人们的等级划分虽然不断有所变化，突破等级的观念也逐步产生了，但以社会地位与职务高低区分人才高下的思想，对先秦诸子仍然有深刻影响。我国古文献曾如实记载过商周时的上下等级状况，《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其中的王、公、大夫、士，是各级贵族及由贵族身份下降为“士”的平民，皂以下则是各级奴隶与农奴。在西周，这种上下等级关系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形成了严格的王位世袭制、分封制、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除王位世袭制外，分封制、宗法制、世卿世禄制逐步被否定、被动摇，礼贤下士、根据才能与功劳用人的思想与制度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先秦诸子中，仍有不少入主张以职位高低定人才。
法家中有一派强调“势”，即权势、政权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如慎到、韩非都认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君主高于一切，可以。
决定一切。慎到说：“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主张实行独头政治，认为君主权轻位卑什么都不行，权重位尊就能治天下。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
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权势是制服众人的资本，“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他把国家比作车子，把“势”比作驾车的马，人君只要在车上执辔扬鞭，就可以驾驭臣僚，宰治人民，威服天下。
“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他认为，大权在握的国君与天子对国家的兴亡盛衰起决定性作用。
春秋、战国的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贤臣对国家兴亡盛衰的作用，并不认为国君、天子决定一切。比如墨子就明确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重用贤人是一个国家为政的根本。孟子也认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一个国家不信任仁者与贤者，自然会日渐空虚衰弱；相反，若能做到“尊贤使能”，使“俊杰在位”，则可以“无敌于天下”。荀子更强调贤臣的作用，认为即使有好的法度政策，没有贤臣也无济于事：“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他甚至概括出了一个贤臣决定国家存亡盛衰的规律：“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这种重视贤臣作用的思想比起君主决定论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也不完全等同于后世根据职务高低区别人才高下的主张，但它毕竟与根据职位定人才有一定内在联系。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官本位”思想，以职位的高低、官职的大小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那些为官为宦的人，生前享受着人间的尊荣，死后还有人为之树碑立传，使之青史流名、“流芳千古”。在我国的《二十四史》上，除了司马公的《史记》破格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以及某些社会下层人物之外，其他正史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只有中央与地方的中、高级官员才能被载入列传，除非有特殊事迹的“义士”、“烈女”等才能例外。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多数为政治、军事人才，文化、科技人才寥若晨星，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官本位思想作怪，当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也有很大关系。
以职位的高低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是否科学呢？用唯物史观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无论是君主决定论还是贤臣决定论，都是一种英雄史观。尽管韩非子看到了明君圣主与昏君暴君的区别，但他还是过分强调了君主与天子的作用。其他诸子虽然不同意君主决定论，但也过分夸大了贤臣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国君与天子一直实行王位世袭制，传子不传贤，他们虽然同样掌握着国家的权势与命脉，但其中确有明君与昏君之分，仁君与暴君之别，创业之主、中兴之主与亡国之君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语。历代国君的才能、贡献、影响千差万别、高下不一，因此，不能只根据他们地位的高低作为判断人才的标准。对于臣僚也是如此。同样是人臣，其中有大臣、小臣之分，还有忠臣、奸臣之别。韩非子将大臣分为五类，其中有所谓隐居型、强谏型、结党营私型、近君谄谀型以及贤智忠君型等，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思想品质有优劣，实际贡献有大小，因此，也不能笼统地将他们视为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才，而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应该承认，从总体情况看，以职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商周时代，当官实行世袭制，实行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世卿世禄制，所以职务高的人不一定有才，职务低或没有职务的人不一定无才。即使在根据军功或根据推荐选拔人才的时代，职务的高低与人才的高下也不成正比。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类似于商周时的世卿世禄制，选官只看门第的高低，并不看重人才的高下。隋唐实行科举制，在开始阶段虽然比较公平，但广大劳动者因生活所迫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机会，他们根本不可能参加科举，自然也很难做官。即使参加了科举的人，职务的提升还要靠各种关系，“朝中有人好做官”几乎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像杨国忠那样的外戚，他当宰相并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与威望，而是靠了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再比如，不少朝代都出现过宦官专政，那些宦官权高位重，有人甚至爬上了全国权力的顶峰，既不是靠他们的文武才能，也不是靠他们的功劳与贡献，而是靠皇上的信任，是历代皇帝任人唯亲的结果。
东汉的大宦官五常侍、唐朝的大宦官李辅国、明朝的大宦官刘谨、魏忠贤等，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并不能因为他们曾经权倾天下就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