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刻苦的学习，在学堂的一期学员之中，冯国璋是成绩最优异的学员之一。当时，他几乎是“每试辄冠”，在步兵科中只有梁华殿与他一样成绩优秀。而同时期的炮兵科中，像冯国璋一样优秀的，便要数段祺瑞与王士珍了。冯国璋和这些人一起，后来都成为了北洋军阀的主要领袖。毫无疑问，他们后来的成就是跟这四年的刻苦学习分不开的。
在北洋武备学堂期间，虽然冯国璋把自己的主要学习精力都放在了军事知识上，但是他心底上依旧没有忘记那个一直没有实现的理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其实，冯国璋成为军人，真的只是一个偶然。如果他岁试顺利，如果他家财雄厚，他是应该会继续走读书科举的路子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冯国璋到了军队以后，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继续参加科举考试。
不过，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冯国璋到了军队以后虽然继续在科举上用功，但是这一次他运气比较好，不用考试八股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此时的清朝已经废除了八股文和科举，而是在岁试的内容上做了一个改革：写作策论加上算学。更重要的是，岁试还增设了数学附生的名额。换句话说，考生可以通过考数学来获得秀才的功名了。
我们在前面说到过，冯国璋曾经师从清末民初著名的数学家白广川先生，因此颇具算学功底。所以，当他得知岁试改革的具体消息后，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1888年的岁试。这一次，冯国璋如愿以偿地中了秀才！
喜讯传来，冯国璋成了北洋武备学堂里面第一个军人秀才。在他之前，武备学堂还真没有一个行伍出身的人能够在文试中取得功名。一时之间，冯国璋的大名传遍了整个北洋武备学堂。就连李鸿章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都连声称赞道：“不得了，武校出文生矣。”
这次考试的成功，让冯国璋重新恢复了走科举道路的信心。于是，他又接着报考了这年年底的顺天府乡试。然而，幸运女神并没有再关照他。还是由于没有精通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冯国璋在乡试中名落孙山了。用《冯国璋年谱》中比较委婉和隐晦的说法，就是“膺荐未售”。
乡试结束之后，冯国璋回到了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他的军事知识。
大概在1889年2月的时候，另外一个坏消息传来：冯国璋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本来，按照原定计划，冯国璋准备等到这年夏天自己从武备学堂毕业之后，再回老家。这下没办法了，他只好向学堂请假，回家办理父亲的丧事。
回到家中，冯国璋很快就陷入到了严酷的现实里面。那时，冯家的状况已经极其困难了。虽然一直以来，有母亲孙钗的全力维持，但是孙钗毕竟也一把年纪了，顶多只能管管家，无法再给冯家增加产业。至于原来在持家的三个兄长，此时同样事业发展不顺，自己养家糊口都很难，别说是照顾大家族了。而冯国璋本人，虽然看起来进了北洋武备学堂，显得很有前途，但是眼下他却需要养活妻子和三儿、一女，肩上的担子同样十分沉重。
在这样的局面下，兄弟几人都觉得此时没有能力给父亲办一个隆重的葬礼。最终，他们只好凑钱买了一口十分薄的棺材，“厝柩宗祠中”，也就是把父亲的灵柩暂时放在冯家的祠堂里面，准备等到家庭经济状况好一些的时候，再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安葬。由此可见，冯国璋在没有发迹之前，过的生活可以说是“穷困潦倒”。
几乎可以说，当时唯一支撑冯国璋精神的，便是他在北洋武备学堂的学业。“办完”父亲的葬礼之后，冯国璋回到了学堂，继续完成剩下的学业。
1889年7月，冯国璋修完了北洋武备学堂步兵科的全部课程。在当年的毕业考试中，他名列前茅。
毕业之后的冯国璋，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其实，在他面前有一条似乎早已注定的道路：留在武备学堂当教员。事实上，学习成绩优异、为人干练老成的冯国璋还没毕业，就已经被他的许多老师认为是留校任教的最佳人选。
最终，冯国璋选择了留下来当教员。他心中十分明白，既然走的是从军之路，那么如果一直留在学堂里，自己是很难学以致用，并且飞黄腾达的。
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里，作为一个军人，最好的出路就是依仗军功成就功名。
尽管心中这么想，冯国璋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知道，眼下自己最需要的，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人，这样才能养家糊口。不然的话，连自己都养不活了，还怎样去追求更高的发展呢？再说，一时之间还真不太好找工作，既然武备学堂有现成的工作，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冯国璋一面任教，一面继续打听各种门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尽管如此，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冯国璋当教员那段时间，是在学堂里瞎混。
实际上，他的教学还是做得有声有色的，深得其他教员以及学生的好评！
