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督军团的斗争
袁世凯的因病去世，让全国的反袁势力一下子解决了一大难题。至少，人们再也不用为袁世凯是否应该继续待在总统位置上这个问题发愁了。不过，袁世凯的去世，却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由谁来担任中华民国的新任大总统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又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当时，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是以段祺瑞为首领，他们基本上都是袁世凯当年的追随者和拥护者，在袁世凯去世后的总统人选问题上，坚持应该遵照袁世凯的遗嘱，按照1914年新约法的第二十九条办理，“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段祺瑞这样做的时候，声称是尊奉袁大总统的遗命。
而另外一个阵营则是南方的护国军。在护国军将领们看来，袁世凯去世后，就应该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召开国会，重新选举新的总统。实际上，段祺瑞之所以愿意推举黎元洪为大总统，是为了自己能当上北洋政府的总理，而南方的护国军对于袁世凯派系的将领，除了冯国璋之外，基本上都是反对的。就这样，在新任总统的人选问题上，段祺瑞挑起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
此时的冯国璋，则手握重兵，坐镇于南京。他自然密切地关注着时事的发展，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冯国璋对于两个阵营以及新旧约法的态度是最为引人注意的。因为一旦冯国璋站在某一方，那么这一方的实力就会得到很大的增强。不过，在当时的局势下，冯国璋似乎更加亲近南方护国军一些。
对于段祺瑞，冯国璋显得与他面和心不和。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作为曾经的同学和同僚，冯国璋和段祺瑞的交情自然是不错的，甚至在反对袁世凯称帝这件事情上，冯国璋和段祺瑞还一度结成了盟友。
然而，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样，袁世凯去世之前，冯国璋就想着通过在南北势力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达到自己当上大总统的目的。因此，当段祺瑞尊奉袁世凯的遗命，推举黎元洪就任新任大总统，段祺瑞自己则当上了政府总理，受到多数北洋军将领的拥戴之后，冯国璋和他之间就没什么交情可讲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国璋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和南方护国军之间的新旧约法之争，态度上显得十分不明确和十分暖昧。段祺瑞对于南方护国军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比如废除新约法、恢复临时约法、重新召开国会选举新任大总统，以及惩办帝制祸首等，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很自然地，冯国璋对于他们之间的争吵，却保持了一种“局外人”的姿态，仿佛与他无关一样。
然而，作为政治家的冯国璋，又怎么可能真的置身事外呢？他只是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显示了一种表面上中立的政治态度。实际上，此时的冯国璋还是有自己主见的，那就是继续与南方的各派政治力量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就在袁世凯去世之后不久，梁启超、陆荣廷和唐继尧等人就不断派代表到南京来，与冯国璋“商榷要政”；而孙洪伊、吴景濂等人同样也与他不断地来往着电函。这些人，其实都在积极地争取着与冯国璋的携手作战。
在这样的一些联系之后，冯国璋逐渐揭下了自己中立的面具，于6月上旬，向梁启超的代表范源濂，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首先，冯国璋认为，惩办帝制祸首并恢复旧约法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他对此没有不同看法。
尽管冯国璋做了这样的表态，但是一向谨慎的他依旧向范源濂表示，自己还是很担心一旦重开国会，就会导致国民党、进步党和北洋集团之间的再次争斗。
其实，冯国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家都知道，就在袁世凯召开国会的时候，别说是国民党，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许多政党，都在极力想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来成为国会最大党，进而掌握政府大权。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召开国会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政治上极为混乱的一个国家。
冯国璋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但是，范源濂却一再向冯国璋保证，没有这个担心的必要，现实情况比当初好多了。冯国璋听他这么说，这才予以了默认。
