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收到袁世凯的命令后，冯国璋立刻召开了一个高级军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冯国璋制定了一个具体的作战计划。他说：“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也就是龟山）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攻下汉口之后，接着必须先拿下汉阳，而原因就在于占领了汉阳的龟山，夺取武汉就指日可待了。
正是由于这个考虑，冯国璋没有按照以往的军事作战原则，想要夺取武汉就先占领武昌，而是改为了先夺取汉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全新的作战方略。大家或许会好奇，为什么一向做事沉稳的冯国璋，这一次会打破以往的作战原则呢？
原因在于，当时北洋军在军队人数上并不占据优势，起义军由于有了湖南等地的上万援军，加上士气高涨，因此要想直接进攻大军驻守的武昌，是很难取得胜利的。而要想获胜，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进攻方向。
冯国璋经过调查，发现汉阳的守军力量比较薄弱，加上汉阳镇城防并不坚固，北洋军带来的新式大炮完全可以派上用场。在综合考虑之下，冯国璋才做出了先取汉阳、再下武昌的决定。
就在冯国璋做出这个正确决定的同时，守卫武汉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却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利用武汉城中的优势兵力，全力夺回汉口。
这种做法，无疑显得没有全局观，是一种寸铢必争的小家子气做法。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黄兴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确实要比冯国璋差多了。他就没有想到，万一分兵去夺回汉口，即便拿下来了，却又丢了武昌的门户汉阳镇，岂不是得了芝麻丢了西瓜？
很显然，黄兴的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起义军的失败。在北洋军的不断增援下，汉口又哪有那么容易夺得回来呢？结果，黄兴派去夺回汉口的军队损兵折将，被打得几乎溃不成军。
也就在打退了黄兴反攻汉口的军队之后，冯国璋抓住有利战机，在第二天就命令李纯率领北洋军按照既定计划进攻汉阳。11月20日，分成了甲、乙两支军队的北洋军从侧翼展开了进攻。守卫汉阳的起义军没想到北洋军会先来进攻这里，一时之间慌了阵脚，只能紧紧张张地开始反击。
到了21日，李纯开始强攻汉阳，各种重火力武器都派上了用场。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洋军先后占领了美娘山、锅底山和扁担山等战略要地。11月26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起义军最重要的防守点三眼桥。起义军见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全面溃逃。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北洋军于27日顺利攻下了汉阳。
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袁世凯十分高兴。他立即向朝廷汇报，并保奏冯国璋为“二等男爵”。此时的清廷，对于袁世凯的所谓保奏，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就这样，立了战功的冯国璋再次得到了升迁。
得知自己升官之后，冯国璋当然很开心，也很振奋。他觉得，这就是自己最好的建功立业时机。于是，就在拿下汉阳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8日，冯国璋向袁世凯发去了一封电函，请求袁世凯批准自己立即率军攻打武昌。
然而，让冯国璋感到十分意外的是，自己的请战信却被袁世凯一口否决了。
不仅如此，袁世凯似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在回电中语气严肃地告诫冯国璋千万不要着急冒进，而且“不接指示，不得轻举妄动”。看到袁世凯前后态度的巨大反差，冯国璋一时之间真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看到这里，有朋友会问，袁世凯为什么翻脸像翻书那样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当时中国整个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
