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先生是老一辈的艺术评论家，他本人也是书法家、画家。在艺术评论家中，黄苗子的人缘奇好，这其中的原由，一是他的父亲本身是岭南教育名流，桃李满天下，作为哲嗣当然也就蒙泽被荫；二是他的妻子郁风是著名女画家，而且颇为重要的是他妻子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大法官郁华，其叔叔是知交遍天下的风流才子郁达夫。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黄苗子乃性情中人，古道热肠，喜爱结交天下才俊。用句《水浒传》的话，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兼之本身天分过人，所以文艺界人士多与之交。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前黄苗子是书画界的票友，那么，之后他便“下海”了，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专业出版编辑工作，出了大批古典美术史论图书，而这一工作岗位也为他接触书画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之所以言及作者的这些背景，是因为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画坛师友录》。在某种程度上，《画坛师友录》记录的是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画坛的人物评传与回忆，而这些大画家，却无不与黄苗子有着这样那样的交情。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士人来往从来都是讲“谊兼师友”的，《画坛师友录》书名也就由此而来，所以，庄申在序中质疑书中除邓尔疋是师以外竟再无一位师，多少有些钻牛角尖了。《画坛师友录》中写其师的并不多，只是聊备一格，主要还是写朋友。理由很简单，黄苗子基本上是自学成材，所以，老师当然就不多。此书只有他少时在广东所拜的邓尔疋一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师。由于黄苗子在广东、香港的生活经历，他对粤港两地的书画家格外青睐，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艺林一枝》对古代书画家的研究上。
翻翻《画坛师友录》的目录，能发现自上个世纪30年代（也即黄苗子成长习艺）以来中国画坛的几乎全部主要代表人物：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干、潘天寿、林风眠、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吴冠中、启功、张仃、黄胄、黄永玉。细究背景，此书所写的画家可以说全是黄苗子的朋友或熟人，他们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交情或关系，在书里我没找到一位是与黄苗子不相识、没关系的同时代画家！在甲编（书画家）的最后一位，是黄胄，而书中交代得很明白，黄苗子郁风在北京的第一次合展，就是在黄胄的张罗与资助下于黄胄个人的炎黄艺术馆举办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书中所配的书画作品，相当一部分原作是书画家赠送给黄苗子郁风的藏品，如张大干1982年赠给黄苗子的《达摩像》，徐悲鸿在黄苗子郁风新婚时赠的《奔马图》。另外有些史料图片也是难珍贵难得的，如齐白石题有“苗子仁弟论定”的《借山吟馆诗草》书影，如果不是黄苗子先生把自己的藏品翻找出来，世人就无福一睹其风采。另外，书中所写的书画家写给黄苗子的信札手稿，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
据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黄苗子还写过一些画家的评论与介绍，却并没有收入此书，其中有一位很著名的画家，黄老曾当面对我表示过对此人的反感，而我在查阅80年代的美术报刊时惊奇地发现他其实是最早为之写评论的人之一——文艺界的人与事，有时就是这么复杂而微妙，如果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搜索一番，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是非恩怨，只有圈里人才心知肚明而未必会说出来。还有一些画家，显然黄老当年是推脱不过应酬为文，所以，也没收录。有意思的是，这些被黄苗子自己“淘汰”了的文章，被评论的人却会反复收入自己的画册，我就收到过不止一种，令亦画亦评的我对画家与评论家有时非常微妙的关系多了一层认识。