在武备学堂里，冯国璋讲授的是步兵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之中，学生们最难听得进去的便是陆军的各种规范、条例。这些东西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目的是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有力的近代化军队。可是，这样的规范、条例，对于那些旧军队出身的军人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束缚，因此很多教员在教授这门课程时，都遇到了难以让学生信服的难题。可是，冯国璋却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方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以身作则，凡是他要求学生们做到的，他自己绝对首先做到。这样一来，就没有哪个学生敢不服从命令了。
就这样，在武备学堂里，冯国璋当教员一当就是四年。由于他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又留校任教，因此被后来的师弟和学生们尊敬地称为“大学长”。也就是在这里，这位“大学长”用自己的智慧和友情结交了很多好友，这就为冯国璋后来功成名就打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其中，与冯国璋关系最密切的，主要就是曹锟、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这些后来名震中华的军事和政治领袖。
冯国璋跟这些人的关系深厚，从几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其一，冯国璋当上总统之后，很快就任命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这两人加上先前已经当上湖北督军的王占元，都是冯国璋的死党，是他最大的政治支持者。其二，直皖战争中，曹锟打败了段祺瑞。那时，冯国璋已经去世了。曹锟打了胜仗后，专门跑到北京帽儿胡同冯国璋的旧宅去，向他的遗像行礼道：“四哥，我给你出气了。在小站的时候，他（也就是段祺瑞）就打不过我。”
从这些事情看得出来，冯国璋在武备学堂期间，并没有耽误事业发展，反而为以后的飞黄腾达布下了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身寒微的冯国璋，才最终能够出将人相、名震寰宇！
军队才是用武之地
尽管冯国璋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教员工作，但是十分公允地说，冯国璋在武备学堂任教，确实有些屈才。实际上，在冯国璋心中，也觉得当教员、挣钱养家并不是自己最终的目标。作为一个有着高远抱负的将才来说，他真正的用武之地，永远都是在军队。
因此，可以说冯国璋从当教员那天开始，就一直在谋求着能进入军队去施展拳脚、建功立业。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1893年夏天，冯国璋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淮军名将聂士成的幕僚。
这个聂士成是个什么人物呢？根据史料记载，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早年以“武童”身份加人淮军，曾经跟随李鸿章镇压过捻军和太平军的余部。由于屡立战功，因此当冯国璋给他做幕僚时，聂士成已经官至总兵，正率部驻扎在直隶省的芦台。
聂士成是一个很重视人才的将领，对于文武双全的冯国璋，他自然也是青睐有加。冯国璋后来的卓越表现，也证明了他的眼光是十分独到的。
冯国璋进入聂士成的部队不久，就获得了一次表现自己才干的机会。
1893年秋天，李鸿章命令聂士成，带领部队到东北三省的中俄和中朝边境地区考察。精明强干的聂士成一接到命令，就立即开始准备前往东北。不过，他必须挑选一些得力的助手，随同他前去。尽管冯国璋来部队没多久，但是聂士成很快就想到了他。
在聂士成心目中，这个被誉为“武校文生”的年轻人既有着丰富的军事知识，又有着传统经史的教养，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聂士成就让冯国璋参加了考察队，专门负责“注说”。
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一百多人的考察队于1893年10月21日从锦州出发，开始了历时大半年、行程两万多里的考察活动。那段时间里，他们风餐露宿、爬山涉水、历经磨难，十分详细地考察了东三省中俄、中朝边境的地理地貌。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山川、河流、关隘的地理位置，使用新式地理测量方法作了精细的地图描绘。在制作地图的同时，冯国璋便专门负责给地图作注解，以简明扼要的文字加以说明。
等到考察结束之后，冯国璋便依据这些说明文字，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勘测资料，汇编成了一本极为重要的军事地理图书——《东游纪程》。正是有了这本书，当时的人们才对辽东的地形地貌有了更加精确的认识。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本书，清朝军队才能够在第二年的对日作战中显得从容不迫。
在那段时间里，跟考察队的所有队员一样，冯国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尤其在面对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地理状况时，他耐心仔细地加以核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冯国璋的严谨作风，让同行的考察队员们十分敬佩，也让聂士成十分欣赏。