在前面我们曾经说到过，早在10月中旬的时候，袁世凯就已经开始跟革命党人接触，想要商谈“和平谈判”的事情。只不过，当时的革命党人士气正旺，没有接纳袁世凯的建议。可是，到了11月，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革命党人接连失去了汉口和汉阳，武昌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因此，11月20日，袁世凯再次派刘承恩到汉口，与黎元洪的代表孙绪发等人协商如何和平解决争端。这一次，双方谈得很融洽，尤其是革命党人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革命党人打了败仗，没有了先前的底气了嘛。
紧接着，到了11月29日，在先前洽谈的基础之上，袁世凯觉得可以与革命党人进一步加深接触，于是就让大儿子袁克定派遣与汪精卫等人关系亲密的朱芾煌，带着一封密函到武昌去直接面见黎元洪。至于这封密函的内容，则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约定，只要他能成功逼迫清帝退位，那么革命党人就应该公推他为大总统。
本来，朱芾煌的此次行动十分顺利，在武昌见到黎元洪之后，两人谈得也很投机，黎元洪甚至当面表示赞同袁世凯密函的内容。可是，就在朱芾煌办完事情，从武昌返回到江北的途中，却被驻守在那里的北洋军岗哨给逮住了。
这些哨兵们从朱芾煌身上搜出了一个写着“钦差大臣袁”的护照，觉得朱芾煌形迹可疑，就给扣留了下来。很快，消息传到了冯国璋那里，他亲自前来盘问，结果仍是认为朱芾煌来历不明，必须暂时扣押。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幸运的是，办事缜密的冯国璋事后立即向袁世凯汇报，并征求他的意见。
袁世凯听说后，简直哭笑不得，只能马上让袁克定给冯国璋回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朱即是我，我即是朱，若朱有难，愿来汉与之拼命。”冯国璋看到这个电报，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鬼鬼祟祟的朱芾煌竟然是袁大公子的亲信！随后，冯国璋立即释放了朱芾煌，并派专人把他护送回了北京。
尽管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冯国璋依旧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袁世凯对自己的态度会发生那么快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还是在自己立了功，准备再立新功的时候？不过，经过这件事情，冯国璋敏锐地察觉到，袁世凯的确改变了对待南方革命党人的态度，至少是不再一味赶尽杀绝了。不仅如此，冯国璋感觉到，袁世凯还有着与南方革命党人停战谈判的可能。
虽然有了这些认识，此时的冯国璋却还是没有彻底明白袁世凯的心思。
于是，在袁世凯否决了他尽快进攻武昌的请求后，冯国璋几次致电内阁请战，要求同意自己率军拿下武昌，同时给自己增派援军和补给军需。对于这些请求，此时一心想着如何与南方革命党人合作逼迫清帝下台，从而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来说，自然是充耳不闻的。
可是，大批北洋军已经屯兵武昌城外，随时候命，究竟是战是和，总该有个明确的指示吧！因此，袁世凯虽然没有正面回应冯国璋的请战，但是却一方面派人到汉阳去面见冯国璋，对他进行旁敲侧击的提示，但是却不一下点破；另一方面则直接命令冯国璋继续保持停战状态，等到半个月之后再说，而理由则是南北双方正在进行议和。
袁世凯的这些举动，让冯国璋开始起了疑心。他似乎已经洞察到了袁世凯的用心，但是又不太肯定。而且即便自己肯定了，同样也不能说穿。毕竟，从私人交情上来说，袁世凯和冯国璋之间是十分亲密的。不过，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有了不同于袁世凯的政治立场。
据说，袁世凯派来的亲信曾旁敲侧击地询问冯国璋：“革命军一旦反攻过来，你如何办？”很明显，这个问题是在试探冯国璋对于革命党人的态度。冯国璋听后，十分直接地回答道：“只有精忠报国，不知有他。”也就是说，他会率领北洋军跟起义军，也就是他眼中的“叛军”决一死战。
不仅如此，当后来冯国璋知道当初抓住的朱芾煌曾经携带的密函上，竟然有联合南北政治势力逼迫清帝退位的内容，他简直是后悔莫及，觉得自己当初就不应该放走朱芾煌。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很多人才说，这个时期的冯国璋是一个典型的保皇党。他虽然是袁世凯的亲信和得力大将，但是他心目中真正效忠的还是清王朝。不过，这样的政治态度，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究竟又可以坚持得了多久呢？不久之后，该变的还是变了！
要共和，还是要君主
冯国璋的态度，直接导致了袁世凯对他的暂时不信任。袁世凯认为，冯国璋虽然是一个难得的将才，而且跟随自己多年，但是如果不能很快就跟上自己的思路，并且密切地予以配合，就基本上是弊大于利的。
假如这个时候继续把冯国璋留在南方指挥那么大一支军队，搞不好哪天还会成为自己的对头。因此，在南北双方准备着议和的时候，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冯国璋从武昌那个是非之地调回来。
就这样，1911年12月9日，在袁世凯的提请下，清政府下令改任冯国璋为陆军部第二军的军统，专门负责保卫京津一带的安全。至于他原来担任的第一军军统一职，则由段祺瑞接任。
