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入关，皖系掌权
作为直系军阀主要将领的李纯，绝对算得上是一条硬汉。就在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面临着主战派的围攻形势之下，坐镇南京的江苏督军李纯同样身处险境。甚至可以说，主战派此时的矛头就是指向他的。可是，对于这些围攻，李纯不仅没有表现得软弱，而且还积极地进行反击。那么，李纯采取了哪些反击措施呢？
他的反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论战，也就是利用电报同皖系的一大帮凶曹汝霖进行论战，批评和揭露主战派的战争图谋；还有一方面则是通过冯玉祥的舅父、直系大将陆建章的帮助，劝说此时正在进军湖南西部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停止行动而驻扎在浦口。为什么李纯会想到让冯玉祥所部驻扎此处呢？原来，他是为了让冯玉祥的部队去牵制和阻止施从滨率领的山东暂编一师由山东沿津浦路的南下军事行动。
李纯的眼光果然独到，当施从滨率军快要到达浦口时，果然遭到了冯玉祥的严重警告，以至于不得不驻扎在滁州。一时之间，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派的北洋军在津浦路上的对峙局面，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主战派北洋军南征的进程。
在当时的局势下，假如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津浦路上打了起来，那么基本上整个北方都会爆发战争。也就是说，还没有跟南方的护法军打起来，北洋集团内部自己先交上火了。这样一来，所谓的南征军事行动肯定会失败，至少是暂时无法顺利进行。这就是李纯厉害的地方，他抓住了北洋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暂时扭转了直系被动的局面。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一向强硬的主战派也只好低下了头，找到冯国璋，想让他命令冯玉祥所部离开浦口。冯国璋虽然知道冯玉祥部队牵制施从滨军队，可以暂缓主战派的南征，但是现在两方还只是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一旦真的交上火，其实局面并没有李纯想的那么乐观，因为一旦惹急了主战派，是很不利于困守北京的冯国璋自身的。
于是，冯国璋就命令冯玉祥尽快离开浦口。可是，此时的冯玉祥已经开始主张议和，他虽然把军队开离了浦口，却在湖北的广济停了下来，并于2月14日通电主张议和。这一下子，更是让主战派陷入了被动之中。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徐树铮等主战派首脑才想到了尽快引奉军入关以制约李纯乃至冯国璋的办法。可是，徐树铮为什么会想到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呢？原来，他是想让张作霖以“助战”的名义带兵人关，控制京广和津浦两条主干线之后，进而要挟冯国璋撤换掉李纯。
看到这里，大家会好奇，徐树铮是怎样说服张作霖的呢？毕竟，张作霖身处东北，离南北政治冲突还比较远，他为什么要趟这浑水呢？实际上，张作霖入关是为了获取一批军火。徐树铮为了把张作霖引诱入关，就向张作霖承诺，只要他同意带兵控制京广和津浦线，那么奉军就可以获得根据中日借款协定中的第一批枪支。
不出徐树铮所料，正是在这批枪支的诱惑下，张作霖率军人关了。张作霖最先派出的军队是张景惠的一个旅，这支军队进驻了滦州。为了让张作霖放心，1月23日，徐树铮亲自来到秦皇岛，和张景惠一起强行截留了刚从日本运至秦皇岛的一批枪支。
随后，1月25日，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又率领一个旅的军力来到滦州。这支军队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这批枪支的大部分运往关外。看到张作霖派人来运枪，徐树铮也就随同杨宇霆一起到了奉天拜见张作霖。两人见面自然很高兴，很快就谈妥了接下来的计划，并由徐树铮亲自引奉军人关。
冯国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震惊。他当然明白徐树铮的意图，于是就一面请求英国公使出面，阻止京奉铁路局往关内运送奉军，一面亲自致电张作霖，劝他不要入关。
在这份电文之中，冯国璋劝张作霖要以边防为重。他甚至把话说得更为明白，“如为顾虑倪督军地位起见，亦应通盘筹划，缩小范围，派遣少数之军队前往”。也就是劝张作霖不要如此大动干戈。然而，冯国璋的举措没有奏效。
当时，京奉铁路实际上是掌握在亲段媚日的新交通系政客手上，因此冯国璋根本无法阻止奉军从铁路人关。其实，就算是铁路无法人关，张作霖也完全可以经由葫芦岛下海，从海路开到秦皇岛。
