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村庄，一切都那么熟悉，农民在充沛的阳光里间苗锄草，虫子躲在洞穴里唱歌，水泵向韭菜地喷水，枝头的麻雀议论家事……我的心里充满喜悦。回来当晚，母亲坐在那把吱呀响的板凳上说：“你的学费成问题了，你们父子俩跟你老叔一起到北京找个事儿吧。”
出发的那天，我扛着用化肥袋装的行李，三人到县城，倒了三次车才到目的地——电子学院。几排简易工房都被水泡着，我们踩着高出水面的砖头，找了块稀罕的干燥空地，进了屋。
屋里很暗，没有窗户，两个小电灯光如黄豆，花蚊子围着乱飞。
钢管串起来再铺上粗木板，就是床了，都是上下铺，过道不到80厘米。工人干活儿去了，屋里乱七八糟地堆着被子、脸盆，就这屋，还是老叔照顾的，毕竟他是小包工头。
东边有间干净小屋，标着“主任室”的字样。老叔又带我们进去，对里面的男人恭敬地说，这是我亲戚，侄子还是大学生呢……主任听了干笑，我的脸烧得慌。
第一夜挺难受的。60多个人，多半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在一个屋里睡觉，什么脏话都敢说，尽是和性有关的下流词儿，听得我直在心里骂不知羞耻。
第二天中午，我到理发店剃了个光头，就在街上找上网的地儿：才报考了国家的计算机二级考试，教材随身带着呢。《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可以边打工边学习，我肯定也成。每天吃完饭，天已漆黑，我就七转八弯地找到主楼，在那盏高亮的氖气灯下看书。书翻开了，人却魂不守舍：新楼房都基本完工了，9月一开学就要全部投入使用。
这些高大的建筑，冷冰冰地矗立在夜里，全然不会感谢身边的建筑工，那些从农村的旮旯里赶来做工的人，尽管它们的每一片瓷砖，都曾有一双手精心地粘贴，每一根钢筋都曾有一双手耐心地捆绑。
记得一个四川的小伙子说过，他14岁开始学捆钢筋，9年了，北京新建的大楼他几乎都去过。我问他每月工资，他说500多块，我说不对呀，我们村的钢筋工每月1000多块，还是你的技术不成吧！他有点火了：“别的不敢说，就捆钢筋，我在全北京数一数二！不信咱当场比试！”说着他竟神色黯然，“就这500块还难挣呢！当地人在北京工地自然有靠山，老板少给、不给钱，可以去他家闹，可我们这些偏远地区的，背井离乡的，1分钱拿不到也没有办法。”
工头拖欠工资是不少见。有个湖北人，老婆猝死，他急着结账回去，老板不答应，还恶骂了一顿。那男人老泪纵横的，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信来，老板却不屑一顾：“我见得多了，还有说大水淹死一家的呢！你以为我傻×什么都信！你要不干，卷被窝走人……”
尊严，这个时候谈尊严是多么可笑。不说这工地上，就是我读书的学校，有的同学也把民工叫盲流，见之嗤之以鼻……总是有人活在底层，总是有人高高在上，这也许无法改变，但为什么一定要存在羞辱和奴役！
就连民工自己，也在外界鄙夷的眼神里越活越小。
临街不远有个娱乐城，进大门有个露天小广场，可以唱卡拉oK。
有次我和几个年轻工友路过时，他们一脸羡慕。每天完工，谁不端着饭盒吼两嗓子呢，我拉他们进去，唱首歌才两块钱，算我请客！他们直往后缩，扭捏得很，说，那不是咱进去的地方。我只好一个人进去，点了两首歌，一首是王杰的《英雄泪》，一首是周华健的《朋友》。唱歌的时候，我的工友们就蹲在大门口朝这边看，听我唱完就非常热烈地鼓掌，当时，我真的想哭。他们每晚聊聊女人又有什么了不起？那也许就是他们唯一的消遣了。
其实每次上街，工友都挑最干净整洁的衣服，可他们就是有顾忌，认为街头小摊才是自个的天地。有些工友，固执地坚守某条界线，暗自给人划分等级。他们在有身份权势的人面前自卑胆怯，学会讨好和谄媚，而对于更弱的弱者，也学会趾高气扬颐指气使。街上碰到乞丐，他们嘲笑，偶尔还乱扔东西；工地上大工们虐待小工，咱这小组因为我是小包工头的侄儿才不敢碰，有啥事都让一四川小工去干。
但这能怪他们吗？天天耳濡目染能不变色？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事情，每天我捧着那本计算机教材，总无心去读，停留在相同的一页。
主体楼验收那天，甲方来了人，一位工程师带着几个穿着干净得如同刚出洗衣机的人。老叔俯在我耳边说，那个工程师咱早打点好了，就用工地现成的材料，给他在郊区盖了一座价值五六十万的小别墅呢，今天不过走走形式；可工友们都不知道，端着水盆从12层的楼顶，认真仔细地擦到楼底门厅，想把自己修起来的大楼，漂漂亮亮地交出去。
过两天我们就离开工地了，卷着铺盖，坐上一辆大卡车。天正下大雨，二十几个人蒙着一块大塑料布，挤在敞篷车里，就拿行李当板凳。城市新建起了一群高大的建筑，但乡下人终归要回到乡下，带回去的，不过是怀里那点儿辛苦钱。
雨越下越大，年轻的工友们却那样兴致盎然，和着雨声，唱起了乡音浓重的流行歌曲。这歌声穿破雨帘，回荡在那个并不轻松的夏天，也至今回荡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