黄苗子如花妙笔，不仅写了艺术，更写了人生与历史，尽管他自己谦称此书不是美术史。不少篇章，都可以当成传记文学来读，充满了情趣，掌故之多，必将成为中国现代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似乎有些夸张，一个时代的主要（并非全部）代表画家，竟然都是处在同一个圈子，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外艺术史上屡屡重现。清代的扬州八怪是如此，巴黎的印象派也是如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艺术界的精英们自然而然会成为朋友，会形成一个交往的圈子，首先他们在艺术上进行切磋交流，甚至形成艺术团体与流派；其次他们在生活中相互扶助，分享快乐与忧患。穷困时相濡以沫，腾达时不相忘于江湖。黄苗子所在的圈子，除了漫画创作尤其是抗战期间的漫画创作以外，似乎主要不是以艺术潮流为核心，而是由于共同的文化层次、相似的精神品德、臭味相投、默契融洽——总之，没有功利色彩、名利心，大家合得来，在一起就开心，从上世纪30年代的男女才俊到今天九句八旬翁媪，这个圈子里的朋友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的辉煌乐章。
说起艺术家圈子，不能不再次提及解放后大名鼎鼎的二流堂。法国的沙龙文化，对西方文明史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二流堂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是当年巴黎的文艺沙龙，出于莫明其妙的原因，它在政治运动中成为一大冤案，罪由莫须有，这里且按下不表。抗战时期的重庆二流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二流堂，所涉及到的书画界友朋，却基本上都在《画坛师友录》的名单上了。二流堂的艺术家群体普遍长寿，这也许是上天对他们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磨难的补偿。耐人寻味的是，黄老却并没有在此书中就二流堂大做文章，不留意的人或不知情的人，几乎察觉不出二流堂这个背景的存在。相比吴祖光老先生字字血泪的《“二流堂”奇冤大案》与二流堂主唐瑜嬉笑怒骂的《二流堂纪事》，黄老此书简直淡忘或回避了这段沉重的历史，这恐怕不能以超脱来解释吧。特殊的经历与特殊的身份，让黄苗子更为深沉，在这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见过大世面、极有城府的明智长者。
黄老在自序里说：“本世纪的50年代初，那时的画坛人物是昌盛的，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干、林风眠、刘海粟、潘天寿、傅抱石、朱屺瞻、李可染诸公，接踪继踵，蓬蓬勃勃；有如灿烂繁星，光耀八表。这一人才辈出的现象，为我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增添光彩……我这些谬见，并不就是一笔抹杀60年代以后我国美术领域的成就；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文化刽子手挥舞屠刀，疯狂砍杀，也只不过伤了点元气，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此灭绝文化。”黄苗子对于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有充分的信心的，不过，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由于“十年动乱”，兼之“破四旧”等运动，事实上所受文化教育，已经留下不可忽视的断层，整整十年撂荒，耽误了文化的传承，全民十年不读书，这种事情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前例的，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肯定是极其深远的，其破坏性与后遗症，现在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那就是，《画坛师友录》中人物，其学识与文化底蕴，已经可望而不可及。由于社会环境导致的后天严重营养不良，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要想接上文化的血脉，首先就得借助于历史记录。
细细品来，《画坛师友录》的每一页，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唱三叹，此书对于后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更是一部艺术家范本教材。其中一些篇章，比如《巨匠的光环——白石老人逸话》，无论是从风格还是在篇幅上，都很像是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的名篇。我收集的评介齐白石的著作非常多，但是黄苗子的这部中篇回忆录，是我很喜欢重读的作品，另外一篇也很精彩传神，相比要短一些的，是艾青的手笔。
读《画坛师友录》，不由想到，同时代艺术家没有进入这个圈子的，实在是莫大的不幸，没有进入这个圈子当然也就进不了《画坛师友录》，这就有似魏晋名流而其言行未能记入《世说新语》，真正是遗憾了。在传神写照的生动与韵昧上，《画坛师友录》还真有《世说新语》的遗响。