就这样，到了3月上旬的时候，奉军的先锋部队就已经到了天津郊外，并在天津东郊的军粮城设立了奉军司令部。为了回馈徐树铮赠送那么大一批枪支，张作霖还专门任命徐树铮为奉军的副司令。到了此时，张作霖与主战派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奉系军阀人关，这一招可真够毒辣的。对于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本来，一个皖系军阀就够冯国璋头痛的了，现在又有了奉系，局势显然十分不利于直系军阀。
迫于皖奉强大的军事实力，有着北洋元老名誉的王士珍真的坐不住了，他一再地向老友冯国璋请辞。这之前，冯国璋已经拒绝了好几次王士珍的辞职请求，但是这一次他无法再拒绝了，因为他也明白眼前的不利局势。于是，冯国璋最终在2月下旬同意王士珍请假休养。至于国务总理一职，则由钱能训暂为代理。
不过，对直系最大的打击，还不是王士珍的辞职，而是奉军沿着津浦路的南下军事行动。奉军的剑锋所指，直接对准了江苏督军李纯。其实，对于奉军和主战派的军事行动，李纯早就知道了。在这之前，张作霖就曾要求冯国璋罢免李纯。而李纯这边，也做好了各项安全戒备，江苏省的几个重要城市如南京、苏州、镇江和扬州都进行了军事戒严，很显然要与奉军决一死战。
就在李纯紧张备战的同时，冯国璋也在北京积极地应对着。他召开了好几次内阁会议，专门讨论奉军入关和李纯辞职的问题。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冯国璋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中央如有权免李，则可先免张”。
冯国璋不仅要保李纯，而且还在想办法保护王士珍。
就像上面说的那样，他只是让王士珍请假休养，却并没有真的同意他的辞职请求。然而，冯国璋的这些做法，自然引起了主战派的强烈不满。主战派甚至放出话来，“冯不认去王，恐更有人起而去冯。”也就是说，假如冯国璋还想保王士珍的总理一职，那么就连冯国璋自己的总统职位也面临着威胁。
在这种局面下，王士珍为了冯国璋的安全着想，于3月7日离开北京，宣布从此不问政事。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3月19日，曹锟、张作霖和张怀芝等主战派的大将们，联合了15省3特区的督军和都统通电，要求段祺瑞“毅然出荷艰难”，也就是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冯国璋知道这是大势所趋，也不敢表示反对意见。
于是，他只能求徐世昌出面，让徐去天津请段祺瑞出山。可是，段祺瑞这次却架子高高的，一直都“无可转圜”，一副不愿意复出的模样。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公使林权助出现了。3月20日，林权助拜访了徐世昌，请他带话给段祺瑞，让段复出组阁。就这样，3月21日，段祺瑞才最终同意了复出组阁的事情。
两天之后，也就是3月23日，段祺瑞在得到冯国璋不干涉内阁决议的“保证”之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坐上了内阁总理的宝座。
无可奈何的退位
段祺瑞虽然夺回了总理大权，但是以他为首的皖系军阀依旧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冯国璋仍然是北洋政府的合法总统，冯国璋一天还在职，皖系军阀就一天也不能真的安心。因此，段祺瑞再次掌握总理大权之后要做的事，便是想办法用合法手段把冯国璋从代理大总统的位置上赶下台。
要想用合法手段赶冯国璋下台，就不能不利用所谓的国会。但是，此时的中国，却并没有一个南北政治势力都承认的统一国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张勋复辟失败之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研究系政客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临时参议院，作为国家的临时性立法组织。可是，对于这个临时参议院，南方的政治势力，尤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承认。
孙中山曾多次表明，真正的国会只能是临时约法时期的国会，只有承认这个国会，才能促成南北的真正和平统一。可是，很显然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一点的。实际上，别说是恢复临时约法时期的国会，就连组织新的国会他们都并不上心。
虽然所谓的临时参议院表示要制定国会组织法，看起来是要组建新的国会，可是在段祺瑞心底上，巴不得这个临时参议院能够长期行使正式国会的职权。至于原因，则是由于在这个临时参议院里面，绝大多数议员都是段祺瑞皖系军阀的人，这自然是有利于皖系的。
然而，段祺瑞的想法是无法付诸现实的。没有正式的国会，不仅南方的政敌会反对，而且就连支持段祺瑞的研究系政客比如梁启超、旧交通系政客梁士诒，甚至皖系军阀中的靳云鹏等人都不赞同，就更不要说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了。