实际上，梁启超派范源濂来面见冯国璋，就是为了让他站出来，公开表明其政治态度。经过与范源濂的会谈，冯国璋觉得是时候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了。于是，1916年6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去世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冯国璋向全国通电，表示自己支持惩办帝制派，认为这些人“祸国害民，罪恶万千，若不惩办，何以谢天下而服人心。”
随后，冯国璋又发表了一个通电，表明了自己对新1日约法和召开国会的态度。在冯国璋看来，应该恢复旧约法，重新召开国会。在这个电文里，冯国璋说道：“国家根本大法，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当时制订又未按定程修改，在民国法系上为非正统……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可用明令宣布。”
对于《临时约法》曾经一度中断实施这个问题，冯国璋还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但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自三年五月一日起施行中断，兹恢复云云，似较直截了当，且亦无损庄严”。
在冯国璋看来，恢复旧约法，也就是《临时约法》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由新约法产生的政府，肯定是无效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约法既复旧，则由约法发生之国会，势不能不相因而复。应依《临时约法》续行召集。”
很显然，冯国璋的这两个全国通电，都将矛头直指了段祺瑞的北洋政府。
由于冯国璋的全力支持，南方的护国军声势日渐浩大，形成了对段祺瑞的巨大压力。
当时的段祺瑞，几乎有了一种全国都在反对自己的感觉。于是，他只好同意接受惩办帝制派的意见。
不过，这只是段祺瑞的一个缓兵之计。他先是在惩办帝制派这种旁枝末节的问题上表示让步，但对于恢复旧约法，召开国会，乃至选出新的政府等涉及政治权力转移的重要问题，却迟迟不肯表态。
宣布惩办帝制派之后，半个月快要过去了，段祺瑞都一直在某些程序问题上故意拖延。他的这一伎俩，让一些军事将领十分不满。6月25日，驻沪海军由李鼎新率领，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加入了南方护国军的队伍。看到军队都开始造反了，段祺瑞知道再也无法拖下去了。
于是，6月29日，段祺瑞才无可奈何地让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发表了一个申令，表示废除袁世凯制定的新约法，恢复《临时约法》，并决定在这年的8月之前重新召开国会。这样一来，南方的护国军，包括冯国璋在内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是取得了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毫无疑问，段祺瑞的让步，虽然离不开南方反对派的努力，加上海军的宣布独立，但是不得不说冯国璋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如果只有外部的压力，而没有冯国璋从北洋集团内部的反对，作风和性格上都很强硬的段祺瑞，是不会这么快就作出妥协的。
尽管段祺瑞迫于压力向南方的反对势力做出了让步。但是，北洋集团之中的一些顽固派，却并不满意段祺瑞的做法。这些顽固派，就是所谓的北洋督军。
在这个政治派别之中，起龙头作用的就是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倪嗣冲。倪嗣冲是一个绝对效忠于袁世凯的北洋将领，对于袁世凯生前的种种作为，倪嗣冲都忠诚地守卫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对段祺瑞的妥协感到十分不满。
就在段祺瑞宣布将于8月前重新召开国会之后，1916年7月7日，倪嗣冲派自己的参谋长李凤山，带着一封密函来到南京面见冯国璋，劝其在张勋领街的徐州会议通电上签名。
我们在上文曾经说到过，冯国璋主持召集的南京会议失败之后，张勋和倪嗣冲等人便邀集这次会议中的部分北洋督军代表到徐州开会，目的就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借着反袁运动再次崛起。因此，徐州会议打的旗号就是“绝对抵制迭次倡乱的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也就是反对国民党的参政。
不过，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成功，至于原因则是由于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集团之中的重要人物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很显然，在当时冯国璋、段祺瑞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袁世凯的去留问题。至于在南方反袁阵营之中的国民党，他们真还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尽管徐州会议失败了，但是倪嗣冲却一直没有放弃。于是，在段祺瑞对南方反对派，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妥协之后，倪嗣冲便找到了冯国璋。他们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劝冯国璋加人作为顽固派的北洋督军团。在倪嗣冲、李凤山等北洋督军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北洋将领们一起“合力建言”。因为只有这样，“方能有效”。