圈子永远是艺术界的客观现实存在。只要光明正大、健康向上，而不是结党营私、剪除异己、嫉贤妒能，圈子对于文艺界就是好事。因为人生在世，作为社会动物，不可能没有社会关系，不可能没有社交。人人自危，以邻为壑，不敢交际，不敢说话，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放眼当今国内艺术界，又何尝不是由一个又一个圈子所构成的。在大大小小的艺术界圈子中，地位最高、成就最高、声誉最隆的，眼下就要数黄苗子的这个圈子了，当然，毕竟时间无情，如今硕果仅存的并不多了，不过，黄苗子还在，他最要好的黄永玉、丁聪等人也还在。
每个圈子都有其时间与空间限制，不必讳言《画坛师友录》所描写的圈子正在渐行渐远成为历史。亲身耳闻目睹这个圈子的言行风采，也只有极少数格外幸运的人才有机会。不过，即使晚生后学无缘跻身黄老的圈子，从《画坛师友录》里瞥上几眼，看看这些才华横溢的前辈艺术家们的谈吐举止，听听他们妙语连珠的对白，畅想他们的风标令誉，也可大受教益，增进对何谓文化、何谓才艺的认识境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黄苗子先生为中国书画艺术的复兴留下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评传集。正如他自己在序里所言，“我们的回顾，正是期盼着另一个新的繁昌的到来。”这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历史家的眼光，作者有这等胸怀与境界，其著作的分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2007年5月16日增补于闲闲堂
黄苗子笔下的趣闻与佳话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名著，以文人雅士言行举止为题材，写尽了魏晋风度，是我百读不厌的枕边书。《傅雷家书》中，傅雷先生对远在欧洲留学的儿子便反复强调要多读《世说新语》，足见学贯中西的学者教子的良苦用心。
近年来世风日下，文化界教育界以及文博书画界，丑闻多而佳话少，黑幕多而趣闻少。若阮籍复生，当今能有几人可得青眼相加？人心不古，益觉前辈笔下的趣闻、佳话可喜、可爱、可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过一本（（北大新语》，蒙责任编辑李潇潇小姐相赠一册，乃以《世说新语》的体例与原则，汇编北京大学名流宿儒的言行。余见猎心喜，聊效其例，就所读黄苗子先生笔下所记的前辈风流趣闻佳话，抄录胪列成文，后略加按语，略供读者一笑。
叶誉虎50年代居京，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启功先生任其秘书），毛泽东写赠过“沁园春”，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毛每年诞辰，要在中南海宴诸老，而叶也在被请之列。
闲闲堂按：启功先生之成为右派，并不是在其关系所在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而是在北京中国画院。
沈尹默与吴祖光之父吴景洲是好友，所以对黄苗子说自己还抱过吴祖光多少次，还尿在自己身上过呢。
闲闲堂按：民国时期的文化学术界即已分为受祖荫与自己打天下两大类，而今亦然。
张伯驹夫人潘素，本是“花国总统”，从良嫁张公子后从之学书画。
闲闲堂按：英雄不问出处则可，美人不问出处则不可。惟名公子可以配“花国”出身的美人。
沈从文对黄苗子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个一个题目做下去，十辈子也做不完，我们都来干。”闲闲堂按：才学之士当然都是有做不完的题目，沈从文博学之极，尝见山西版《沈从文全集》有一册收录多篇陶瓷史专著，而世人罕闻，陶瓷界也很少有人称引。另，童书业在“文革”前到北京出差的日记，除了请教故宫的陶瓷权威，还特别记下了沈从文对陶瓷史的几点看法，可见在专家心中，沈从文的观点是非常有分量的。
黄苗子感慨钱锺书淡泊，“在北京，门无达官车马的名流学者，恐怕就算他一个。”闲闲堂按：此言乃八九十年代旧事，黄老健在，恐怕也当知近年来达官不复能晓世上尚有名流学者了吧？门有达官车马固非名流学者之荣，而反过来达官车马不到名流学者之门则亦为达官之耻也。
黄苗子先生认为有志研究中国当代诗词的，不可不读聂绀弩与启功的诗词。
闲闲堂按：在“文革”之后，诗词名家除了歌功颂德与狗屁不通的以外，能够发表出版而尚可一读的并不多，聂与启则都是打油一路。此乃时代风气之先，后来喜剧小品大行其道，葛优、郭德纲等丑星当红，就都是异曲同工。在启功的诗词与后来的小品相声之间，当然没有因果影响关系，但却都是时代社会趣味的折射。竟然没人写悲歌悲剧——这是极为可悲之世相。
郁曼陀是法律科班出身，在上海当大法官，居京时与余绍宋、汤定之组织画会，创作山水画。
闲闲堂按：余绍宋也是法律专业人士。二人既是浙江大同乡，又是同行，宜乎成为画友。
郁达夫风雨茅庐的中外文藏书，据说是被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日军侵入杭州的统帅矶谷廉介所掳走。此批藏书达夫到后来在遗嘱中还特别交代，不知早已经荡然无存。
闲闲堂按：战争是野蛮行为，但是参与者特别是组织与指挥者却是文明的——从“文明”两字本初的意义上是如此，所以会掠夺图书文物。同学未必就友好，有时甚至反而更糟，因为嫉贤妒能，传记材料记载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成绩优异，恐怕当时才学就远在矶谷之上。
（此文本可有万字左右，因为南行仓促，无法成篇，只此数则，异日再版时当可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