在众意难违的局面下，尽管段祺瑞不想组建新的国会，却也不能不这样办。在他看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是否组建新国会，而是在组建成新国会之后，如何采取措施掌控新国会的主导权。
在这样想定之后，段祺瑞让徐树铮等人出面组织了一个政治团体，目的就是为了在新国会组建之后，操纵国会选举，以获得最多的国会席位，进而用国会立法的名义，把冯国璋“合法”地赶下台，随后再把段祺瑞或者徐世昌选为正式大总统。这样的话，皖系军阀就真的大权在握了。
按照先前的安排，在2月17日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修正国会组织法》之后，徐树铮和王揖堂等人便开始成立皖系的党团组织。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安福俱乐部于3月8日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正式成立。从此以后，这个组织就成为了皖系军阀操纵新国会的工具，俱乐部成员被俗称为“安福系”，实质上就在段祺瑞统领下并隶属皖系的政治派别。安福俱乐部成立之后，段祺瑞就开始利用它进行国会中的政治活动。
1918年4月的时候，曹锟等人曾指出：“总统选举，固极紧迫，然选举机关不可不依法所定，以示慎重元首（指的就是冯国璋），并以减少反对者之口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即便要选举正式总统，也要依法设立选举机关。这样一来，段祺瑞就更加需要利用党团组织，通过国会选举来获取大权。
因此，段祺瑞就让徐树铮和王揖唐等人尽快筹办新国会选举一事。
而在冯国璋这一面，态度却显得有些不太明确。本来，冯国璋认为自己原来的副总统一职是由合法国会选出来的，至于代理大总统也是依据天坛宪法草案中记载的关于总统不能行使职务则由副总统代理的规定而获得的。换句话说，冯国璋肯定是不会支持受段祺瑞控制的临时参议院。
冯国璋心想，反正西南军阀曾表示，一旦临时参议院不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那么南方也可以成立一个国会选举自己为总统。不过，冯国璋同样也不能赞同恢复临时约法时期的旧国会，毕竟他已经到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了。看起来，冯国璋必须找到一种协调的办法。
想来想去，冯国璋想到了一个调和的办法，那就是既取消旧国会，也同时取消临时参议院，而代之以根据旧的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产生的一个新国会，并通过召开新国会选举，产生新的正式大总统以及新一届北洋政府。
这的确是一个适中的办法，而且冯国璋在提出这个办法之前，还曾与桂系的陆荣廷商议，并取得了陆荣廷的支持。然而，对于冯国璋这个折中的办法，皖系军阀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处于与直系军阀同等的政治地位，没有先前的优势了。尽管如此，在政治势力上，不得不说皖系还是要胜过直系。当时，不用说奉系军阀，北京几乎所有政治势力，像新旧交通系、安福系，都是皖系军阀一边的。而在直系这边，冯国璋看来看去，似乎只有此时与段祺瑞有些疏远的研究系还与自己有些交情。
于是，1918年5月，冯国璋就通过自己的心腹、原禁卫军团长索崇仁向清王室借了300万元的公债券，然后到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抵押得到了现款120万元。随后，冯国璋就让王克敏把这笔钱转交给了研究系，以作为研究系政客的竞选经费。然而，冯国璋在竞选这种事情上，能力确实比不上段祺瑞与徐树铮，研究系搞竞选怎么都搞不过安福系。
据说，研究系虽然从冯国璋那里得到了120万元的竞选经费，但是安福系却通过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获得了300万元的经费，这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除了这300万元之外，安福系政客还从徐树铮那里搞到了一大笔钱。
原来，徐树铮担任奉军副司令，先后挪用了奉军两百多万元的军饷。可以想象，有着这么多金钱的支持，再加上段祺瑞政治上的帮助，安福系在竞选能力上肯定是要大大超过研究系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新国会议员选举从5月下旬开始。这场选举可以说毫无公平性可言，不仅侯选人名单是由徐树铮本人拟定的，而且地方各省的议员选举，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威逼利诱、贪赃舞弊。这次选举最大的不公，就是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势力四处操控着选举的进行。甚至就连冯国璋的大本营江苏省，在选举众议员的时候，同样面临着安福系政客的暗中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