可是，冯国璋却婉言谢绝了倪嗣冲的邀请。在冯国璋看来，北洋督军团是一个忠诚于袁世凯的集团，在袁世凯已经倒台的情况下，自己是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政治势力的。
虽然没有得到冯国璋的支持，但是倪嗣冲和张勋等人却还是按照他们的计划，在这一年的9月又召开了一次徐州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全都是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和热河十三个省区督军和都统派来的代表。因此，第二次徐州会议就是一个清一色的督军团会议。
9月21日，这些与会代表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各省区联合会”。经过会商，这个联合会通过了一个包括八条内容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就是“固结团体，巩卫中央，庶免为数人所牵，率致贻大局之虞。”而所谓“庶免为数人所牵”一句中的“数人”，指的就是国民党等希望通过召开新国会而获取政权的政治势力。
在倪嗣冲等督军团的人看来，一旦召开国会时，各政治势力“各怀党见，违反真正民意，不顾国家至不得已时”，那么他们“亦当为正当之干涉”。换句话说，一旦国民党在新国会上有什么政治行动时，北洋督军团就会用武九予以镇压。
这个“八条纲领”在全国发布之后，引起了政界和舆论界的一片骂声。
要知道，在当时的局势下，废除袁世凯的新约法，恢复《临时约法》，并召开国会选出新的政府，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呼声。然而，倪嗣冲和张勋等人的所谓“八条纲领”，其实质根本就是放肆地批评《临时约法》，极大地破坏了即将召开的国会，因此才让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不满。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南方各反对派纷纷发表通电，谴责督军团的野蛮行径。由于督军团实际上是北洋政府内部的政治派别，因此反对派们还纷纷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取缔所谓的“省区联合会”，惩治倪嗣冲和张勋等人。
看到全国都在谴责倪嗣冲等人的督军团，冯国璋也开始指责起督军团来。
实际上，冯国璋对倪嗣冲等人一向都没有好感。而起因，自然就是冯国璋召开南京会议，曾经遭到倪嗣冲的极大破坏。
在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的时候，倪嗣冲曾提出要驱逐唐绍仪的动议。但是，“长江三督”冯国璋、李纯和王占元，都由其代表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倪嗣冲不仅不予理睬，而且还擅自做主，代替冯国璋等人在驱逐唐绍仪的通电上签了字，而实际上冯国璋等人并没有亲自签字。
这样一来，当这份通电发表之后，很自然地遭到了冯国璋、李纯和王占元的否认，他们都指出自己与这份通电毫无关系可言。这不仅弄得倪嗣冲等人十分狼狈，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除此之外，冯国璋在这次会议召开期间，就多方动员与会代表撤离会议。
基于对冯国璋的尊重和信服，不少代表果真中途离席，甚至一度导致倪嗣冲不得不中断会议的进行。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冯国璋究竟为什么会那么反对倪嗣冲等人呢？
除了上面说到的历史上的原因（也就是南京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才是关键，这就是冯国璋其实在通过反对倪嗣冲等人，来拆段祺瑞的台。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虽然在倪嗣冲等人遭到全国舆论谴责的那段时间，段祺瑞也曾经表示自己并不支持倪嗣冲和张勋等督军团的做法，甚至还致电给倪嗣冲，说他做过了头，并且还亲自副署了北京政府禁止军人干政的一份训令。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倪嗣冲和张勋等北洋督军团暗中却是在段祺瑞的纵容下才日渐嚣张起来的。
用当时一份报纸的评论来说，段祺瑞“别树二、三悍将于外，使国会无日不发生危险之机，以挟持国会，俾国会不得不昵以就己”。换句话说，利用倪嗣冲和张勋等人对国民党的反对，来阻止和破坏即将举行的国会，从而达到自己继续掌权的效果，才是段祺瑞的真实目的。对于这一点，冯国璋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才说冯国璋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反对倪嗣冲等人的督军团，实际上则是因为他担心段祺瑞在北洋督军团的协助下牢牢掌控住政权。那样的话，不仅南方的各种反对派将会长期受到压制，就连自己也会有大祸临头的时候。因此，冯国璋反对督军团，就是在反对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独霸天下。
左右逢源的副总统
从冯国璋与督军团作对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得出来，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冯国璋最大的政敌已经逐渐变成了段祺瑞。只不过，冯国璋此时并不需要与段祺瑞撕破脸皮，他还是在继续自己的政治策略，那就是希望利用段祺瑞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南方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让自己成为第三股势力，并逐渐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