实际上，段祺瑞在政治思维上，确实要比冯国璋来得灵活。他早就从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之中，猜出了一个所以然来，因此冯国璋还在湖北拼命卖力的时候，他就已经支持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合作，赞同逼迫清帝退位了。
见这位爱将如此明白自己的心思，袁世凯也很放心，于是就让段祺瑞到武昌去接替了冯国璋的第一军军统一职。
很显然，清政府的这个命令让冯国璋觉得有些委屈：自己明明战功显赫，却突然没有缘由地被调走，自己还想着再为国家建功立业呢。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政治形势大不如前，现在想要建功立业就不能靠流血打仗，而是要靠头脑灵活，以及嘴皮子的谈判和协商。
冯国璋的这种情绪，清政府和袁世凯都十分明白。因此，为了让冯国璋心甘情愿地接受命令，清政府还委任冯国璋担任了禁卫军的最高长官。
就这样，12月14日，在与老同学段祺瑞交接完了第一军的全部工作和权力之后，冯国璋需要离开湖北了。实际上，此时的他心里已经很厌恶这个地方，巴不得早走早心安。
不过，在临走之前，冯国璋还是接受了前来武汉进行南北和谈的北洋武备学堂教官廖宇春等人的拜访。实际上，廖宇春等人来拜访冯国璋，是奉了袁世凯的委托，把已经拟好的调停南北方及请求清帝逊位的意见书给冯国璋看，并征求他的意见。可是，此时的冯国璋已经不想过多介入这次和谈。在简短的接见和闲谈之后，冯国璋就于12月10日匆匆忙忙地坐火车回北京了。
不过，很有趣的是，回到北京之后的冯国璋，在政治态度上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由于这一次的政治低潮，让冯国璋变得更加灵活起来。
当然，还有一个更有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回到北京之后，冯国璋跟袁世凯以及一些南方革命党人有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和理解。加上没有了繁杂的军务，此时的冯国璋可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眼前复杂的政治局势。最终，冯国璋看清楚了局面，在政治态度上有了前后很大的不同。
不过，我们依然要说，回到北京之后的冯国璋，并不是一下子就从绝对效忠清王室转变为支持和帮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毫无疑问，这个转变是慢慢形成的，而且之间经历了不少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一个人的转变，尤其是政治思想立场上的转变，绝对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情。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那么，冯国璋的政治思想立场又是如何转变的呢？让我们从他刚回北京时的情况说起。
冯国璋回到北京时，已经是1911年的年底了。那段时间，他在密切地关注着政局的变动。1912年的元旦那天，南下参加和谈的廖宇春回到了北京，他再次前往冯国璋的府邸拜访，并且讲述了自己这次南下谈判的各种经历和感想。
当廖宇春谈到南方革命党人的领袖时，冯国璋顿时流露出不屑的神情。
他十分严厉地批评道，这些所谓的革命党人其实就是“一班佻达少年，意气用事，各争权利，势必自相残杀”。
换句话说，在冯国璋眼中，当时的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革命党领袖，根本就是些跳梁小丑，不仅没有什么政治智慧，相反只会把局面搞得越来越糟。而且他们的所谓革命根本就是一个幌子，其真实目的依旧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捞取政治资本。
当廖宇春试探性地询问冯国璋关于共和制的态度时，冯国璋更是十分坦率地指出，中国人的政治经验太少，而且人格低下，文化水准良莠不齐，又哪里能够实行所谓的民主共和呢？
不得不说，冯国璋的这个见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到了民国政府建立以后，国会的所谓民主选举不断闹出丑闻的时候，更是能看出冯国璋的这个见解其实是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现实的。
就在廖宇春前去拜访冯国璋的第二天，也就是1912年1月2日，冯国璋联名姜桂题等十五位北洋将领致电袁世凯，表示他们坚决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反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所谓共和制。
在这份电报中，冯国璋等人措辞十分激烈，甚至用到了“均主死战”这样的字眼。换句话说，只要革命党人敢于逼迫清帝退位，实行所谓的共和制，那么他们将会率军与之决一死战。
面对冯国璋等将领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派廖宇春于1月5日再次来到冯国璋府邸，劝他放弃决一死战的念头，转而赞同共和制。