回到部队后，聂士成很快就将筹办军械与粮饷的重任交给了冯国璋。俗话说，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军械和粮饷关系到军队的后勤生命线，筹办它们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很明显，此时聂士成已经把冯国璋作为自己的心腹了。
也就在聂士成带领考察队回到芦台之后不久，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
正是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以及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之中，冯国璋再一次展现了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踏实的作风。那么，这次起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熟悉亚洲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早在1894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之前，朝鲜就于1884年发生了一次“甲申政变”。在这次政变之中，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清政府，就与政变的幕后黑手日本发生了外交乃至军事冲突。后来，由于袁世凯等人的努力，清政府才保住了在朝的宗主国地位。
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实际上依旧是日本人在作乱。当时，朝鲜政府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平息事端，需要清政府出兵予以支持，也就是所谓的“代戡”，并署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此时，日本人也对清政府的出兵表现出极大的支持，而实际上他们正是想借这次机会与清军再次发生摩擦，最好是爆发战争。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朝鲜，并逐步实现他们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狼子野心！
在接到朝鲜政府的请求之后，负责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时之间不知道日本人到底有何打算，因此对于出兵朝鲜十分的犹豫。不过，没过多久，时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向李鸿章发来一封密电说：“日人盼华速代戡”，而且日本人“似无他意”，也就是让李鸿章放心，出兵朝鲜不会出大乱子。
李鸿章这才不再犹豫，立即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一支淮军入朝“戡乱”。而聂士成所在的部队，也在这次入朝部队之中。就这样，冯国璋作为部队的押粮官，也来到了朝鲜。
然而，李鸿章的犹豫已经延误了战机。当1894．年6月11日聂士成率领部队乘船抵达朝鲜牙山时，日军早已于6月2日抢先登陆朝鲜。几乎可以说，正是由于李鸿章“避战自保”的错误战略，天真地认为日本人不会先发制人，才注定了接下来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清政府的在朝官员依旧按照这种战略与日本人打交道，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是那个能够雄霸亚洲的“天朝上国”了。后来居上的日本帝国主义，才不会买这笔账。
7月23日，入侵朝鲜的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官，并攻下了清政府驻朝总理公署。两天之后，7月25日，早已埋伏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的日本军舰，在清朝军队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袭击了从朝鲜返航的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七百多清军遇难，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在发动海上攻势的同时，日本陆军也向驻守牙山的聂士成部清军发动了进攻。由于毫无防备，加上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匆忙应战的聂士成部几乎是独立无援地与日军作战。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假如再没有援军赶到，继续作战下去，聂士成的军队将会全军覆灭。眼见于此，冯国璋机智地向聂士成建议放弃牙山，撤退到欢驿，与叶志超的主力部队汇合，以集中力量对抗日军疯狂的进攻。
聂士成接受了冯国璋的建议，果断地率部撤到了欢驿。然而，当他们到达欢驿时，却发现这里早就没有了清朝守军。胆小怯敌的叶志超，早就带领部队弃城而走了。看到这个场景，聂士成心里明白，欢驿同样守不住了。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率领部队退到了平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